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杲编辑出版理论中有3个命题，其中“刘杲命题2”——“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为“木文命题1”——“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的第2个展开命题；“刘杲命题3”——“出版社的改革集中了出版体制改革的特点和难点”，其展开命题1为“巢峰命题”——“我国出版社的配置带有很大盲目性”，其展开命题2为“木文命题2”——“出版单位主管主办制度问题是当前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关键词］刘杲命题；木文命题；巢峰命题；彦修命题
［中图分类号］g230［文献标志码］a
刘杲（1931—），1987年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兼国家出版局副局长，像他的一批同事一样，刘杲见证并推动了新时期中国出版业的历史发展，因其对编辑出版理性思考的丰富性、与新时期中国编辑出版实践紧密的历史关联性，而成为中国当代出版史尤其是新时期出版史上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物，以致于成为后人在探究中国新时期出版历史的时候总绕不过去的存在。这或许就是刘杲的独特魅力所在。
我个人主张：刘杲魅力的核心是其对中国出版改革的实践及其理性求索。刘杲属于他工作的时代，也紧密结合于他所在的群体。现在研讨刘杲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和他共同工作的群体；对中国新时期出版改革30年的研究是关于刘杲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刘杲研究是中国新时期出版改革研究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主要在编辑出版理论领域清理刘杲提出的几个出版理论命题的内涵与背景，以图揭示刘杲的编辑出版理性求索与中国新时期出版改革30年的实践关联，以及刘杲个人求索与其所在群体的集体智慧的关系。www.11665.CoM
一、“刘杲命题2”：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此命题出自刘杲在中国编辑学会1998年年会上的主旨报告标题。将其称为“刘杲命题2”，是因为笔者在《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1］中已将出版改革“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称为“刘杲命题1”。“刘杲命题1”语出刘杲2004年7月在中国编辑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关键在于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出版业改革和发展必须坚持的正确指导思想，也是出版管理必须坚持的正确的指导思想。”［2］（p162）其思想来源可能与199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至于为何在中央发布决议8年之后，刘杲作为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离任11年之后再提出该命题，其中的个人思想由来、历史实践背景及其关联等很值得研究，惜笔者没有研究。
在笔者看来，“刘杲命题2”实为“木文命题1”的第2个展开命题，兹将其中的理论关系陈述如下。
“木文命题1”：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
此为宋木文著作《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之章题。宋木文1989年6月14日任新闻出版署党组书记，7月18日任新闻出版署署长。上任伊始就无可回避两个基本问题：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工作究竟应该怎样估计？压缩整顿出版单位的目的是什么？“木文命题1”即为其深刻思考后的理性凝练表达，也为其新任署长的就职宣言。1990年4月16日，宋木文在沪、江、浙、鲁4省市出版部门干部大会上做报告《多出好书，促进繁荣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新闻出版报》1990年4月25日头版长篇报道了此次会议，并以《多出好书是出版部门的永恒主题》为题全文发表了宋木文报告。此为“木文命题1”的由来与传播。
“木文命题1”有其特定历史语境下去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意味，其本质意义在于揭示了出版工作的规律：多出好书是出版规律的核心，是一切出版活动的着眼点和落脚点［3］（p556）。
“木文命题1”之展开命题1：多出好书是衡量出版社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志。
“木文命题1”是出版学的基本理论命题。多出好书是目标，古今中外皆然，具有一定的恒远性。出版工作受科技发展水平，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生态的影响而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形态和区域形态，因而在出版工作作为过程和多出好书作为目标之间，在出版工作的实践形态和多出好书的价值形态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样式，这不同的关系样式就构成了出版文化的差异。为多出好书，到底该对出版工作做怎样的制度安排？如何服从
多出好书、快出好书的目标而自觉地改革出版体制和运行机制，应该说是“木文命题1”隐含的探究方法意义，就此而展开多出好书与出版工作的关系研究，不仅可以通过清理这一命题的内涵而丰富出版理论的内容，而且可以通过循其对象关系的指引加深对中国出版改革30年的认识。
