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合作共识的形成，既需要屏蔽权力与资本的干扰，又需要发挥话语的建设性作用。阿罗定理仅重视了前一个侧面，其带有悲观色彩的结论在所难免。理解性话语及其粘结的交往结构，提供了将两个侧面结合起来的可能途径。发展理解性话语的可行之路在于确立相应的话语规范和体现纯粹程序正义的话语制度。
　　关键词：偏好集结；理解性话语；交往结构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2－0086－05
　　一、问题的提出：在个人偏好不变前提下
　　非独裁的偏好集结过程是否可能
　　贝克尔(garys beeker)把稳定的个人偏好与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的综合假定，看成对人类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核心”。他指出：“偏好稳定的假设为预见各种变化的反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研究人员以偏好的改变来解释事实与其预言的明显矛盾。”
　　在私人决策中，稳定的个人偏好可由个体的理性加以解释，不必进一步追问其生成。只要私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和自由权)能得到保障，那么，把稳定的个人偏好视为行为决策的价值前提，不会引起什么疑虑。
　　而在公共决策中，作为价值前提的集体偏好，却无法用难以捉摸的“集体理性”加以解释，只能在异质个人偏好的集结中探究其生成过程。为保证集结过程能达成不包含独裁因素的合作共识结果，须对各种形式的强制、欺诈和诱骗加以屏蔽。其途径是引入相关的社会性伦理规范。如私人决策中的理性假设一样，公共决策中用以集结个人偏好的伦理公设，是一类基础性假设。Www.11665.COM缪勒(dennis c.mueller)指出，当决策“从个人层次转向社会层次是，诸公设从简单地定义理性转化为表达这个社会的伦理规范。”
　　对这些伦理规范作出系统阐释的学者，首推阿罗(arrowk)。他在名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提出了关于偏好的两个公理(连通性与传递性)，以及关于群体偏好与个人偏好之间关系需满足的五个条件(完全域条件、正相关条件、无关方案独立性条件、帕累托条件、非独裁条件)。这些公理和条件，常被概括为五个公设(以下简称为阿罗公设)：帕累托公设、非独裁公设、传递性公设、无限制区域公设、无关方案独立性公设。略去公设的形式化表述和技术性内容，可对它们的伦理内涵作如下解释：
　　帕累托公设意味着集体偏好不应与集体中任何人的个人偏好相违背，或者说，集体福利的增加不应以任何人的福利损失为代价，既不存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侵吞，也不存在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损害。
　　非独裁公设意味着集体中不存在强制胁迫，不能把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偏好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冒充为集体偏好。
　　传递性公设意味着集体选择是有结果的，而且这个结果与路径选择无关，不会因程序选择的差异导致选择结果的不同。
　　无限制区域公设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偏好，并受到同等尊重，不存在任何偏好顺序的限制和扼杀。
　　无关方案独立性公设意味着备选方案的优劣仅取决于方案本身，防止以与备选方案无关的其他方案作为交易手段，干扰和操纵选择过程。
　　分别看来，阿罗公设的每一项内容都有伦理正当性，然而，当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运用于集结过程时，阿罗导出的逻辑结论却令人沮丧：同时满足这五个公设的集体选择过程是不存在的。换言之，如果严格坚持阿罗公设，集体选择过程将无果而终，需要引入某种形式的独裁，才能获得确定的结果。用阿罗的话说：“如果我们排除效用的人际间比较的可能性，那么令人满意且又相当广泛的个体排序组都有定义，把个体趣味集结成社会偏好的仅有方法要么是强加的，要么就是独裁的。”这就是引起广泛重视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走出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改良途径是放松非独裁性公设之外的其他前提公设。然而，每一种放松都会对应于一种独断性因素的引入。例如：
　　1.放松帕累托公设，用适宜多数(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代替全体一致。此时不仅会出现“孔多塞悖论”(备择方案多于2个)，而且会出现带有再分配性质的“多数暴政”。
　　2.放松传递性公设，允许采用“议程控制”方式，使选择结果具有某种路径依赖性。此时，谁来控制议程以及何种方案能以何种方式进入议程，会被某些人操纵。
　　3.放松无限制区域公设，用“单峰偏好”规则或“以足投票”方式，使个人偏好有某种程度的同质性。此时，具有双峰偏好的人事实上已被隔

离和排除在集体之外。即使能靠以足投票维系的小群体，当遭遇外部性问题时，依然会以独断姿态与异质偏好打交道。
　　4.放松无关方案独立性公设，允许多类方案选择中的策略性行为(策略投票和捆绑投票)。此时，能进入决策集的方案是什么，由谁决定，此种方案集会对何种偏好加权等，依旧会被少数人操纵。
　　放松前提公设所导致的独断性表明，阿罗定理不仅在逻辑上是严谨的，而且在经验上也是可观察的。
　　既然如此，以合作共识为特征的非独裁性集体偏好，还能达成吗?
