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以救国为己任。在救国的名义下，他曾肯定“骚动”的进步意义，表露出某种激进色彩。然而他并不赞成共和革命，而是主张通过君主立宪，为实现所谓“金铁主义”即打造经济军事强国提供制度保障。辛亥革命之前，这种不乏爱国真诚的宪政主张大体属于正途。辛亥革命之后，鉴于时局变动，他一度拥赞共和。但因固守其原有立场，且受多种因素影响，他很快站到共和对立面，并以“君宪救国”为由，拥袁助袁，鼓吹帝制，从而导致其宪政主张与帝制主张趋同的歧变。
关键词：杨度；骚动；金铁主义；君主立宪
作者简介：陈先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博士导师(湖南长沙410082)
刘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近代史上杨度被称为“宪政专家”，宪政救国是其曾经的政治追求。不过杨的宪政主张并不那么“单纯”，其中掺入了不少杂质，以致日后发生歧变。往昔学界对杨的宪政主张多采不承认主义，近些年来风气转向，杨又成了一名宪政主义者。其实情绪化的否定或者肯定都不可取，惟有以客观、求实的态度，对杨的思想作动态、整体的考察，正视其所经历的正途和歧变，才有可能获得较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一
杨度关注政治较早，但最初其兴趣不在宪政，他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并借着一些特定机缘走上追求宪政之路的。
大致说来，1906年之前的杨度是一位较为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杨度的爱国主义激情，凸显于甲午战争之后。当时，受甲午战败之刺激，国内涌起了要求变革的浪潮，一些人倾向于渐进式改革，一些人主张激进式革命。www.11665.com杨度没有加入革命阵营，但其立场和思想却与革命相近。他开始对国内政局表示不满，不时以诗“刺时”；对“东夷犯顺，挫我徂旅，侵暴关海”等列强侵华事件导致的“时危””，他忧心忡忡，并迁怒于腐败无能的朝廷，断定其“王气”已经“黯然”，有如“斜阳”下的“衰草”。由于对朝廷已经失望，同时出于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探求有效的“夷务应付之方”
20世纪初年，杨度先后两次留学日本，第一次历时半年，第二次历时四年。这期间，杨度参与了中国留日学生团体的爱国活动，与正在日本的孙中山、黄兴等人有过交往，阅读了一些近代西方启蒙著作。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思想发生了新变化，其激进程度有所加强。他曾公开发表演说，揭露西方列强在义和团运动之后采取的所谓保全主义的侵华政策，指出其实质在于无形之瓜分；并作《湖南少年歌》激励湘人，要他们学习当年德国的普鲁士人和希腊的斯巴达人，“尽作国民兵”，以敢于赴死的英雄气慨挺身而出，“先救湖南后全国，破釜沉舟期一战”，而他自己则愿充当一名“旗下卒”，在前方冲锋陷阵。
同时，杨度对于腐败落后的清朝统治给予了更多的批评和揭露，明确肯定激进主义或骚动主义的革新之道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他在一次与自己的日本老师(嘉纳治五郎)的辩论中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首先为骚动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指出，骚动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若以此而促文明，则并不得尽谓之为流弊，即谓之为大利，亦无不可”。历史上，骚动曾多次扮演过正面角色，在推动文明进步方面立过大功劳。“数千年之欧洲，不闻以和平进步，必待近百余年来法国大革命之后，生出全欧革命，经一大骚动，而后骤进于文明；数千年之日本不闻以和平进步，必待近三十年来倾幕之兵，立宪之党，一大骚动，而后骤进于文明”，就是例证。由此看来，“骚动者所以促文明之进步，而非所以阻文明之进步者也。”谈到中国历史和现状，他认为真可谓百弊丛生。“敝国之官吏，虽不必谓其绝无贤者，然各为其私，以利相市”，“除保全爵位以外，不知其他，时或办一二事，亦皆为其爵禄上之关系”，全“无心为国家办实事，为国民谋公益”。又，“敝国政事专以防弊为主，此其所以弱也，今又以此为教，而惟民气发扬之是虑”，致学术无由发达。在他看来，欲谋国家之进步，必须“取数千年之锢蔽，一洗而空之”，亦即来一次大骚动。与其“租平而不进步，不如骚动而进步”。另外，骚动也为今日避免列强进一步干涉中国所必需。他说：中国眼下正处列强“环逼”之“至危极急”之形势，和平主义已无力应对。若一味主张和平，不仅不能求得苟安，还会导致“国事之日坏”，且促使列强进一步干涉并利用傀儡“以夺我国民之权利”之后果；而要想“
