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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终尽

原文作者:佚名

 2012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已经过去几天了,安迪·穆雷依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四次闯入决赛后,他终于战胜了伟大的费德勒,第一次举起了大满贯奖杯。
  他回到萨里,那儿的树荫下有他和女友金·西尔斯共同的家。一起的还有他们爱犬,边境梗麦吉·梅和拉斯提。在这座价值500万英镑、有六间卧室的豪宅中,唯一重要的事是在中央球场取得胜利。七月夏夜的回忆是如此美妙,直到此刻他模糊的头脑才清晰起来:安迪·穆雷是温网冠军。
  然后,像所有拙劣的剧本一样——他醒了。一个梦,潜意识的恶质玩笑,虚幻的午夜狂欢,醒了。
  如今,穆雷可以微笑着描述那场梦境。在糟糕的头两个月后,25岁成为他的黄金岁月:先是奥运金牌,接着在美网法拉盛加冕大满贯,然后在2013年初澳网中杀入决赛,将atp排名提升至生涯新高的世界第二。然而,即使如此,即使此刻我们坐在他迈阿密越冬别墅的摄影房内,和煦可爱的午后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那场梦依旧如生动如新,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疼痛的夏日清晨。
  “所有细节,我都还记得一清二楚。”他笑着说,露出牙齿。“在梦中,我如何赢下了决赛,把奖杯抓在手里的感觉,那种心情……我是冠军。然后我醒了过来,瞬间意识到刚才的一切是梦。非常逼真,但依然是假的,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非常沮丧。”
  创伤可以愈合,残酷的记忆却不会消失。WwW.11665.Com无论如何,在温布尔登与挑战者杯擦肩而过,已经成为穆雷关于失败最难释怀的回忆。不仅仅因为那是温网,也不仅仅因为那已是第四次大满贯决赛的失利,最深的痛楚来自他已竭尽所能。穷己气力、技巧,打出了前所未有的精妙回击。将一切都倾注在赛场上,却发现依然不够。
  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心中翻搅:也许他永远都不会足够好。[论文网]
  “第一次失去大满贯,我才21岁,仍在上升期。输掉美网并不特别难过,倒是打进决赛已经很开心。在那以后,我越来越了解到这项运动的历史,随之意识到在这样的大赛中对决如此天赋优越的对手意味着什么,心态就起了变化。输球后站在温布尔登的看台下往上看,那里有你的整个家族,整个团队,你会觉得自己辜负了所有人。”
  然而,就像人们常说的,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跌倒过,而是能不能重新爬起来。穆雷做到了。“做梦的那个早上,正好是我恢复训练备战奥运的第一天。它成了我的动力,激励我练得更狠,做得更好。从那天起,我打出了最好的网球。训练场上的每一次击球都让我感受到自己提高,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积极地面对大满贯失利。”
  欲知后事?他大可悠然自得地呷一口无醇香槟(虽然他其实并没有),透过胜利雪茄的轻烟静待……历史自会为你陈说。正是从这里起,故事变成了历史:他没有辜负任何期待,优秀得足以让梦想变为现实。与梦中“预演”的唯一差别,就是这一次没有激烈的庆祝——那不是穆雷的风格。他说:“在经历了至今为止的职业生涯后,我终于再不必为他人的期待焦虑,这感觉真好。就好像开启了自己生涯的第二程,这一次可以专心于其他目标,不变的是继续向前。”