　　二、问题的关键：迭加式集结抑或相干式集结
　　就实质而言，阿罗公设服务于如下目的：应当使个人偏好的集结过程，免于权力的强制、利益的交易、集团的操纵和议程的控制。这样才能保证个人偏好的独立性与不变性，既不被他人的偏好所左右，也不左右他人的偏好。
　　果真如此，则个人偏好的集结过程将呈现线性迭加特征。其要点为：1.把既成且稳定的各种个人偏好作为集结起点；2.把各种个人偏好的真实且充分的表达作为集结中介；3.赋予每个人的偏好以相同的权重进行迭加处理获得集结结果。此种特征既体现了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的信念，也体现了个人权利优先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甚至体现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
　　然而，正是在此种特征中，阿罗公设作为一柄双刃剑的两重作用同时表现了出来：一方面，它力图斩断独裁式权力，欺诈式交易、愚弄性操纵对偏好集结过程的干扰；另一方面，也会斩断正常交往中的沟通、交流、共同谋划对偏好集结过程的贡献，从而也会阻塞形成合作共识的非独裁途径。
　　事实上，合作共识的达成，往往需要在交流辩论、宽容妥协、利益协调中聚集，也往往以某些个人偏好的适当调整为条件。如果既成的个人偏好永远坚持不变，那么，异质偏好之间的冲突将无法纳入合作共识的轨道，甚至可能演变为外部对抗。协商民主论者之所以极力推崇沟通、对话、辩论、商谈，正是由于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合作共识的可能性。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认为，沟通是交往行为的核心，“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的认可，”他显然重视以有效话语为基础的沟通对共识的积极贡献。福克斯(ralph f.fuchs)认为，辩论对话中的“听、说和相互劝服的过程有可能改变观点，调整期望，或者创造出新的行为能力。”他显然重视论辩性话语对个人偏好调整的积极作用。这种通过商谈而对个人偏好作出调整进而达成共识的过程，显然是个人偏好的 非线性相干。其要点在于：1.把问题情境下的异质个人偏好作为集结起点；2.把借助于有效性话语而进行的异质偏好之间的对话、辩论、商谈作为集结中介；3.把商谈中形成的共识作为集结结果。
　　由此可见，基于阿罗公设所导出不可能定理，仅表明了线性迭加的偏好集结过程会无果而终。由此提出的问题，不应当归结为独裁因素对偏好集结的不可或缺，而应当探索良性的相干结构，使非独裁的偏好集结过程成为可能。
　　三、问题的转换：何种相干结构会使
　　非独裁的偏好集结过程成为可能
　　相干性集结无疑是指异质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协同。如果这些相互作用，靠政治行政权的强制或资本金钱的诱逼而实现，属于独裁性相干。当能剥离权力和资本的干扰，诉诸于平等对话加以实现时，就具有非独裁相干的基本特征。
　　无容置疑，权力、资本和话语都是重要的社会整合资源。行政制度中的权力，市场制度中的资本，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涉及公共性问题的公共决策中，这两类资源所内涵的不平等性，使之很容易以某些私人偏好或集团偏好置换集体偏好，由此导致的目标置换和目标错位现象，已成为政府失灵的重要表现。因此，屏蔽权力和资本对公共政策的干扰，势在必行。然而，仅此一端，尚不足以带来积极成果。需要将屏蔽权力与资本的干扰，与发挥平等对话的建设作用联系起来，并探究相应的话语特征，才是改善公共决策的根本途径。
　　阿罗公设充分重视了屏蔽权力与资本这个侧面，但却忽视了发挥话语作用的另一侧面，并因此未能触及屏蔽权力和资本所应具有的话语特征问题，其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结论在所难免。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其令人注目之处恰恰在于，它不局限于探讨屏蔽权力和资本的外在规定，而是前进一步，探讨屏蔽权力和资

本对话语的内在要求，以此阐明平等对话所应具有的话语特征，并从理解性话语以及与之相应的交往结构中看到了通向“民主意愿”形成的希望之路。
　　理解性话语是相对于策略性话语而言的。其主要特征在于，“参与者应该无保留地追求他们的语内目的”，即追求由语言明确表达的且能根据语言规范使对方清晰了解的目的。不论采用陈述式、承诺式、阐释式或宣告式，其目的均带有公开性和自明性，其语境均带有普遍性和规范性，其唯一指向是在所讨论的问题上相互沟通。与此不同，策略性话语则追求“语后目的”，它“把语言作为手段包容到目的行为当中”，力图通过语言在对方身上唤起以言取效的效果，其目的带有隐秘性，需在推测揣摩中了解，其语境带有偶然性，不受公开规范支配，其指向在于将对方工具化。威胁性的恐吓、诱骗性的算计、独自性的展示、虚假性的恭维，均追求语后目的，均把对方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从而属于策略性话语，而不是理解性话语。
　　隐藏在策略性话语中的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常需以权力和资本作后盾，它是权力和资本介入对话过程的主要形式。而理解性话语既然排除了语后目的，也自然排除了权力和资本的应用以及对权力和资本的顺从，由此成为屏蔽权力和资本的话语形式。
　　理解性话语的上述规定，决定了以它为中介而连通起来的交往结构，会具有如下特点：
　　1.议题对所有相关者开放。只要对问题情境下的议题有所陈述、有所阐释、有所承诺，均可获得对话资格和事实上的话语权利，不受财富多寡、地位高低、资历深浅的限制。
　　2.理由面前人人平等。在此种交往结构中，话语所阐释的理由是基本的交换对象。理由是否被接受以及如何被接受，不取决于理由持有者在其他方面的强势或弱势，而仅取决于理由本身的充分性。
　　3.共识在争辩中自发形成。理由间的碰撞，既是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也是新理由的生成过程。由于排除了语后目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会被接受，进而达成关于相关议题的共识。此种共识不会预成地存在与争辩过程之外，而是争辩过程的自发结果。正是这种自发发生的特点，使更易于令人信服并受到尊重，由此导致有悖于它的个人偏好有所修正。
　　由此可见，理解性话语及其粘合的交往结构，能将屏蔽权力和资本的干扰与发挥话语建设性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非独裁的偏好集结过程在这里当是可能的。
　　问题在于，这种理想化色彩颇浓的话语和交往结构，能否成为现实?