“多出好书是衡量出版社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志”一语出自1988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其被反复援引、阐发［4］（p207）而成为中国出版改革的教义：“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出版社必须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使出版社既是图书的出版者，又是图书的经营者。为适应这种转变，就需要积极而又稳妥地对出版社原来的体制，包括领导体制、经营体制、管理体制、人事体制、分配体制等进行改革，以提高出版社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5］（p472）此命题关涉出版社改革的范围与对象，多出好书的定量定性分析等，与“刘杲命题1”为关联命题，所以归为“木文命题1”之展开命题，因其集中指涉出版社改革，结合出版改革的现实语境而将普泛命题特称化、一般命题具体化。
出版物不同于一般商品，出版企业因而不同于一般工商企业，其不同在于追求目标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在一个出版实体（出版社）内要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空实现，属‘二元一体’发展模式。”“两个效益统一问题，实质上成了两效分离性图书在出版结构上的比例关系问题。”［6］这就要求“二元一体”的出版实体内部具有以书养书的自我调补机制来保证以“多出好书”为代表的合理的出书结构。
但是，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出版专业分工决定了不同出版社不同的盈利水平和盈利空间，“有的出版社利润千万，靠的是什么？专业分工。有的出版社苟延残喘，原因是什么？专业分工。当然，出版社赚钱亏本并非全都是专业分工造成的；但专业分工体现的确实是不平等竞争”［7］（p145）。专业分工造成专业出版社之间整体盈利水平和人均创利差别悬殊。以陕西省为例，1988年和1989年，出版社人均创利，最高的社分别为62 105元和62 615元，第二位为39 512元和38 810元，最低的出版社分别为7 806 元和7 639.5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人均创利最高，几乎是最低社的8倍。［8］这样，在出版社设置的体制基础上就决定了以书养书、以盈补亏的自我调补的规模大小与能力高低，从而“多出好书”之“多”、之“好”针对不同出版社有不同尺度，因而“木文命题1”之展开命题1也就有了不尽相同的多重意义，作为衡量标准只有相对的普适性。
在出版社设置形成贫富不均，导致以书养书的机制难以全面推广为行业制度的同时，1988年以来出版管理部门倡导“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对国家（上级主管机关）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试行和完善出版社内部的各种承包责任制”［5］（p472）。这一制度安排的实施结果就总体而言是以利润导向为本质特征的承包制，经济效益成为硬约束，社会效益成为软约束，其一虚一实、一紧一松的偏向运行使理想中的“二元一体”变成实际上的“一元一体”，对出版业影响深远。从财政局到出版局，从出版局到出版社，从出版社到编辑室，从编辑室到编辑个人，利润指标层层分解，形成了“倒逼机制”：在图书市场严重疲软的条件下，当编辑部（室）把利润指标分解到编辑个人身上以后，编辑人员就围绕完成这一指标组稿、编稿。如果编辑人员所编发的稿件虽然有一定的印数但内容平庸，按理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对这种稿件应该阻止，拒绝签发，但在实际上做不到，因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责任编辑就会以书稿有一定印数和可以完成一定的利润指标为理由，反逼编辑室主任同意签发。同样，当稿件由编辑室主任签发后，如果总编辑拒绝签发，编辑室主任就会以同样的理由反逼总编辑签发。如此这般，就形成了由下向上、一层逼一层的机制。［9］作为潜规则、非正式制度的“倒逼机制”的出现，是否再一次表明“多出好书”的运行机制的断裂？
果再进一步，既然出版社改革陷于制度困境——媒介寻租制度化，“多出好书”是否在中国出版改革30年的后10年中越来越流于号召和口号？“多出好书”的规模萎缩和质量下降是否为近10年的出版业态、出版实绩所证实？如果证实了，又该如何看待中国出版改革30年与“彦修命题”的关系？
在这里，顺便交代（但
不展开讨论）“彦修命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了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此命题语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首段：“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再一次强调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了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此命题为参与起草该决定的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彦修提出。宋木文说，《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的“前言中一个重要观点，即‘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是采纳曾彦修的意见加进去的。”［10］（p138，p137）
“木文命题1”之展开命题2：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
正如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传世之作是好书之极品，“刘杲命题2”既将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落实于编辑工作，也将好书的标准定性化，是对“木文命题1”的创造性发展；在认同编辑工作的基本追求与一般追求，指斥编辑工作的低追求、无追求的同时，响亮地提出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传世之作当然是高质量的，是精品，是精品之中的精品。传世之作是高峰：思想理论的高峰，科学技术的高峰，文学艺术的高峰。”此为刘杲对“传世之作”的定性评价。“这个传下去，可能传十年、五十年，也可能传一百年、五百年。”［2］（p312）此为刘杲所述“传世”的量化指标。