  2013年版的安迪·穆雷,给人留下第一印象的是他超凡的自在。t恤,运动鞋,宽松的阿迪达斯运动裤:委婉一点,这身行头大概算是“沙发风尚”,然而穿着它的主人镇定,洒脱,悠然;甚至称得上健谈。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话题从大屏幕中播放的皇马vs曼联欧冠联赛、重量级拳击(他与大卫·海耶是密友),一直到喜剧鬼才威尔·费雷尔和他家狗狗的排泄纪律(“从伦敦搭乘飞机到迈阿密,一路上都没有撒尿——惊人的憋尿能力”)。他常常微笑,不时大笑,有一种仿佛罗兰加洛斯的泥土般干巴巴的幽默感,那些流行的描述显然出自误解——眼前的安迪·穆雷既不忧郁,也不阴沉。好吧,也许确实有点阴沉。对此他这样解释:“我的声音听起来比较平板乏味,不过它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内在与声音或穿着无关。”
  外貌也许确实不意味什么,但今日的穆雷,看上去较2005年初登网坛的样子变化良多。眼前的男人颧骨很高,直如斧凿,躯体精干。清晰的身体轮廓是严格锻炼的成果,周身线条鲜明得堪比围绕球场的铁丝网格。肤色介于深粉与浅棕之间,看起来非常健康,泛着微微的光泽。而刚出道时的穆雷消瘦又苍白,看上去敏感而易激,仿佛一个坏脾气的少年人,挟着满身戾气就闯进职业竞技的世界里(当然了,少年人都是满身戾气的坏脾气,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把它倾泻在中央商场而非中央球场里)。
  沿着时间轴继续回溯,这次定格在镜头中的是一个苏格兰小镇的男孩。他在邓布兰长大,同样是启蒙教练的妈妈认为“资质平平”。茱迪·穆雷曾是职业网球手和优秀的教练,对选材颇有心得。在她看来,安迪甚至不及自家年长15个月的哥哥杰米。然而,集中力和协调性的劣势并非不可弥补,帮助小安迪做到这一点的,是燃烧的斗心与战意。他坚持下来,在八岁时赢得第一个冠军(索利哈尔区十岁以下儿童网球赛)。为了获胜他挥拳、咒骂、给自己鼓劲,这些习惯统统都保留了下来,至今仍时时上演。自那时起,无论面对作弊的同龄孩子还是咆哮的对手家长,他从不畏惧。这份早熟来自父亲威尔的教导,每次送别儿子出门参赛,他都告诉安迪:“放手干,让他们都见鬼去吧。”这个顶着淡金色刺毛头的男孩子伶牙俐齿,笑容淘气,活像苏格兰土生土长的巴特·辛普森(辛普森迷们记得巴特是怎么说的吧,“我可不是书呆子,我只是个不想动的运动家。”),却就要走上成就伟大的道路,一往无前,不可阻挡——无论那是九岁时父母离异的创伤,还是邓布兰枪击案留在心里的阴影。1996年,当地一名童子军训练营的组织者闯入穆雷兄弟就读的小学,持枪射杀了16个孩子与1名教师。凶手汤马斯·汉密尔顿甚至与穆雷一家相识。整个小镇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这也就不难理解,长大后的穆雷依然对这个话题回避不及。自传《长大成人》中,他罕见地提起这一事件,称自己对当日的记忆淡薄,更不愿回想。然而,惨案不曾消磨他对家乡的爱,他的外公外婆(罗伊与雪莉·欧斯金夫妇)现在仍于此居住,穆雷最近更斥资180万英镑,买下哥哥曾经的婚礼举办场地——克罗姆利克斯庄园酒店。去年九月美网夺冠后,最让他自豪的,就是回家时受到的狂热欢迎:这一次,他让邓布兰的名字与光荣和欢乐联系在了一起。

谈到当时两万人的欢迎人群,他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常回去,所以无法预料会有多少人来看我,场面会不会很热烈,我会是什么感觉。结果我见到了许多学生时代的老朋友。我们一起走在家乡的大路上,穿街过巷,闲谈聊天,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这样衣锦还乡,可有宣泄情绪的意思在?“不,不是那样的”,我的问题令他不悦。“自成为网球手的第一天起,我就为给家乡增光而努力。我不

觉得输掉美网,他们对我的感情就会改变。我只是高兴自己赢下了比赛,让大家可以为之自豪。”
  整个访谈中,穆雷吐露最多的心绪,就是不想输球让人失望。输了的时候,他会觉得辜负了家人,朋友,团队,故乡,甚至不相干的人们的期待。获胜时则与之相反,最希望与自己重视的人们分享。在像网球一样的强调个人对抗的领域里,这种感恩之心尤为珍贵。穆雷有一种真诚的信念,那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年来获得的支持,他不可能走到今天。如果不是爸爸妈妈尊重他的决定,在2002年支付高达每年25,000英镑的膳宿费,把15岁的幼子送到远在西班牙的桑切斯·卡塞尔网球学校,可能我们根本不会获得机会,像今天一样分享他的网球故事。