于百亡之中而求一存，(亦)只有孤注一掷之谋”，即采骚动。他告诫国人：“为国如此，即不骚动，亦岂有不亡之理耶?故予以为他日者，若以国民之进步得独立而自存，当亦由骚动而来，即令事不能成，而或摧于内，或压于外，亦不过归于亡国而已，别无他患也。然与其亡于此，无宁亡于彼，故知此者必不以外人干与为虑也”。
杨度站在进步主义立场上肯定骚动的历史作用，鼓励国人以骚动求进步求独立求自存，这种颇为激进的言论和主张，是他在清末民族危机及其引发的政治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就国事进行的第一次非正式表态，代表了他在留日期间政治思考的重要收获。不过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杨度的政治思考并不是单向度的，对骚动的首肯并不表明他已承认革命。他的言论中看不到针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对民主思想的伸张，他的思想中没有体现出反清革命的明显内容，他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刻意保持着距离，后者的革命主张并未得到他的响应或认同。倒是，当时另一种政治活动正日益吸引着他的注意力，这就是君主立宪。
在中国，较早宣传君主立宪并采取实际政治行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革命思潮兴起之前，康梁倡导的立宪改革思想最具号召力，社会影响也最大。杨度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即与此有关。杨度早在戊戌时期就与梁启超有了交往，留日期间，二人的交往更为密切。其时杨度曾写给梁一首五言诗，追忆戊戌年春天在长沙共论春秋公羊传之往事；又附信一折，称“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救吾失者，无如足下”。梁阅读此诗此信后，甚为感激，将杨引为“良友”。这时杨度虽然没有直接和梁讨论政治问题，但从他与梁的交往及其对梁的尊崇态度看，他对梁的政治主张不会不加认同。也许正因为这一层原因，故当孙中山1905年劝他加入同盟会时，他以“政治主张不同”表示了拒绝。之后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围绕着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思想论战，革命派通过论战扩大了影响，立宪派也通过论战保住了阵地。杨度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他的立场实际上倾向立宪派一边。他不再继续谈论那高调一时的骚动的进步主义，而是伸开双臂去拥抱那曾经冷对的和平的进步主义。终于，到了1906年以后，随着清廷预备立宪的开场，他正式亮出了自己新的政治主张。“骚动”的杨度不复存在，“和平”的杨度出现了。 年，清政府举办的“新政”开始进入关注宪政的阶段，其标志是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由于宪政知识极为缺乏，无法探得外国宪政要领，乃指派随员熊希龄前往日本，商请梁启超和杨度代拟介绍东西洋各国宪政之文字，以向朝廷交差。二人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不久，梁启超写成《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写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三篇文章被五大臣作为考察宪政报告的蓝本上奏朝廷，直接促成了1906年9月清廷“预备仿行立宪”诏书的颁布，同时也把杨度引向了借助现有体制谋求宪政的轨道。
杨度代五大臣撰写考察宪政之文，是对官方宪政活动的最初涉足；而进一步的介入，则是1908年4月经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奏保，上谕命其著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之后。杨度从此正式步入清朝官场，实际参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进程。不过此后的杨度虽然“成了一个为清廷推行君宪准备工作突出的新人物”，其立场却与清廷有别。清廷打出预备立宪旗号，旨在抵制革命以维持自身统治，实属迫不得已；杨度则是出于救国之目的，希望通过君主立宪，使国家自立自存。杨度的这种宪政救国主张，集中体现在他于1907年所著《金铁主义说》一文中。
所谓金铁主义，是杨度就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战争国”提出的一种独特理论。杨认为，今世西方所谓文明国，“无一而非经济国，又无一而非军事国”；而其所挟以披靡世界者，无非凭借两种势力，“一日经济之势力，一日军事之势力”。西方“文明国”以其“经济战争国”之实力不断相互进行经济战争，又不断对“不文明国”发动经济战争。“而中国之所处，则正在各文明国相互为经济战争之涡中，又正在各文明国与中国相对为经济战争之涡中”。由于“经济力不如彼，军事力不如彼”，故只能“仆倒于经济战争之下”。因此要改变中国之地位，惟有努力发展经济力和军事力，将中国变为经济战争国，使之对外能够“谋其自立”，对内能够“谋其自存”。这是中国的“立国之道”。他强
