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12)03000404
吕坤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人“刚介峭直，留意正学”\[1\]，学术界对其早有关注。在此，笔者想就吕坤的慈善思想这一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慈善动机
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所谓的善人，他们的所谓善举也是史不绝书，而且他们的慈善动机，各有不同。从积极的角度看，有的人希望实行善举，获得良好的社会声望；有的人则盼望自己的善行能给自己或家人乃至于后代子孙积德、造福。从消极角度看，有的人则是单纯的沽名钓誉，甚至借慈善谋取个人私利。
相比之下，在吕坤的心目中，君子实施善举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行善本身，其动机是很单纯的。他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君子应该自为善，而不是希望借行善来趋吉避凶，更不应该“求人之誉，怨人之毁”。即使“善者皆凶，而君子不敢避善以趋吉；善者皆祸，而君子不敢忘善以徼福；善者皆毁，而君子不敢为善以邀誉”。所以，行善的最高境界是：“其吉也，福也，誉也，君子之为善自若也。反是，君子之为善，亦自若也。吾为所当为，如饥之食，渴之饮耳。吾不为所不为，如饥不食堇，渴不饮鸩耳。吉凶、祸福、毁誉，听其自来也”\[2\]367-368。可见，吕坤的慈善动机是，为善行善。
二、 鼓励行善之法
在吕坤生活的明朝万历年间，贫富差距巨大，社会严重不公平。那时，“富者田连阡陌，金满箱囊，饫甘饜浓，踏繍铺锦，歌儿舞女，醉月眠花，画栋雕梁，乘坚策肥，其狼藉暴殄之余，犹足以呕僮仆而饱狗彘。乃耕夫织妇，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黧身枯面，枵腹攒眉，儿羸女鬻，终岁辛苦如马牛，而一家衣食如乞丐。WwW.11665.cOm又瞽目残肢，孤儿独老，菜色鹑衣，为沟中瘠，为道边殣者在在有之”\[2\]279。众所周知，不是所有有能力的人都会自觉的投身于慈善事业。需要采取办法，唤起他们慈善意识，鼓励他们从事慈善事业。这一点，古今同理。当时，有的人已经认识到：“善则誉，不善则毁。虽然此理也，此圣人教人不得已之说也”\[2\]368。吕坤则将事前“劝导”和事后“奖励”作为鼓励人们从事慈善事业的方法。吕坤的“劝导”之法也有几种不同的具体方式。
在道德层面，吕坤是以“天命”唤起人们的慈善意识。首先，吕坤指出了社会上存在贫富差距，有需要提供帮助的穷民，这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正所谓：“不能无有余不足者，天地之数也”；这是由“天命”所决定的，是不能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其次，吕坤告诉富有之人，贫穷无告之人同他们一样有着追求富足生活的渴望。他明确指出：“诸无告人不可胜数，彼其骄奢安逸之性岂与我殊哉？”最后，吕坤告诫富人应当为穷人所处的困境负责，因为“敛群不足铸我有余，富者之事也”；“不杀穷汉安得富”。吕坤希望富者能用仁者之心，以“损我有余益彼不足”的信念来从事慈善事业，帮助穷人度过难关。这样一来，富者就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即使“不发其身”，也能“发尔子孙”。倘若，富者一味追求奢华享受，而不愿行善来帮助穷人，“不肯乐分与以益彼之不足”；则将会“积孽其躬，而获罪于天矣”。因为吕坤相信，上天是公平与正义的代表。若富者为富不仁，“将施予不能”；“天何亲何私？尔何功何德，而令久享此乎？”\[2\]515-517，1268，279
在官府层面，吕坤强调“善不独行，当与善者共之”。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他认为，官员应当“行劝义之令”，以百姓父母之心，亲自登门拜访富裕人家来劝导他们行善。例如，灾荒之年，“掌印官执一薄籍，少带人数，各裹餱粮，徧到乡村，看得衣食丰足房舍整齐之家，便入其门，亲与讲说。或愿舍米粮若干担，或愿煮粥若干日，饲养若干人，务尽激劝之言，无定难从之数。如有所许，即令自登簿籍，待年丰少宽岁月，或官或民照数补还”\[2\]927。
吕坤希望通过行善之人进行奖励，以树立典型，鼓励人们多做善事。仍以救济饥民为例，吕坤决定：“舍粥之家，费米五石以上者，纪大善一次。十石以上者，纪大善二次。二十石者，给与免贴一张，犯笞仗罪名应的决者免决，应纳赎者免赎。三十石以上者，州县呈送该道送牌，仍给免贴一张。五十石以上者，州县呈本院给与冠带。本院送扁，仍各给免贴二张。其所活人数，亦照官簿纪名。将散之前五日，有司官亲至舍场，查簿审人。众口称德，活千人以上者，本院亲至其门，仍题请冠带旌奖，请入乡饮，仍给免贴五张，子孙犯死罪