  “离家最初的十来天很艰难,但适应后我就爱上了那里的生活”穆雷的言辞很热切,“被催逼着成长的经历帮助我度过从业余到职业的转型期,但最重要的是,那段时光本身无比美妙,这大概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棒的选择。”
  在穆雷横空出世前,蒂姆·亨曼是整个英国网球界的希望之星。回忆起与后辈的初遇,他说:“距离我们见面大概还有一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听说过安迪的名字。当时圈内人就都说穆雷非常出色,不是因为他某个环节做得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他具备极佳的比赛阅读能力,总能在恰当的时机挥出恰当的一拍。何况他有拼搏的精神,那么年轻,已经通晓取胜之道。当然,他的动作和球风仍有不足之处,但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有这些问题很正常。”
  戴维斯杯代表队中,他们终于见面,然后很快成为朋友。据穆雷回忆,他对当时的英国头牌心存敬畏,进入职业选手们的世界也叫他心中打鼓。亨曼却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心目中,年轻的苏格兰人恭谨有礼,对球场内外的事都满怀求知的热忱。亨曼就像一个导师,有着许多可供穆雷学习的东西,尤其是那与媒体周旋的技巧:不要说真心的话,而要说得体的话。
  这就可以解释,穆雷为何总面对麦克风时心怀戒备。他的表现说不上木讷,也愿意回答所有的问题,却总透着政客式的谨慎气息。你可以问他怎么看费德勒糟糕的发型,或者要求对纳达尔过于发达的右臂肌肉发表看法,他一概应以心领神会的笑容,挨个作答,礼数周到:并非未觉察到送上门的话头,却选择绕开,不愿奉陪。他保住了内心世界的秘密,不与人话柄的代价却是生硬地不近人情。这门课出师不易,穆雷要学的还有太多。
  我问亨曼,能不能说,穆雷的刻意沉默都是他的错?亨曼哈哈大笑,“你瞧,网球运动员们被盯得如此紧,以至于你根本不能分心。你得百分之百地投入到在做的事情中去。与球员时代的我相比,安迪要性情激烈得多,于是难免踩到雷区,与媒体发生冲突。我曾经想,穆雷年少时,大概把这看做打仗,并且志在必得;而现在,他明白了。这场仗,根本就不值得去打。”
  亨曼特别提到了一件已被湮没的旧事。19岁时,穆雷接受了《每日邮报》记者德斯·凯利的专访。在围绕2006年世界杯话题谈笑风生的轻松气氛里,穆雷打趣道,他打算在每一场比赛中支持英格兰的对手。很快,他被渲染成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外公外婆和女友都是英格兰人且自己就住在英格兰的事实没能帮到他,只给这一判断又加上定语:“两面派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这就像个笑话,但穆雷可笑不出来。从此,他对英伦媒体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我感到非常遗憾,难道他不觉得媒体比那时候更喜欢他了吗?
  穆雷陷入了深思。“这个问题很棘手”,他最终开口了,“作为运动员,我要做的全部就是尽己所能地成为一名优秀的网球手。是否受人喜爱与这个目标并没有关联。然而,坦诚地说,经过这些年,我已经明白自己不会在发布会上或者采访中妙语如珠。我尽量说真话,但它们会很无趣,因为我不想被卷入任何风波。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那样的。”
  这种误解会困扰他吗?“不,如果有一天,我身边的人开始说我变了,变成了一个混蛋,或者别的什么,那我才会感到困扰。这才是需要严肃面对的事。电视无法告诉你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摄像机可以轻易地误导你,欺骗你。事实上,逗人高兴并不太难,而实事求是要难得多。”
  我好奇,如此防微杜渐地塑造出“温吞无害”的形象,是不是很累?