调：中国“苟不能为经济战争国，则所谓经济者为无气力之经济，不能为经济之战争；所谓军事者为无意识之战争，亦不能为经济之战争，仍将劣败于经济战争之中，而卒底于亡”。
既然金铁主义以造成经济战争国为目标，那么这一目标如何才能实现呢?杨度的看法是，宜从内外两方面下手。对内：“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对外：“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依此，发展经济，富民强国，是最基本的任务；而欲致民富国强，又须以工商立国、军事立国为基本国策。不过工商立国和军事立国只是造成经济战争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满足充分条件，还必须在政治层面采取措施，以使人民生命财产能够享有安全之保障。他说，中国国民并不享有生命财产之安全，因为中国政府从来“未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意，即或口为保护之言，亦不过虚伪以欺人，不旋踵而自相违反矣”。因此“欲人民经济之发达，不可不先有以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宁”，而要保护人民，必须扩张民权。另外，中国政府也从来不知保护国权，甚至不知国权为何物，“内政之事，随处受人干涉而不知愤，亦不知拒绝之”；对于洋人入侵也不加抵抗，但求息事宁人，以致“数十年来，政府与洋人交涉一次，即必损失国权一次”。国权遭受损失，人民之生命财产更为之不保。因此巩固国权，亦为中国今日“重要之一国是”。不过国权之巩固，最后仍取决于民权之扩张。“非民权扩张之结果，则无由巩固国权”。如此一来，扩张民权成为最为关键的一着，它关涉工商立国策和军事立国策能否落实，关涉经济战争国之目标能否实现。
在中国言扩张民权，即是让人民去掉其数千年来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法律干涉的所谓“哲理上之自由”，而享有现代立宪政府、法治社会下的“政治之自由”，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自由人民”。杨度认为，政治上之所谓自由，实即所谓自治。因为，人民若享有政治上之自由，则“必能以人民之自由意志组织政府，编撰法律，以保护各个人之生命财产，而政府即以此法律，而实行于人民之间。在形式上虽若政府为治者，而人民为被治者，然政府者人民之所立，法律者人民之所定，政府乃以此而治人民，斯与人民自治何异焉?而此政府者，又对于人民而负不得不治之责任，负不得不保护之责任，故谓之责任政府”。杨度将政治上之自由理解为人民自治，即人民依自由意志组织政府和编撰法律，而政府和法律之目的乃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等自由权利不受侵犯，这已经是一种现代宪政意义上的自由观；而其中所论及的责任政府，也已经是现代宪政意义上的政府，即立宪政府了。
组建立宪政府是近代欧美国家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然立宪政府的具体形式却不尽一致，较为通常的有两种，一为君主立宪，一为民主立宪。前者以英国(后有日本)为代表，后者以美国为典型。在中国，在人们学习西方进行政治变革的年代，两种立宪主张曾各盛行一时。而如前述，杨度比较早的已经接受了康梁一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现在杨度所坚持的仍然是这一政治立场，因此他所设想的宪政改革方案也是以此为基础而展开。按照杨度的政改方案，重点是对中央政府进行改造，而改造政府之方法，则在召开国会。他指出，同样有君主，君主立宪国在精神上与君主专制国却大为不同，其关键之点在于，“立宪国之君主无责任，而专制国之君主有责任”。在君主专制国，由于君主身负至重且大之责任，而又不受任何权力约束，故其实际负责与否，纯取决于君主本人之道德。“若其贤也，则仁民爱物，一国人之生命财产，乃得少免危险之虞；若其不贤，则人民之生命财产，徒为其所牺牲而无可如何，至于迫不可忍，则惟有人民革命以诛民贼而已。而继起为君主者，其贤否不可必，其负责任与否不可必，又与前者无异，人民非再革命，仍无以自保其生命财产也”。这样一来，人民之生命财产永远得不到切实保障，革命也陈陈相因，无时或已。君主立宪国则不然。因君主不负实际责任，责任全归于由国会产生之内阁。若内阁不能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之责，国会便可将其去掉而重新组阁。这样既可避免产生剧烈的社会震荡，又能保证政府始终能够成为人民的政府。两相比较，优劣立判：“以革命军改换君主，其事甚难，而所得又常不足以偿其所失。反之，而以国会改换政府，其事甚易，而所改者必优于所去者”。杨度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专制历史的东方国