以下，虽难免罪，不许加刑”\[2\]974-975。明代的乡饮（也称乡饮酒礼）源自古礼，是由地方官宴请当地年高有德者于公堂，其意为敬老尊贤。按照当时的规定，应天府及直隶府州县，每年春正月、冬十月，府、州、县官员与学官率士大夫中年长的，于学校举行乡饮酒礼。在外行省所属府州县也皆效仿京师，其民间里社，以百家为一会，粮长或里长主持，百人内以年最长者为正宾，其余按年龄而坐，每季行之于里中\[3\]。乡饮在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国家大典，莫重于此”\[4\]。吕坤准备将最为热心慈善，乐于助人之人请入乡饮。这足见其对善人善举的巨大鼓励和赞许。
另外，吕坤还注意利用“乡约”来强化人们的慈善意识，激发人们行善的热情。所谓“乡约”本是古代基层社会的民众在地方绅士、乡宦、老人的号召下,以美风俗、安百姓、勤赋税、弭盗贼为宗旨的自发订立的乡规民约,又代指负责召集执行该项活动的主持人。乡约作为一种有效的传输官方意识形态、实施社会教化的工具,在明朝一直被官方和地方绅士所重视。万历中叶以降,一些知识分子及官吏,充分意识到了国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把讲乡约和实行乡约制度作为充实乡村社会治理、共济里正、保甲制度的一种有效手段,以取得挽救人心的目的。这时的乡约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对本约的约众的日常管理，同时每月朔召集约众宣讲圣谕等有助教化的材料，其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约中的成员的互相监督、感化、劝说达到重振乡村秩序的目的\[5\]。由此可见，“乡约”对约内的成员有相当大约束力。吕坤将“舍义学义塚，舍衣舍饭”；“救人贫苦，助人婚丧”等善举作为应纪善事，纳入“乡约”，并划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希望“仰乡约遵照执行”。同时，吕坤作为政府官员还将按照乡约中“纪善薄”的记载情况，对行善百姓施以优待、鼓励乃至免罪。比如，吕坤规定：“百姓有大善，人所共知，众所推服者，许约中百姓连名不时揭报。掌印官申详本院，以憑优奖。其尤关系风化伦理者，仍送牌匾鼓乐花红，以示旌異。”此外，“凡小善五次，中善三次，俱准大善一次。纪名于旌善亭，上面大书姓名，下面分纪实事。凡犯公罪，到官仗一百以下者，应纳赎免其纳赎，应的决免其的决，牌上仍存姓名。若犯私罪，免纪恶一次，罪姑减半”\[2\]1078-1080。 注意的是，吕坤虽然采用了多种方式劝导和奖励富者出钱出力，发展慈善事业，救济民众。但是吕坤主张：“民之好义由感不由劫”\[2\]952。这说明，他鼓励富者从事慈善事业的主要立足点仍是让富人自愿行善，而不是依靠官方的压力和摊派来迫使他们行善。吕坤在这里指出了慈善的本质之一——“自愿”。这与我们现代的慈善活动的原则也是契合的。因为在现代的慈善事业中，捐助人可以出于个人内心的意愿，在不被强迫、不被要求、不被胁迫、不被裹挟、不被欺骗的前提之下进行慈善活动\[6\]。王 安：吕坤慈善思想初探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三、 慈善事业构想
经初步研读史料，笔者发现，吕坤的慈善事业构想主要包括：救助无依无靠的残疾人以及建设仓储制度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救助无依无靠的残疾人
残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付出的代价，自有人类开始，就有残疾人的存在。吕坤作为一名实干的政治家，深刻体察到：残疾人，特别是无依无靠的残疾人，作为弱者，所面对的困难甚至比鳏寡孤独还有要多。他说：“夫鳏寡孤独，古称无告之民，言颠连苦楚无人可告诉者也。此四者，虽云无告，然眼目明，手足便，老妇与人执爨抱儿，老夫与人看守门户，犹可收留，纵使行乞，犹得方便。至于笃废之人，手足单损，眼目双亡，又加之以鳏寡孤独，做活则手眼伤残，乞食则坑堑倾跌，此非无告中之尤无告者乎？”\[2\]964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吕坤作为一个官员对残疾之人不仅有着深切的同情，而且对残疾者还给予应有的尊重。比如，他认为盲人虽然双目失明，但是能够精通音律，自古受人尊敬，“皆是人也，非贱也”\[2\]391。同时，吕坤在施政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残疾人这一群体特殊性，对其进行照顾。例如，灾荒之年，官府施粥之时，吕坤就考虑到残疾人难以承受往来奔波之苦，主张由其无病家人来领取救济的粮食\[2\]168。吕坤从律法和人情的角度，阐述了官府对残疾人救助的必要性；律法方面，“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