1992年，退居二线的北京出版社原总编辑田耕在回顾其策划人物传记出版的文章中说：“如果到2000年，我社能拥有十部被社会公认是水平最高，生命力最强，读者最欢迎的人物传记，那就是了不起的功绩。到了2056年，在庆祝我社成立一百周年时，如能拥有二三十部出色的人物传记，作为长期的保留节目，可以不断再版，细水长流，长售不衰，才是真正经住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算得上是‘能领风骚上百年’；在此基础上，才有望出一两种称得上是可以传世之书。”［11］
刘杲、田耕所述的“传世”，重在突破时间的限制而流传后世，“经典”“不朽”的传统思维痕迹较为明显。在当今工业社会、大众社会，文化成果更讲究突破空间的限制而在当下广泛传播。那么该如何结合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实际确立可望又可及的编辑工作理想追求呢？
二、“刘杲命题3”：出版社的改革集中了出版体制改革的特点和难点［4］（p580）此命题首见于1996年4月刘杲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
“刘杲命题3”之展开命题1：我国出版社的配置带有很大盲目性。
此为“巢峰命题”。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巢峰曾说：“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尤其是出版事业，所有生产单位的设置，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国家有计划配置形成的。按照常理，出版社的配置应当以社会需要和市场需要为前提，而不能以部门和首长的意志为转移。我国出版社1977年只有144家，到了1989年猛增到536家。几年时间出版社增长了470%，翻了几番。而增长最快的几年，恰好是图书市场已经逐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或已成为买方市场的几年，可见，我国出版社的配置是带有很大盲目性的。”［12］
“巢峰命题”的考察时段集中在1977—1989年，因新时期出版社的发展集中在1993年以前（见表1），故此推断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巢峰命题”内涵较为复杂，值得另文专题论述。“巢峰命题”是“刘杲命题3”的逻辑前提：“巢峰命题”真，“刘杲命题3”才真。基于这一内在关联，本文择要陈述命题内涵。
“出版地区分布、部门分布失调。”此为巢峰先生在1998年《出版改革与“造大船”》一文中认为阻碍我国出版社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可以视为对“巢峰命题”的补充。［7］（p169）命题中“很大盲目性”的具体表现就在于出版资源分布与出版社配置不对应。
出版社配制体制的积弊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工作的体制把相关工作过多地集中在中央的出版机构，胡愈之在1979年即主张改革：“现在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把出版社体制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不需要搞一个小而全或者大而全，可以按照各个出版社特点来出些书。”［13］后来的发展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我国出版社的地区分布失调。另有学者也认为，从区域结构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区域均衡战略，实际上忽
了出版资源的不均衡现实，既不利于发挥出产业经济学所说的“聚集优势”，还是造成选题低水平重复的重要原因。［14］这种地区分布失调不仅表现在各省市不考虑出版资源的均衡发展，同样表现在计划单列市出版社、经济特区出版社的发展。
计划单列市出现在1980年代，是让一些大城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副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到1993年，国家先后设立了沈阳市、大连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杭州市、宁波市、厦门市、济南市、青岛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重庆市、西安市共16个计划单列市。这些副省级城市先后建立了以该城市名称为称谓的出版社。对这批出版社，文化部党组1983年将其定性为“重复建立”。中宣部批转文化部党组的《关于从严控制新建出版社的报告》谈及“要求建立出版社的单位仍有增无减”，“有一些在本省已建若干出版社的情况下，还要重复建立省辖市一级的出版社”［15］（p381）。早在1988年，即有资深出版人质疑这批出版社获准设置：“每一个财政单列市是否都要成立一个出版社？不成立是否影响财政单列？特别是一些单列市是省会所在地，那里的出版社已经不少了，再成立凑什么热闹？” ［16］
中国出版社设置长期坚持专业分工制度。这批计划单列市出版社设立后自然产生了其专业分工和出书范围与本省综合性出版社的边界划定、分工调适问题。1987年辽宁同时申请成立大连出版社和沈阳出版社，但前者于9月8日获批，后者于11月12日获批。审批大连出版社和沈阳出版社的延宕，是否反映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部门在出版社资源配置上的犹疑？先批大连，是否因为大连不是省会，不会与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功能重叠，而沈阳出版社则与辽宁省已有出版社同在一个省会城市？
这批计划单列市出版社的获准成立是否表明：在行政级别所构成（或者说主导）的权力结构中，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只得放弃对出版社专业分工和出书范围的坚守，明知对地方出版发展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也批准这批出版社？是否与部委出版社的畸型发展一样，权力成为决定、审批出版社的最终力量？