　　四、应答域设置：通向合作
　　共识的话语规范和制度保证
　　策略性话语充斥政坛、论坛、讲坛的情况下，构建多层次的以理解性话语为基点的交往结构，无疑困难重重。其可行之路，当然不是设想新的强制因素禁绝策略性话语，而是限制和改造它，使其从赖以寄生的理解性话语中剥离出来，净化语言的应用，用哈贝马斯的话说，“使现实社会中的选择时间、空间和事实的强制，在假定的理想交往共同体中发挥作用。”为构造这种理想交往体，需解决两方面的问题：确立适用于理解性话语的话语规范；构建与此种规范相适应的制度保证。
　　确立话语规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提供公开的评价尺度，有利于鉴别和排斥策略性话语。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关于话语有效性的研究已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从交往行为所涉及的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出发，为用于沟通的话语提出了三个有效性要求：指向客观世界的“命题的真实性”、指向社会世界的“命题的正确性”、指向主观世界的“真诚性和本真性”。他认为，通过交往达成共识的共性就在于：“规范的一致性、共享命题知识以及相互信任对方的真诚性”，据此，“通过交往达成的共识，完全可以根据这三个有效性要求来加以衡量。”
　　尽管哈贝马斯的有效性主张，尚存在争议和修正，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趋势已经显现，为使集体意愿的形成具有民主特色，需将外在于话语的各种伦理公设转移到话语中来，以此来改造充斥着策略性话语的互动过程。
　　话语规范的实施需借助制度力量的推动。一种能限制策略性话语的制度，显然有利于理解性话语的推广。由于理解性话语表现在平等协商和沟通的交往过程中，它所形成的共识带有自发生成特征，因而发展此类话语的制度应符合“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即只要严格遵守了相关程序，无论结果是什么都应该视之为正义的。体现在纯粹持续正

中的理性，有时被称为“程序性理性”。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一种将自己也置于审视之下的理性观念”，除程序本身之外，“既没有一个更高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更深的东西，是我们——发现自己已处于语言地构成的生活形式之中的我们——所能够诉诸的。”
　　体现程序性理性的话语制度，应满足两方面的要求：
　　其一，它应该能保证公平协商和自由辩论充分展开。诸如，赋予一切可能的当事人以平等的话语权，有均等的演说机会，均等的提问、陈述和解释机会，均等地表态、反对和禁止的机会，互动应当自由运作，观点应当公开，见解应当允许补正，乃至引入强制论证、分解论据压力以及对方案的反复筛选等预防措施。满足这些程序性要求的话语机制，既是一种协商机制，也是一种淘汰机制。它在运作中，既会使那些不真实、不真诚、不正确的话语边缘化，又同时使符合话语规范的见解聚集认同，成为合作共识的基础。
　　其二，它应该能保障协商辩论过程适时终止。诸如，引入否决制、多数裁决制未必符合集体中每个人的偏好，甚至在而后的实践中还会发现有重大漏失，然而，由于它是在充分争辩中自发形成，反映当时当地的认知水平和实践水平，因而在性质上根本区别于独裁的偏好集结过程。只有这样，协商辩论过程才不致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以致把社会资源耗费到难以承受的程度。不仅如此，对于限制和改造策略性话语而言，及时终止的程序也有积极作用。一般来说，以目的为导向的策略性话语，总希望把公共论坛变成独自式的展示或交易性的讨价还价场所，它所带来的各种特殊利益间的循环论证，往往使辩论协商脱离合作共识的大方向。如果能有效地终止这类循环论证，策略性话语的活动空间也自然被压缩。
　　毫无疑问，确立理解性话语的话语规范并构建相应的话语制度，是长期的渐进过程。它紧密依赖于政治文明的进步和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然而，这并不妨碍在现有条件下，对关于重大问题的公共决策中易于出现的利益集团间的策略互动，“铁三角”的策略互动，进行限制和改造，其途径是赋予公众以名副其实的话语权。通过公众话语权的行使，策略性互动将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改造，在限制和改造中，基于理解性话语的交往结构也会日益生长起来。对于公共决策乃至公共管理而言，这也许是使其日臻完善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