  “现在不会”,他拿出一副事实如此的口吻。“头几年就和你想的一样,学会面对公众很不容易,要专心听提问,精确地组织语言,同时确保接下来要说的话不会冒犯任何人。”
  讽刺的是,唯一的牺牲变成了他自己。几年来,他小心地封闭起内心,不挑起争议,所要承受的压力与期待却并不会因此而不再增加。结果是他在输球后哭,在赢球后也哭。去年,当他终于在温网的中央球场对盘问不休的苏·贝克情绪失控时,这就像迪斯尼电影终于演到了高潮:原来他也是人,不是死气沉沉的机器人。最终,当他不加掩饰地宣泄情感,许多质疑者反而为之倒戈。
  如果说建起心灵的壁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防御,把身体锻造成坚强的武器就是穆雷自主发起的进攻。正如亨曼指出过的,刚刚迈入职业门槛时的穆雷问题多多:为什么耐力不足?为什么会抽筋?是不是打得太保守?是不是不够有侵略性?球风还能改进吗?所有这些的关键不仅在于身心的成熟,更重要的,是全面改进比赛的愿望。
  为了“拥抱网球运动中身体对抗的一面”,他请来前草地网球协会教练杰斯·格林,为他管理身体,强化力量。作为体能教练,格林每年训练穆雷35周,帮助他增肌,塑形,提升体能——把体格从苗条的超中量级改造成结实的次重量级,同时又保持原有的迅捷轻盈。
  开始健身训练以后,格林赞美穆雷“认真而狂热”。然而,真正打动他的是年复一年,穆雷不但没有松懈,反而愈发刻苦。“我曾经以为这不会发生,但事实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更专注,更注重成效了。与此同时,私下里的心态则越来越放松,我想前段时间的成功推动了良性循环。”格林这样说。

谈到当时两万人的欢迎人群,他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不常回去,所以无法预料会有多少人来看我,场面会不会很热烈,我会是什么感觉。结果我见到了许多学生时代的老朋友。我们一起走在家乡的大路上,穿街过巷,闲谈聊天,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这样衣锦还乡,可有宣泄情绪的意思在?“不,不是那样的”,我的问题令他不悦。“自成为网球手的第一天起,我就为给家乡增光而努力。我不觉得输掉美网,他们对我的感情就会改变。我只是高兴自己赢下了比赛,让大家可以为之自豪。”
   整个访谈中,穆雷吐露最多的心绪,就是不想输球让人失望。输了的时候,他会觉得辜负了家人,朋友,团队,故乡,甚至不相干的人们的期待。获胜时则与之相反,最希望与自己重视的人们分享。在像网球一样的强调个人对抗的领域里,这种感恩之心尤为珍贵。穆雷有一种真诚的信念,那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年来获得的支持,他不可能走到今天。如果不是爸爸妈妈尊重他的决定,在2002年支付高达每年25,000英镑的膳宿费,把15岁的幼子送到远在西班牙的桑切斯·卡塞尔网球学校,可能我们根本不会获得机会,像今天一样分享他的网球故事。
   “离家最初的十来天很艰难,但适应后我就爱上了那里的生活”穆雷的言辞很热切,“被催逼着成长的经历帮助我度过从业余到职业的转型期,但最重要的是,那段时光本身无比美妙,这大概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棒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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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斯杯代表队中,他们终于见面,然后很快成为朋友。据穆雷回忆,他对当时的英国头牌心存敬畏,进入职业选手们的世界也叫他心中打鼓。亨曼却对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心目中,年轻的苏格兰人恭谨有礼,对球场内外的事都满怀求知的热忱。亨曼就像一个导师,有着许多可供穆雷学习的东西,尤其是那与媒体周旋的技巧:不要说真心的话,而要说得体的话。
   这就可以解释,穆雷为何总面对麦克风时心怀戒备。他的表现说不上木讷,也愿意回答所有的问题,却总透着政客式的谨慎气息。你可以问他怎么看费德勒糟糕的发型,或者要求对纳达尔过于发达的右臂肌肉发表看法,他一概应以心领神会的笑容,挨个作答,礼数周到:并非未觉察到送上门的话头,却选择绕开,不愿奉陪。他保住了内心世界的秘密,不与人话柄的代价却是生硬地不近人情。这门课出师不易,穆雷要学的还有太多。
   我问亨曼,能不能说,穆雷的刻意沉默都是他的错?亨曼哈哈大笑,“你瞧,网球运动员们被盯得如此紧,以至于你根本不能分心。你得百分之百地投入到在做的事情中去。与球员时代的我相比,安迪要性情激烈得多,于是难免踩到雷区,与媒体发生冲突。我曾经想,穆雷年少时,大概把这看做打仗,并且志在必得;而现在,他明白了。这场仗,根本就不值得去打。”
   亨曼特别提到了一件已被湮没的旧事。19岁时,穆雷接受了《每日邮报》记者德斯·凯利的专访。在围绕2006年世界杯话题谈笑风生的轻松气氛里,穆雷打趣道,他打算在每一场比赛中支持英格兰的对手。很快,他被渲染成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外公外婆和女友都是英格兰人且自己就住在英格兰的事实没能帮到他,只给这一判断又加上定语:“两面派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这就像个笑话,但穆雷可笑不出来。从此,他对英伦媒体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我感到非常遗憾,难道他不觉得媒体比那时候更喜欢他了吗?