出版社的部门分布失调集中体现在中央部委出版社的畸型发展，且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社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其畸型发展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出版社数量规模与其在全国出版业中的地位不对应。到1982年底，全国出版社已达243家（中央121家，地方122家），比1965年的109家（中央47家，地方62家）增加了1.2倍。［17］可见，在1982年，中央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数量基本持平。1977—1982年的6年间，中央出版社增量高于地方出版社的增量。1983年，地方出版社160家（包括副牌20家），其中，文艺、教育、科技、少儿、古籍等专业出版社109家。1983年地方出版社出版种数和印数，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49%和76%。［3］（p29，p28）这后一点表明，中央出版社出版了全国图书一半的品种，而印数却不到1/4。，在地方出版社和部委出版社对出版业总体贡献不对等的情况下，部委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却均衡发展（见表1）。
第三，后设的部委出版社在发展中改变了专业分工的初衷。现在业内把出版社分成三大块：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中央部委出版社。这种称呼法按主管主办单位分，有道理。这种称谓缘自何时、是否有较正式的官方文件还待进一步查证。如果查实，则称谓的改变在一定意义上说明这批出版社的发展违背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社的建社初衷。1978年，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年代，后来被称为部委出版社的都归为专业出版社。1978年2月22日国家出版局、国家科委《关于加强科技图书出版工作的报告》中说：“国务院各有关部委所属的专业出版社，都面向全国，任务繁重。建议这些专业出版社应成为司局一级的独立单位，直属各部委指导。”［18］这是否说明，在当时部委出版社是在科学技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意义上筹划的，不然何必由国家科委与国家出版局联合发文呢？这个文件由国务院于1978年3月7日转发。1983年10月中宣部批转的文化部党组的《关于从严控制新建出版社的报告》中说：“到现在为止，全国已有278家各类出版社（包括32个副牌），比三中全会以前增加了一倍。这些出版社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中央一级的各种专业出版社122家（包括11个副牌），占439%；另一部分是地方出版社131家（包括21个副牌），占471%；第三部分是高等院校出版社2
25家，占9%。”［15］（p380）可见当时还是将部委出版社归入了专业出版社。如果承认知识生产和传播同样是部委出版社设置的初衷，那么后来部委出版社的发展是否依然坚持？如果没有坚持，又如何、以何种力量挣脱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束缚呢？回答是肯定的，是权力结构中对出版社主管主办制度的曲解：将建立出版社所要求的主管主办单位的必要条件认定为建立出版社的充分条件（说白了，就是只要有相当级别的主管主办单位就可以办出版社、就要办出版社）。这种认定不一定只是要求建立出版社的部委单方面认定，在一定意义上，或者说其客观效果是申请部委和审批机关“合谋”（至少是共同认定）；这种外在地表现出来的权力结构同时还是一种权利结构，它所反映的是新批部委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的部门利益诉求。主管主办单位制度设计因而也就走了样。有数据表明，1993年批准成立了21家出版社，在1993年6月29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后批准的出版社有10家，只有1家是地方出版社，另9家均为部委出版社。在这种权力结构作用下对主管主办制度的曲解导致全国出版社结构失衡，尤其是北京地区出版社结构失衡。这既增加了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管制成本、工作难度，也增加了全国出版社的无序竞争、无效竞争、不规范竞争的压力。
“刘杲命题3”之展开命题2：出版单位主管主办制度问题是当前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此为又一个“木文命题”，可简称“木文命题2”。语出宋木文《出版单位主办主管制度的由来与调整的探索》一文的题解。［19］（p644）首先应该肯定此“木文命题”为伴随着中国出版改革30年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提出的命题，具有一定的出版理论意义和改革实践价值。其次要对宋先生建议调研主管主办制度表达敬意。该制度是他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期间的最后一个重大出版制度安排。总结1989年报刊和出版社压缩整顿工作和历史经验，新闻出版署于1993年6月29日发布《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对主办主管单位的定位、相互关系以及所负职责作了规定，形成比较严密的主办主管的管理制度。1997年国务院颁发《出版管理条例》，规定设立出版单位必须“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使主办主管制度为国家最高行政当局的法规所确认。［19］（p647）10年前主持设立，10年后宋先生又主持重新调研，其中饱含对出版业的深情厚意。
主办主管制度萌芽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步发展于1980年代，1993年成文，随即制度化。“这是我们国家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确保出版事业健康发展而实施的重大政策。近几年来，党和政府为有利于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又提出出版单位要与政府主管部门脱钩，实行政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这也是一个重大政策。”［19］（p645）两者在发展方向上是统一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特别是在与现有法规和规范的衔接上有所脱节。中国出版改革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先后提出了肯定、否定的理性审视要求，需要在经过从肯定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理性批判过程之后重新制度化，这重新制度化的过程当然最终还会是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但在这一相关制度的重新选择和安排过程中，深入思考其历史背景、其内在层面以及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等，也许有助于思考的深入。
