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吴中地区兴起了“古文辞”运动。吴中文人力倡“古文辞”，推崇“古文”，学习对象几乎囊括了以前所有朝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古文辞”为号召的这场运动一时席卷吴中，在此影响之下，吴中文人理论上强调古人作品的思想性、情感性、辞采性；创作上继承古文尤其是吴中文学传统，同时他们厚古而不薄今，行文中也使用口语、俗语，对大众文化表示认同。“古文辞”运动成为明代“复古”潮流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键词〕明中叶；吴中文人；古文辞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118-06
　　
　　明初洪武至成化百余年间，统治者在政治上一直采取高压政策，士风也由元末的刚健一度变得低迷，文学的正常发展被政治扭曲了。成化弘治年间，随着政治环境的松动，文人士大夫的主体精神开始复苏。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前七子的文学复古活动盛行，并在整个文坛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这一时期在吴中地区也兴起了“古文辞”运动。
　　吴中地区兴起的古文辞运动，一度声势浩大，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叶盛《录诸子论诗序文》称：“我朝诗道之昌，追复古昔，而闽、浙、吴中尤为极盛。”[1]稍于其后的王琦在《寓圃杂记》卷五“苏学之盛”称“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人材辈出，岁夺魁首，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2] 袁表在《袁永之集序》中描述吴中地区在孝宗朝时的“力追古作”的文学创作情况：“吾郡则有南峰杨公、南濠都公、枝山祝公、迪功徐公、东桥顾公、六如唐公、林屋蔡公，较之他方作者多猗盛矣。WwW.11665.com”[3]
　　文征明描述吴中地区兴起的古文辞运动：“顷者恭侍燕闲，获承绪论，领教实深。又承命献其所为文，窃念某自蚤岁即有志于是。侍先君宦游四方，既无师承，终鲜丽泽，伥伥数年，靡所成就。年十九还吴，得同志者数人，相与赋诗缀文。于时年盛气锐，不自量度，僴然欲追古人及之”，[4](581)文氏生于1470年，弘治二年（1489）其十九岁，这也就是说在弘治二年（1489），吴中地区的文人们开始由个人走向群体，开始群体性地专注于对古文辞的提倡。
　　廖可斌在他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一书中，将明代的复古运动大致划分了几个阶段，“其中从弘治六年到弘治十五年，是复古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酝酿期。”[5] (67)吴中地区的古文辞运动是弘治二年（1489）开始的，从时间上看，京师地区的以李梦阳为首的复古运动则稍后于此；就内容来说，吴中地区的古文辞运动与京师的复古运动都以向古人学习为落脚点，但又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与风貌。
　　一、“古文辞”定义
　　“明代复古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力图恢复古典审美理想及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的文学运动。” [5](90)吴中文人力倡古文辞，强调学古，但他们的学古并不属于明代复古运动的大范畴，他们对古文辞的喜爱，强调的是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情感性、辞采性。他们推崇先秦至六朝至盛唐诗文，同时也推崇宋元人的优秀作品。
　　翻检吴中文人的文集，大略看一下他们所认同的古文辞的定义是什么。
　　文征明在《上守溪先生书》中说，“稍稍以其间隙讽读左氏、史记、两汉书及古今人文集，若有所得，亦时时窃为古文词。”[4] (581)可见，在文征明眼中，古文辞主要指左氏、史记、两汉书一类先秦两汉之文，即秦汉散文。
　　桑悦在《唐诗分韵精选后序》中说，“诗犹海也，三百篇为其蓬岛，汉、魏、晋为其弱流，而唐则犹其中之亶夷诸洲。学操舟之士至海门而震叠，苟望洲之畔岸，心意俱饱，复何有希翼者乎？吕侯之选此诗，盖剪其荆棘去其旁歧，诱人至止是洲，而予申以是言，又欲过此而往，直溯弱流而至蓬岛也。况我朝治隆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复哉！”[6]可见桑悦认可的“古”是先秦、汉、魏、晋、唐时期。
