【摘 要】本文从翻译的基本内涵入手,阐释了翻译理论在我国的发展至钱钟书先生“化境”译论的提出。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译论具有鲜明的创新意识,肯定了译者结合译语的优势,实现对原作的艺术再创造。通过文化差异方面的分析译者进行创造具有必要性。然而“笔补造化”的再创造并不是任意妄为,应当“从心所欲不逾矩”,即要把握好“分寸”。
　　【关键词】翻译理论 钱钟书“化境” 创造性 文化差异 分寸
　　
　　一
　　
　　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新的世界,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人类依靠翻译,相互沟通,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在思考与交流中走向成熟走向文明。翻译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奈达(nida)认为,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很复杂很具体的事情,涉及各种关系、矛盾和对立因素,不是语言、言语、思想、内容、信息、对等物这些概念可以表达清楚的。因此可以说,翻译是一国语词在另一国的用法。一个词包含着一国的哲学、语境和文化,正如一滴水包含大海的所有元素”。
　　
　　二
　　
　　谈到近代翻译理论,影响最大、经久不衰的首推严复的信达雅。严复在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序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wwW.11665.coM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他的译论一出便备受学术界推崇,影响所及几乎到了“译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被奉为“评衡译文者的唯一标准,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傅雷先生模拟我国传统的绘画理论,提出翻译应当像临画,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强调重“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先生重视境界,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他标举“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条翻译标准以“化境”解释文学翻译活动的心理本质,比“神似”更加贴切,涵盖面更加广大,是对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大发展,被翻译界广为认同。

　　三
　　
　　钱钟书先生从汉代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里的一段训诂引伸出文学翻译的性质、功用、理想和境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引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鸟兽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钱钟书先生所标举的“译笔正无妨出原作头地”,流露出鲜明的创新意识。但“化境”说的创新意识,则首先表现在钱钟书先生对翻译的性质与任务的严格限定,它规定了翻译与“借体寄生”的写作之间的界线,其次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以“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来揭示文学翻译的艺术规律。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译作在语言上的超越,标志着译者的艺术再创造的显现,同时又容易给人造成背离原文的感觉。于是,“信”与“美”的矛盾凸显出来,引发翻译理论界无穷的论争。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翻译思想以“信”为本,强调译者对原作的忠实,所以以原作为中心的“直译”就是一种规范和法则。这种翻译思想和艺术风气影响和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表达习惯和评价标准,形成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规范。但只有“信”是远远不够的。译作要忠实于原文不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就必然要丧失原作的风味;要保持原作的风味,就必然会流露出翻译的痕迹。钱先生说,以往有的翻译理论,机械的理解“信”,把“信”绝对化了。有人把“信”看作对原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绝对的统一,而把“得意忘言”看作对“信”背离。其实,“得意忘言”是译者在艺术生成中的创造,是对翻译中的不可避免的流失的弥补,也是对“信”的弥补,是另一种“信”,形异实信。
　　翻译上的“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并非译者的刻意追求。钱钟书先生在其《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一文中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的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由此可见,文化的差异使得文学作品具有抗译性,所以原作要保持自我,但在进入另一种文化语境时不自觉地被异化,最终化为非我。因此在异国语言文化里,原作的形象和意味必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译者在最大限度的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审美观点和标准,利用好译语的优势,进行对原作的创新。只有这样,原作才能在另一种语境下被广泛接受。但是这种艺术的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译者不能信马由缰的完全脱离原作,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分寸的基础之上。这个度要在整体中把握原作,把原作的境界纳入到自己的译作中去。当然不同的译者由于艺术修养,思维观念,审美标准的不同,这个度也会有差别。但是,不管“矩”是具体哪一种,只有有了它,才能“随心所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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