家，虽经历无数次流血革命，仍无改变，就在于“但知以专制易专制，而不知以立宪易专制也。变词言之，则但知怒君主之不负责任而欲去之，而不知移君主之责任于政府，以改换君主者改换政府也”。因此当今政治改革之要务，就在于召开国会，以国会产生内阁，由内阁负实际责任，把中国由君主专制国改造成为君主立宪国。 杨度关于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以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是在其阐述金铁主义的过程中逻辑地展开的。它虽然包含了杨度基于人民生命财产等自由权利之保护的某种认知，直接目的是扩张民权，但总体说来，它是服务于打造经济战争国这一总要求，服务于使中国自立自存即救中国这一根本目的的。杨度指望通过实行君主立宪以使民富国强的思想，和近代以来许多先进人士一样源于对本国历史和现状的不满，以及对西方先进国家成功经验的中国式归纳。他把立宪和富强联系起来，认为“无责任政府之国，其民虽欲富而不可得，其国虽欲强而不可得。反之而有责任政府之国，其民亦虽欲不富而不可得，其国亦虽欲不强而不可得”；强调“政府而负责任，而必以发达国民为务，人民既日得其保全而发达，则岂有不民富而国强者!故改造责任政府为中国今日救国之唯一方法”。这就进一步表明，杨度的立宪主张归根结底来自于他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愫，同时凸显了杨度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上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进入高潮。随即，中华民国建立，帝制寿终正寝，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然而没过多久，革命果实落人袁世凯之手。袁甫一得势，即冒天下之大不韪，图谋恢复帝制，搅得民国政坛浊浪翻滚，以致辛亥革命成果得而复失。在这一天下巨变的过程中，杨曾一度顺应革命，拥赞共和；但很快，他便与共和告别，转而站到共和的对立面，拥袁助袁，扮演起袁世凯帝制谋士的角色。
杨度与袁世凯结交甚早且因袁曾保荐其进入官场而对袁有知遇之恩。进入官场后，袁以杨“精通宪法”继续予以提携，杨也将袁视作一位“有为者”，把实现君主立宪之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两人关系愈加紧密。1909年1月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养疴”，武昌起义后重获起用，其间杨一直与袁保持着联系，且参与了促袁出山的工作。袁出山后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杨成了袁内阁的学部副大臣。任上，为配合袁即将与南方展开的和谈，杨先是受命与刚被特赦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联名发表成立国事共济会宣言，表示君主立宪党与民主立宪党之主张虽有分歧，然两党均抱一共同目的，即成立立宪国家以救危亡之祸；强调处此艰难时刻，两党要停止争论，“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君主、民主两党皆有服从之义务，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国事共济会的成立及宣言所倡，虽含有袁世凯借国民公意压迫南方让步之目的，但就杨度而言，其对民主立宪党摆出缓和姿态，也不失为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某种顺应。
国事共济会宣布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即因其主张无人响应而宣布解散。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东南十余行省已在共和旗帜之下”。鉴于此种形势，杨度又与人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旨在促成北方实行共和，进而实现南北统一。其在发起成立之宣言书中说：值此清廷即将逊位、南方已宣布共和之际，一些亲贵王公及顽旧之徒“忽大张君主立宪之帜，破坏阻挠不遗余力”，何其本末倒置若此其甚乎?宣言书指出：“度等前此主张君主立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非仅以保存君位为目的；乃以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勉图君位之保存”。杨度此一表态，是对前此君主立宪主张的明显修正。时人有对杨度此一举动表示不解者，责其“向主君主立宪，不应忽主共和”。杨致书回应，称：“度向主君主立宪而不主共和革命者，因吾国为世界各国势力所集之地，一有革命，则全国扰动，领土不易保全，恐召干涉瓜分之祸，故不敢以一国家为冒险之举。求其和平救国，莫如君主立宪，非如乡曲陋儒有所谓君臣大义，又非于满汉感情独与人异，以拥戴之为乐也。其惟一之理由，即在和平救国。今革命已造，和平已破，再持和平以成君主立宪之说，岂非痴愚!无已，则惟主战争以成君主立宪耳。今日南北设复战争，岂有不全国糜烂、立召瓜分之事?凡有人心，谁肯出此?”杨度表示他是基于革命已造、和平已破、以和平方式求君主立宪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不得不赞成共和革命的；他不愿看到南北继续陷于战争，不愿看到国家陷于分裂
