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对隐喻的认知一直处于逐步发展和深入的过程。继非构建主义和构建主义两大理论阵营在隐喻研究中分别阐明自己的观点之后，作为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halliday也以其独特的视角提出了语法隐喻的概念。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以上三种隐喻学派，分析语法隐喻的研究现状，并指出语法隐喻应借鉴其它学派在隐喻解释上的合理因素，以进一步丰富发展语法隐喻的研究手段并深化人类对隐喻的认知能力，
　　关键词：语法隐喻；非构建主义；构建主义；现状；发展
　　
　　自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对隐喻现象的跨学科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针对隐喻本质的众说纷纭的解释和争论中，非构建主义和构建主义两大阵营逐渐分现出来(ortony，1979)。非构建主义的主要代表是以chomsky为首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他们将隐喻看作是附属于语言之上的语言偏离现象(lingui stic deviations)(ching，hal ley and lunsford，1980)，并强调“字面表达”与“非字面表达”之间的区别；而构建主义的倡导者则是互动理论学派的black以及认知语言学家lakoff，与chomsky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们将隐喻界定为存在于整个语言使用过程的潜在的认知机制，强调了隐喻性表达的认知价值，因此就其起源来说，隐喻是讲话者积极的驾驭语言的结果，隐喻与非隐喻性表达之间至多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朱永生，严世清2001：121)。
　　作为功能语法学派的创始人，halliday也对盛行于中世纪的语法隐喻现象(与halliday的相应概念并不完全相同)与20世纪中后期涌现的纷繁的隐喻理论作出批判性的学习与思考，并创造性地在功能语法框架下提出了语法隐喻的概念。Www.11665.COM
　　
　　一、研究现状：构建主义还是非构建主义?
　　
　　隐喻性表达是相对某种非隐喻性的或“字面的”表达形式而言的，尽管在halliday的语法隐喻中，他更倾向于使用“一致的”这一术语来替代“字面的”。从表面上看，halliday的这一措辞似乎暗示其观点与非构建主义观点相一致，将隐喻性表达看作是背离语法规则的语言现象，但是，一旦深入了解halliday的隐喻观，这种误解很快就会得以消除。首先，在halliday看来，将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划分为“一致的”和“隐喻的”，并不是因为一致的表达方式是更好的或者更常用的，更不可能是什么规范，而隐喻的使用和选择，本身就是由语言使用者所作出的颇具意义的选择，这就与非构建主义的隐喻观完全相反。再者，halliday认为，将人类经验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本身就应该算是一种隐喻过程，而我们所谓的隐喻性表达，既然是存在于语言内部的另一种更深维度的转换表达方式，也就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halliday，1994：343)，换句话说，“一致的”表达和“隐喻的”表达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存在于程度上的相对的不同。因此可以说，halliday的隐喻观与构建主义观点有更多的共通之处。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halliday的语言哲学思想，我们就会发现，语法隐喻理论和构建主义的认知隐喻理论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并且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区别于传统语义学所关注的语义的内部关系，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关注的是语义的外部关系，即语言、客观世界和语言使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在halliday看来，意义不是僵化的成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换言之，意义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之中，意义的产生就与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每一次选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回到语法隐喻这一问题上来，我们不难发现，鉴于语法形式上的选择也是有意义的选择，语法隐喻也是一种语义现象， 这一点，与构建主义者将隐喻看作是一种与人类认知机制休戚相关的语义现象的认识是相通的。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语法隐喻就归属于构建主义学派了呢?下此定论似乎依然不妥。不同于包括构建主义者以及非构建主义者在内的主流语言学派对语义或者词汇层面的广泛的隐喻研究，halliday始终将语法隐喻现象界定为超越小句范畴之外的隐喻性表达方式，虽然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但也的确体现出语法隐喻在隐喻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构建主义和非构建主义的十字路口上，halliday最终选择了一条更贴近构建主义的道路，而二者中任何一方的发展也都会毫无疑问的为对方的下一步走向提供借鉴意义。
　　
　　二、如何发展：缺陷和改进
　　
　　语法隐喻的提出对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隐喻的研究领域从词汇扩展到了语法，对隐喻的重新界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解释隐喻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与此同时，语法隐喻理论依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值得我们思考和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由于实际语料分析和运作机制阐述上的局限性，语法隐喻理论自身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对概念隐喻的解释上，halliday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科技语篇中的名词化现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使用现象。(2)halliday指出概念隐喻的具体运作机制包括三个阶段，并进行了详细阐释(selection of processtype，configuration of transitivityfunctions以及sequence of group-phraseclasses)，但是，在对人际隐喻的阐释中却并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机制。

　　因此，我们认为，像其他隐喻理论(比如构建主义者的认知隐喻理论)以及其他的语言学分支理论(比如语用学)一样，语法隐喻也应该具备更为强大的理论包容力，以吸取更多的有益因素来完善和发展自己。
　　一方面，halliday理论中语言现象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而没有深入触及人类的心理认知层面，这就会不可避免的导致语法隐喻理论的局限性。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曾明确指出整个语言学研究的焦点和重心应该是该种语言的使用者，因为他们的心理认知机制会在各种语言活动中发挥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当然，我们并不是说lakoff和johnson等人的研究足以取代halliday的理论，而是认为它完全可以作为halliday语法隐喻理论的有益补充，而这两种研究视角的合理结合也必将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助于我们在探索隐喻本质的道路上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尽管halliday本人将语法隐喻理论视为其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详细阐述了它的理论起源、社会功能以及表现方式等相关内容，但是，在隐喻表现方式的选择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语境因素，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之下，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和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则为我们如何理解不同的隐喻表现方式提供了丰富而深入的探讨和解释，这对深化halliday的隐喻研究和语境研究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朱永生。2005)。
　　另一方面，语用学领域中取得的一些成果也对增强语法隐喻的解释力具有积极意义。例如，依据halliday的理论，相对于“you need to write me a letter”这个最具一致性的表述，“what you need todo is to write me a letter”则因为不存在谓语动词而更多的体现出“关系”过程而非“动作”过程，因此属于非一致性表述。当然这两种表述从语法上说都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却在于，单从经济角度而言，如果意义可以通过一种更为简洁的表述表达出来，我们就应该避免相对冗长的表述方式。但事实却是这种看似冗长的表述方式却依然被人们频繁使用，这就足以使我们达成一种认识：一定有某种因素在支配着或影响着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形式的选择，而预设(presupposition)。作为语言交际双方对共有知识背景的假设，就在此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引入预设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解释说，如果说话者使用“what you need to do is to writeme a letter”这种表述方式，那么就说明说话者已经预先设定听话者是知道自己要做些事情的，只是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而已；但如果说话者选择“you need to write mea letter”这种表述方式，则表明说话者预先认定听话者是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一些事情的。因此，在分析“非一致”表达方式的生成上，恐怕也只有引入预设理论才能对语言交际者有话不直说的原因做出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了。
　　综上所述，尽管与构建主义理论存在很多共通之处，halliday的语法隐喻理论依然凭借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在当今语言学领域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但是，任何理论一旦停止发展、裹足不前，都不可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力。作为语法隐喻理论研究者和学习者，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护短，而是要客观面对其他学派理论的合理性存在，并积极的取长补短促进自我发展。虽然在某些观点的认识上我们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这并不能阻止语法隐喻理论合理借鉴其它语言学派在隐喻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并在探索隐喻本质甚至语言本质的道路上走得更久、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