   穆雷陷入了深思。“这个问题很棘手”,他最终开口了,“作为运动员,我要做的全部就是尽己所能地成为一名优秀的网球手。是否受人喜爱与这个目标并没有关联。然而,坦诚地说,经过这些年,我已经明白自己不会在发布会上或者采访中妙语如珠。我尽量说真话,但它们会很无趣,因为我不想被卷入任何风波。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那样的。”
   这种误解会困扰他吗?“不,如果有一天,我身边的人开始说我变了,变成了一个混蛋,或者别的什么,那我才会感到困扰。这才是需要严肃面对的事。电视无法告诉你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摄像机可以轻易地误导你,欺骗你。事实上,逗人高兴并不太难,而实事求是要难得多。”
   我好奇,如此防微杜渐地塑造出“温吞无害”的形象,是不是很累?
  “现在不会”,他拿出一副事实如此的口吻。“头几年就和你想的一样,学会面对公众很不容易,要专心听提问,精确地组织语言,同时确保接下来要说的话不会冒犯任何人。”
   讽刺的是,唯一的牺牲变成了他自己。几年来,他小心地封闭起内心,不挑起争议,所要承受的压力与期待却并不会因此而不再增加。结果是他在输球后哭,在赢球后也哭。去年,当他终于在温网的中央球场对盘问不休的苏·贝克情绪失控时,这就像迪斯尼电影终于演到了高潮:原来他也是人,不是死气沉沉的机器人。最终,当他不加掩饰地宣泄情感,许多质疑者反而为之倒戈。
   如果说建起心灵的壁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防御,把身体锻造成坚强的武器就是穆雷自主发起的进攻。正如亨曼指出过的,刚刚迈入职业门槛时的穆雷问题多多:为什么耐力不足?为什么会抽筋?是不是打得太保守?是不是不够有侵略性?球风还能改进吗?所有这些的关键不仅在于身心的成熟,更重要的,是全面改进比赛的愿望。
   为了“拥抱网球运动中身体对抗的一面”,他请来前草地网球协会教练杰斯·格林,为他管理身体,强化力量。作为体能教练,格林每年训练穆雷35周,帮助他增肌,塑形,提升体能——把体格从苗条的超中量级改造成结实的次重量级,同时又保持原有的迅捷轻盈。
   开始健身训练以后,格林赞美穆雷“认真而狂热”。然而,真正打动他的是年复一年,穆雷不但没有松懈,反而愈发刻苦。“我曾经以为这不会发生,但事实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更专注,更注重成效了。与此同时,私下里的心态则越来越放松,我想前段时间的成功推动了良性循环。”格林这样说。

蝶变的起点是伦敦奥运。输给费德勒仅仅数周后,穆雷回到了盛装的温布尔登,半决赛击败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决赛横扫费德勒报仇雪恨,摘得奥运男单的金牌。未及一月,又登顶美网,赢下自己的第一个大满贯。回忆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让穆雷笑了起来,神情自豪:“美网是一项成就,是我拼命努力后的回报;但奥运是一整趟完美旅程。”
  然而,大满贯的噩运终结后,穆雷最多感到的是如释重负:“夺冠当晚我并不特别兴奋,直到过了大概四五天,终于开始有了实感。”
  你,安迪,不兴奋?难以置信。他又笑了:“我知道你不相信。决赛后我睡不着,就那么坐着,心里几乎一片茫然。但一回到家,一躺到自家的床上,我开始回过神了。我和朋友们开了个派对,打网球认识的人也都来了。那天我很开心,和他们在一起分享让胜利的喜悦变得深刻了。”
  这场胜利还为他赢得了许多大人物的心。在纽约,半决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苏格兰贵族肖恩·康奈利与阿历克斯·弗格森不请自来——“这很棒,不过也挺超现实。见到他们后,我妈都喝多了。”还有凯文·史派西,他已经陷入了“穆雷狂热”:“我不知道骨肉皮(狂热的粉丝,尤指迷恋并跟随流行乐团的少女)是怎么定义的,不过自在伦敦成为安迪的球迷以来,看着他不断成长,我恐怕已经沦为她们同类了。”