十”。在人情方面，官员若对残疾人“弃而不收，使其叫爷呼娘之声徹于里巷，而为民父母如罔听闻，法且不言，情将安忍？”\[2\]964
在吕坤看来，官府需要救助那些无依无靠，无法生存的残疾人。但是，如果尽数收养，一人岁费米布可得银三两，官府财力有所不济。所以，他根据残疾人的具体情况，设计了不同的救助办法。首先，应做好残疾人基本情况调查。各县掌印官应将“瞽目残肢之人，但系本县及自幼失迷乡贯者，一面行各约，一面行里老十排尽数查出”；倘有漏报则施以重罚。“漏报一人者，甲长十排重责，即罚本犯收养。漏报二人以上者，该吏提究。漏报五人以上者，有司虽贤径註下考。”然后，官府对不同的残疾人采取不同的救助办法。“六十以上无妻子兄弟，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者，径收养济院。其五十以下十三以上，尽数收入寺庙，教习生艺”。按照吕坤的设想，在寺庙中学习谋生技艺的残疾人在学艺期间，将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官给草苫煮粥炒豆，不令乞食，耽误时日。”同时，由官方出工食谷，聘请教师教残疾人技艺。残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残疾情况选择学习不同的技艺，瞽目之人学卜算、说唱曲艺，跛瘸瘫痪之人学习各式手工艺，由官府提供工具和工本。此外，官府还应注重对他们习艺效果考核，比如，那些学习说唱曲艺的残疾人“仍每月掌印佐贰考验，如果多记熟记者分外加赏棉袄一个，不肯学习者，逐出不准周济”。在残疾人所学习曲艺内容和形式上，吕坤也有特殊的要求：形式可以通俗易懂，内容必须是劝世良言，可以使“愚顽百姓听之回心”。总之，吕坤希望残疾人通过习艺可以“专一艺之能”，可自存活；“是一年所学，可省一生养济矣”，并且起到“劝化愚俗”的作用。对于另一部分残疾人则另设“冬生院”恤冬。实际上，冬生院是吕坤为“六十以下五十以上无目残疾之人”设计的季节性庇护所。“每年十月初一日起，至三月初一日止”，那些残疾人就住在冬生院中，男女分开居住。由老人一名，火夫三名掌管此院。每日所需米豆由官仓支销。冬生院闭院之时，冬生院内暂住的残疾人则仍旧乞食为生。吕坤并不主张完全由官府来进行针对残疾人的救助。他也鼓励民间的义士善人参与到救助残疾人的活动中来，或是直接收养残疾人，或是代替官方主持冬生院；“若富家阴德能如此行，有司申报本院优旌，年久善多者冠带乡饮”\[2\]1125-1127，964-967。
综观吕坤的残疾人救助构想，笔者从中发现了若干特殊之处。第一，对残疾人的看法于同情中蕴含着尊重。第二，其构筑的救助体系虽然不完善，只有无法自存的残疾人才能救助，而且有一部分残疾人只能在冬季得到临时的救济；但是，在救助方式上，生活在明代的他已经在对残疾人实施供养的同时，采用了因才施教，因材就业的方法。这与近代“教养兼施”的救助模式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三，吕坤救助残疾人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残疾人的基本生计问题，也是为了能够教化百姓，挽救日益沉沦的传统社会道德。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吕坤主张救助残疾人，但在法律上，对残疾人是一视同仁的，一旦残疾人犯法，“难以笃废之人滥從宽免”\[2\]967。
（二）仓储制度
仓储积谷在中国古代救灾备荒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所谓：“仓庾如洗，虽十尧、舜，不能活一饿夫；朱玉如山，虽人与千金，不如给一升粟。”\[2\]166当时，吕坤作为执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对仓储制度建设也是十分留意。有关仓储制度的建设，吕坤曾有建立“三仓”的构想： 第一，建立“两利仓”。其具体作法是：“凡官银，除正项起存外，其余新旧貯寄在库各色银钱，但遇穀贱之年，尽数糴买，分为三等，极贫平借，至秋抵斗还仓。次贫息借，至秋加二还仓。稍贫赊借，以春放之直收秋成之穀。其三借多寡之数，悉令乡甲长保催，以防逋负。其仓分立于乡村，远近之间，以便出纳。不五年而粟倍，倍则以额粟还官仓，以倍粟为社本。凶则当年缓三借之征，大凶则极贫免还，寡妇孤儿之贫者免还，流移者免还。息借、赊借者待丰年而还。”第二，兴建“乡会仓”。其兴建办法是:百姓交纳救命会钱，“一月两会，各量其力，多者一会钱百，或五十，以次差减。极贫者钱一十，立为簿，以约中殷实公平者掌之，不许借放，以起争端。须穀贱之年尽数糴买，露囤一处，不必敛散，以防侵冒。至大凶之年，誓神报官，照本分给，各救身家。好义之人不愿分领者，官给旌奖。其不愿积者，不必