召瓜分，为了“国家大计”，他才决心作出“牺牲党见，改换宗旨，赞助共和”的选择。这虽然流露出些许无奈，但也还保持着某种清醒。
然而，杨度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同民主立宪，他始终没有放下对于国家可能陷于分裂和瓜分的担心。之前他据此反对共和立宪而主张君主立宪，现在“和平已破”，共和已成，可是革命能否停止?和平能否复现?国家能否稳定?领土能否保全?等等这些都还是疑问。这些疑问纠缠着杨度。为了使疑问得到正解，杨度认为最要紧的莫过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政体，以“措国家于磐石之安”。而这样的政体，非君主立宪莫属。因此当袁世凯促使清帝退位，接任民国最高权力，并图谋废弃共和后，杨度也就很快把一度赞成的民主立宪撇到一边，转而通过拥袁、“助袁”，以实现所谓的“君宪救国”梦去了。
“君宪救国”是袁世凯当政时期杨度政治思想的主旨。其基本观点，杨度在1915年4月所撰《君宪救国论》一文中有过详细阐述。杨在文中认为，“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如今欲图救亡，必须改弦更张，废弃共和而行君主立宪，否则“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为什么这样说呢?杨度的理由是：首先，立宪与求富强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欲求富强，必先求立宪。他说：富强者国家之目的，立宪者目的之方法，“不立宪而欲其国之富与强，固不可得；既立宪而欲其国之不富不强，亦不可得”。一国政局最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惟有立宪国，才能保证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不息。因为立宪之国，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其次，欲求立宪，必先有君主，有君主才可以止乱，止乱才可谈立宪。他说：“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程度不及法、美。在法、美不可能发生之举兵争大总统之事，在中国则在所难免，且将无有已时。故国家欲永保安宁，最重要者就是除去竞争元首之弊，“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成为“一定之人”。“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政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基于以上理由，杨度得出结论：“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 应去共和立宪而行君主立宪之同时，杨度对辛亥之前的清廷立宪和民国初年的共和立宪作了批评。指出：“前清立宪之权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其后“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借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二者在功用上相同，均为预备革命；不同之处在于，清室为他人预备革自己之命，民党为自己预备革他人之命。由于清室和民党均非真正之立宪，故他日中国立宪，不能沿袭旧路，而应取“正当”、“诚实”之态度，力矫以往之弊，使立宪实至名归。此之所谓“正当”，是说中国立宪应根据特有国情，在世界三大君主立宪国中舍英国而取法普鲁士和日本，即在宪法内容上，以普、日宪法合参而酌取之，以求合于我国程度；在立宪程序上，效法普鲁土，先由君主提出，继由议会承认议决，以求合于我国时势。他认为，“宪政但能实行，即程度稍低，亦可为富强之国，普、日即以此种宪法而强，是其明证，无取乎高谈法理也。中国能如普、日，亦已足矣，此予之所谓正当也”。所谓“诚实”，是指立宪不能欺民。“盖中国此时人民程度本不甚高，与以适宜之权利，并不至遂嫌其少，唯行之以欺，则必失败。他日君主立宪，人民之权利，国会之权限，所得几何，非今日所能预定。然有一至要之言日：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少与权利，尚不足为祸害，若夫视作具文，并无实行之意，则人民以为欺己，即怨毒之所由生，无论以何种敷衍之手法及强大之压力济之，终必溃裂。故诚实为立宪最重要之义”。杨度把“正当”和“诚实”视为中国立宪应遵守之两大要义，强调“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