  尽管身份显赫,史派西在法拉盛见到穆雷时,第一个念头是不想打搅他。“我很清楚,我不想成为一个要他打起精神应付的烦人家伙。但他人很好,说了很多赞美我电影的话,对我非常大方友好,我很感激他。后来,我们又在一些场合打过照面。”
  尽管拥有了名人的赏识、暴涨的人气和实至名归的网球成就,穆雷依然是那个真诚而有礼的年轻人。面对一切纷扰,他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摒弃一切消极影响,努力打网球”。显而易见地,他长大了,增添了智慧。也许他还愿意分享自己内心的变化:除了不变的渴望,现在的他有更多幸福,更少焦虑,并且毫无疑问地,更加充实。
  网球以外,穆雷过简单的生活:和女朋友闲逛,遛狗,喜欢电视剧集《抑制热情》和《办公室风云》,去看所有能看的球赛(“我是西布尼安俱乐部的球迷,但在英格兰的主队是阿森纳”),并痴迷于卡丁车。他给出一个大大的微笑:“我可是很认真的,我有赛车鞋和专属头盔,背面漆着神

秘试车手斯蒂格”。那么,重返乐坛呢?
  穆雷发出了悲鸣,而英剧《加文与斯泰西》的主演詹姆斯·柯登在世界某处偷笑。托了他2010年世界杯期间访谈节目的福,全世界都知道了穆雷在一首叫《自传》的歌里,给双打天王布莱恩兄弟伴唱rap。他继续哀嚎:“太可怕了,我不过是在辛辛那提的万豪酒店里用一个小麦克风对着一只小录音机来了那么一段,结果你们到现在还记得。”
  詹姆斯·柯登和穆雷在一次运动慈善募捐结上为好友。我拨通他的电话,柯登丝毫不同情好友的遭遇:“我爱安迪,不过我想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让那个录音重见天日了。但是,嘿,是你自己把它录了出来!谁没干过些傻事呢,别逃避呀。温布尔登,大事发生。手筋欠抻,头脑发昏。”
  虽然在音乐品味上有些分歧,柯登像其他受访者一样,对穆雷赞不绝口:“他无与伦比,但最吸引我的,是他如此无私。我遇到的体育名人中,再没有一个像他一样低调谦逊、礼貌真诚。”
  但是,在这一切之下,穆雷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心?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我个性随和,喜欢热闹,享受和朋友们在一起。刚成为职业选手时,孤独感常困扰我,但现在这都过去了。在球场上的我总是充满决心和斗志,但私下里并不暴躁易怒。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好斗,尖刻,可我这辈子还没有揍过任何人。没错,我总是给自己施压,总害怕输球会让人们失望,但这就是我的性格。”
  “人们恐怕不能理解,我对温网的感情有多深,”苏格兰小伙说,“我想赢得温网,我做梦都想拿下温网。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成为现实,但我会尽全力去争取。我觉得自己会赢吗?当然,我会赢。”
  终于,穆雷在这个夏天结束了整个英国延续了77年的等待。他向世人宣告,能够以耐心、坚韧、体能和信念击垮对手意志的人,不只有德约科维奇。穆雷终于证明了自己的钢铁意志。同时他也让我们看到,当费德勒渐渐老去,纳达尔伤病缠身的时候,德约科维奇不是唯一站在网坛巅峰的人,在他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位永不退却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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