责，另造册报官，凶年公私俱不准赈。”第三，则是“自救仓”。从仓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督促百姓自行备荒防饥的仓储形式。吕坤将此视为“民间第一要务”。其法为：“中人以上产，每岁所入分为四项，先计粮差之用几何，次计凶荒之备几何，次计衣食之资几何，次计应酬之费几何，岁有余则增凶荒之备，岁不足则损应酬之费，甚者宁减衣食之资，而凶荒之备勿减分毫……乡约报其数目，邻佑稽其虚实，积多者另加优奖，浪费者罚谷入官。”以上“三仓者，一在官，二在民，督责则在有司”\[2\]1124-1125。当然，吕坤也深知：行仓储之政 “会增收放之劳，多奔走之苦”，但是，“民间奢緃自恣，散懒成性，其自积以待凶荒者，百一耳”。故仓储之法不能罢\[2\]952。 吕坤仓储制度建设的构想，笔者发现，吕坤实际上是想以“两利仓”，“乡会仓”以及“自救仓”为依托，建立起一个包括官府、村社、和百姓个人在内的有机互动的灾荒慈善救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官府的支持，也有好义之人的善举，还有百姓的平时储备。吕坤对自己设想的救济方式，也很有信心。他劝告百姓：青黄不接之时，“百姓家自家有得一半，官再助些，可以接济熟头，捱出性命”\[2\]955-956。这也提醒笔者，在面对灾荒之时，平时的自我储备和他人临时帮助的结合，比单纯地依赖外部救济往往要有效地多。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吕坤这位明代思想家对慈善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主张为善而行善，其慈善动机十分单纯。吕坤希望通过劝导和奖励的办法来鼓励当时的人们行善，并通过乡约来强化人们的慈善意识。但是，他坚持将自愿作为慈善的原则，不强迫他人行善。
吕坤在仓储建设上主张：官府，村社，百姓三者共同行动起来，储粮备荒。这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首先，三方共同应对饥荒，分散了风险，提高了对灾荒的应对能力，确保了救助的有效性。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当时人们的备荒意识，将自我救助和他人的施善行为有机的结合起来。
吕坤对残疾人救助的构想虽然不是很完备，但是也给人以很大启发。他不仅阐明了对残疾人救助的重要性，而且还给予残疾人人格上的尊重。在救助的具体方式上，吕坤主张将“收养”和“学艺”结合起来。这说明，“教养兼施”作为一种救助理念并不是近代中国的独特产物，至少在明代已经出现了。不仅如此，吕坤坚持因材就业，为残疾人提供符合自身身体状况的技能培训。此外，在技能培训的同时还为学艺的残疾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一点，不但在当时是值得赞许的，而且对今天的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开展，也是有所启发的。
从吕坤对残疾人救助构想中，我们可以发现，吕坤的慈善思想有着非常强烈的道德教化的色彩。在笔者看来，这正体现了吕坤的慈善思想的时代特点；因为当时的慈善事业目标大都是通过行善来灌输意识形态，从而缓解当时的社会焦虑，以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及价值\[7\]。
［参考文献］
［1］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3965.
［2］ 王国轩,王秀梅.吕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程利英.试论明代北直隶的地方支出——祭祀与乡饮酒礼\[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3):72.
［4］ 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8?史部?政书类\[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346.
［5］ 吴晓龙,陶学荣,陶 睿.乡约与明代乡村社会治理——以《醒世姻缘传》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06（5）:206207.
［6］ 连清川.慈善的本质\[j\].新一代，2010(8): 16.
［7］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07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