”，且“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并且断定，以此行君主立宪，将是中国之福。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从学理上看不无一定道理，就实际而言却不合时宜。清末不是没有过君主立宪的试验，但均归失败；正是由此，才有辛亥革命的发生，才有中华民国的建立。历史的潮流既已将中国推上了共和民主的轨道，也就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孙中山“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说明了人心之所向。对于这些，精明的杨度不可能认识不到。可是此时的杨度却以所谓中国人民程度不足和共和将使中国生乱为由，以君宪救国为招牌，主张废总统立君主，改共和立宪为君主立宪；而且他这些言论的发表，正值袁世凯帝制活动紧锣密鼓之时。事实清楚表明，杨度的所谓君宪救国论，完全是服务于袁世凯政治需要的，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进行的理论论证。正因为有着如此明确的政治目的，所以《君宪救国论》甫一写成，杨度即托人转交袁世凯。袁则如获至宝，除将其密印成册广事传播以为帝制活动张本外，还亲题“旷代逸才”赠与杨度以示褒奖。杨度获此褒奖，专折致谢，并将所写文章、袁的题字以及自己的谢恩折一并在报上公布，帝制活动随之进入公开阶段。此后杨度更加卖力地鼓吹帝制，为袁出谋划策并积极奔走，跟着袁越陷越深，终至成为留下恶名的“帝制祸首”，遭到国人贬斥。
清朝末年的杨度，本曾倾向革命，差点与革命派结盟；后来转向君主立宪，也还带有救国的真诚。即使在民国成立之初，他也曾一度表示“赞助共和”并且力图“促进”。然而终究，他没有走进共和阵营，而是和帝制分子搅到了一起，其原本属于正途的宪政主张最终发生了趋同于帝制主张的歧变。对于一向以救国为怀的杨度来讲，这是颇为可惜的。杨度之所以走到如此地步，大致有如下原因：一是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即片面而且过分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以为中国人民政治素质过低，无法实行共和民主，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否则中国就会大乱，就会万劫不复。二是受帝王之学影响过深。在晚清，讲求帝王之学的代表人物是湘籍大学问家王闿运。王阎运曾执掌湖南衡阳船山书院，讲授帝王之学。青年杨度曾在船山书院就读，聆听过王的教诲，成为其得意门生。从此帝王之学便扎根于杨度的脑海里，并影响了他的大半生。他之极力为袁世凯帝制活动鼓吹，是与所接受的帝王之学分不开的。三是不排除隐藏着某种政治私心。杨度因袁世凯保荐而得官，又得袁世凯重用，对袁有知遇之恩。知恩必须图报。所以在一些重要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助袁”不遗余力。在这过程中，杨度也得到了某些回报。袁世凯如果帝制成功，可以想见，对于杨度是不会亏待的；即使不被拜相封侯，仅为“开国元勋”，杨度也成就了帝制大业，赢取了盖世功名，成为不朽之人。当然，杨度未曾表露此种心迹，但从其政治行为看，带有此种动机是大有可能的。
杨度曾出于救国目的而主张宪政，又在救国名义下拥袁称帝，其思想发生过歧变，政治上曾经失足。但他失足之后爬了起来，逐渐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最后走向了共产党，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折。
参考文献：
[1]杨度，杨度集(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2]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5)[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0)[c].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3]梁启超.诗话[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45·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9.
[4]何汉文，杜迈之.杨度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5]杨度.杨度集(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