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研究

一、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一）历史发展提供依据
　　美国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指出：“对高等教育分类的研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观点”，“这一观点最大用处不是对高等论文联盟http://院校进行类别说明，而是对高等院校变革方式进行探讨，是教育生理学而不是教育解剖学。”二战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呈现出分化特征，高等院校逐渐形成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院校并存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每个国家中，大学间的地位和声誉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有的世界闻名，而有的则鲜为人知，大学的分类形式已经渐渐明朗。尽管各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但高等教育系统并没有形成统一模式，多样化的新院校的形成并没有动摇老大学的地位，著名的院校仍然著名，仍然被视为其他院校的样板和典范。由于层次不同，因而形成了类型不一、水平各异、特色鲜明的多样化高等教育系统。
　　20世纪50—70年代是各工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时期，许多新大学相继建立起来。与此同时，新的高等教育部门也纷纷出现或提高了地位。为适应新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新的组织机构、管理机构和经费结构逐步形成。有资料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著名院校仍然著名，仍然被其他院校视为样板和典范，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一样。为减轻大学招生的压力以及满足人们求学的需要，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向日渐明显，各种新型大学相继出现。wwW.11665.com政府试图通过多样化来适应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需要。但总的来说，这些新型院校按照克拉克所说“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地位等级上，所取得的成功都是有限的”。开办大众化大学是为了满足人们追求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需要；办好精英大学是为了国家长远建设发展需要。政府的目标是引导高等院校降低分类体系高度，而不是为它们创造地位升迁和变革的条件。要使高等院校的地位得到升迁和变革，无论国家采取什么行动，最终都要由争取著名教授和出类拔萃的年轻教师、争取研究经费、争取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等的市场力量来决定。
　　（二）现实状况提出要求
　　事实上，高等院校的分类是由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从客观方面来说，有些高等院校有其他高等院校所没有的权力或特权，通常包括较多的院校自治，可以控制自己的预算，拥有授予学位和证书的权利；它们比其他高等院校拥有更多的资源和物质帮助；它们的招生标准和学位要求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在激烈的竞争中，名牌大学保持了强大的优势，它们在政府的援助下，为自己建立了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始终维持了名牌高校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反过来又维护了它们的自由。
　　从主观上来说，高等院校的地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等院校的内部差别所致，以声誉和名望的差别为标志。这些都是各国高等院校在竞争学术和科学荣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积累的结果。以中国为例，近几年来，对大学中的相对排名的兴趣程度越来越高，在每年的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表现的尤为明显。学生认为到名牌大学就读，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这样，导致对这些的名牌大学的追逐也愈演愈烈。克拉克认为，大学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认为它们能否在竞争中取胜将受到它们的学术地位影响，也就是受到排名榜上它占有的位置影响。因此，声誉和名望就是由在上述市场中所取得的成功累积的结果，特别是在学术竞争和科学荣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积累的结果。大学的许多政策和学术决策都是为了保持或提高它们在大学等级中的相对地位，那些处于顶部或接近顶部大学也不例外。
　　高等教育的竞争一方面越来越导致多样化，另一方面越来越导致趋于同一性。首先，由于各高等院校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的成果不同，同时，由于地位较低的高等院校在同其他院校竞争时为了在市场竞争上获得优势所运用的策略不同，就使这些高等院校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其次，高等院校的相互竞争，以及地位较低的院校对地位较高的院校的趋同和模仿，使得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差别日渐缩小，向着一流大学的特点和风格发展。
　　二、中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策略研究
　　（一）澄清高等教育质量观误区
　　第一，以规模表象决定质量走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来临，高等教育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和冲击。这种看法认为，规模和质量是一对矛盾，规模的扩大势必影响到教育质量。这种看法将质量问题简单化，以资源来决定质量，仍然是停留在“量”的层面上，而没有深入到“质”的层面。第二，按照单一标准衡量复杂系统。以统一的、绝对的、固定的知识标准或学术标准来看人才培养质量，如以专业口径、学制年限、教学计划、课程内容、知识传授、知识考核等来整齐划一地培养和评价学生，千篇一律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