一是联系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资源配置方式来思考主办主管制度的出版管理职能和出版资源配置职能及其关系。出版单位的主办主管制度诚然为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中国特有的出版制度。就1950年代制度安排的初衷而言，可能主要在于将出版作为一种服务部门工作的工具和手段，因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出版单位的主办主管制度也就有了出版资源整合的意义。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主办主管制度不仅是出版单位的上级部门责任制度，也是出版资源的整合方式，它同时具备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层面（或维度）的涵义。在过去经济成分单一国有制、利益主体一元国家化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的社会体制中，其中的出版责任管理职能和出版资源整合职能既清晰又很容易重合，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办主管制度如何重新安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是细致梳理《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的文件制定过程，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这一文件的意义。其中有两点是否
可以提请讨论：其一，1989年的报刊出版社压缩整顿工作的成功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是否值得将其转化为成文的制度？那次整顿的结果较理想［10］（p314），但那是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采取了两项特定措施：中共中央在1989年7月28日发出《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规定“为确保压缩任务顺利完成，采取地方包干到省、中央包干到部的做法”［10］（p311）。这次整顿的动力源泉在中央，是基于中央文件，新闻出版署才能“向主管部委提出要求并由主管部委包干完成的”［19］（p647）。而出版单位的主办主管职责属常规管理，与特定背景下的临时性措施是否可以相提并论？其二，《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颁发于1993年6月29日，正是新闻出版署新老班子交接之时［10］（p405-407），文件的制定会不会因匆忙而有疏漏？
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版单位与社会（当然也包括主办主管单位）的关系模型到底该是怎样的，值得认真思考。宋木文先生从2003年党和政府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中得到启发：“切断部门权力与报刊经营之间的利益纽带，管办分离后其主管部门（原来的或重新调整的）仍对所管报刊的舆论导向、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领导班子建设负有主管的职责。”主张从中吸取制度借鉴。“这也是在坚持《出版管理条例》确定的主管主办制度前提下对报刊管理方式的一种调整，其重要意义是加强管理责任、弱化部门所有，不仅有利于当前特定问题的解决，也必将为适应深化改革新形势调整和改进主办主管制度积累经验。”［19］（p650）刘杲对此持相同意见。［2］（p216）其中蕴含的对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的假设是否符合“理性人假设”？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加强主管责任与弱化部门所有并行不悖，即在弱化部门所有的同时又加强主管责任？这也许仅表明老领导的一相情愿，在当今政府部门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恐怕难以推广。，主管主办制度的理性核心是弱权益和强责任假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击碎了其中的乌托邦幻影：一方面，出版社被主管主办单位所捕获，成为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主管主办制度本身又成为出版社改革难以逾越的障碍。出版社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但脱离主管主办单位就不放心其意识形态安全，而坚持出版社主管主办制度则出版社又没有活力。这就是当前出版社改革的悖论。
三、结论与讨论
从刘杲命题的话语背景分析中，不难看出中国出版改革30年中所凝结的理想与现实、断裂与失衡、矛盾与冲突。
从历史走向未来，意味着走向未来只能从历史出发，意味着中国出版改革需要从中国出版改革30年的理性批判中呼唤、重建中国出版改革的共识，以促进和推动中国出版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出版改革还将继续，中国出版体制改革战略仍在思考求索之中，可能还要花5年、10年、20年来做这件事情，这需要整个出版业从宏观决策到微观管理付出艰苦的集体性求索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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