　　吴宽在《旧文稿序》中称自己不喜时文，“幸先君好购书，始得《文选》，读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读《史记》《汉书》与唐宋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颇属之。”[7]他所说的古文指的是先秦两汉之文乃至唐宋之文。
　　朱存理在给史鉴的一封信中谈及双方喜爱的文集时说，“所谕中散集曾于友人家借阅，不及抄本。今奉去《宣城集》、《玉山名胜集》计二册以塞来命。”[8]可见二人喜欢的是嵇康、谢眺、顾瑛的作品，从时代概念上看，他们喜爱的古人是魏晋、南北

朝、元代的，这就不仅仅是先秦两汉之文，而且包括了魏晋六朝、元代的文学。
　　可见，吴中文人们所谈的古文辞的概念十分宽泛，可以说从先秦至元（即明以前）的优秀文学作品都被他们归入了古文辞的范围。
　　二、 “古文辞”运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
　　吴中文人们力倡古文辞，强调学古。他们对“古文辞”的认同基于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感发作用的认同，是认同各种优秀作品反映真性情、书写真性情的本质上的相同。他们所注重的是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情感性、辞采性，其各种认识散见于个人的诗文集中。
　　吴中文人们特别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祝允明在《野航诗稿原序》中谈及他对古诗的认识：“古人为诗，趋适既卓而涵量又充，其命题发思类有所主，虽微篇短句未尝无片语新特。” [9]认为古诗之佳即在于其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其思想总是有所指并有自己的新意的，这种对古诗的推崇显然是从古人作诗时追求新意、追求有涵量的思想内容这一方面着眼的。
　　至于何种内容才算得上有新意、有涵量，吴中文人亦有进一步的论述，杨循吉《朱先生诗序》说：
　　予观书不以格律体裁为论，惟求能直吐胸怀、实叙景象，读之可以谕妇人小子，皆晓所谓者，斯定为好诗。其它饾饤攒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学生者，虽千篇百卷粉饰备至，亦木偶之假线索以举动者耳，吾无取焉。大抵景物不穷，人事随变，位置迁易，在在成状，古人岂能道尽不复可置语？清篇新句目中竞列，特患吟哦不到耳！[10]
　　杨循吉是一位“力追古作”的人物，但是他在诗歌创作上并非完全奉古人为圭臬。他认为真正的好诗应该是与现实生活、身边事物相联系的，就内容而言，应该是“直吐胸怀、实叙景象”，应该写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写出现实存在的真实景象，而这种感受、情感与景象应该是“妇人小子皆晓所谓者”，而不仅仅只是让与自己学识相差无多的读书人知道。杨氏反对作诗饾饤古人，因袭古人，他认为世事、人事、物象在发生变化，古人不可能知道今人的一些事情，也不可能把今人才有的思想感情在古时就表达殆尽。可见杨氏学习古诗，所注重的并不是古诗的形式而是其内容精神的实质，而古文精神的精髓在他看来就是抒发来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情感。
　　徐祯卿是吴中文人中对诗歌理论用力甚勤的人物，其《谈艺录》一书已经构建起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①。此书同样注重诗歌的内容：
　　由质升文，古诗所以擅巧；由文求质，晋格所以为衰。
　　对于诗歌如何能谈得上是有充实的“质”，徐祯卿认为情感是诗歌有充实思想内容的主要来源：
　　夫情能动物，故诗足以感人。荆轲变徵，壮士瞋目；延年婉歌，汉武慕叹。凡厥含生，情本一贯，所以同忧相瘁，同乐相倾者也。故诗者风也，风之所至，草必偃焉。……若乃歔欷无涕，行路必不为之兴哀；愬难不肤，闻者必不为之变色。故夫直戅之词，譬之无音之弦耳，何所取闻于人哉？至于陈采以眩目，裁虚以荡心，抑又末矣。 [11]
　　诗歌因情而生，又通过引起他人的共鸣而体现其存在和价值——行路者为之兴哀，闻者为之变色。至于一味地以华丽辞藻来令人眩目荡心，徐祯卿以为乃是诗歌之“末”。如此从情感的真实充沛和感发作用来强调诗歌的内容特质，这又是吴中文人诗歌理论的一个特色。
更强调“真实”、 “天然”，这具体体现在他的《南濠诗话》中，如：“切莫呕心并剔肺，须知妙语出天然。”为了这一点，甚至可以不顾一切：“但写真情与实境，任他埋没与流传。”在他看来，真情与实境才是诗歌应该抒写的唯一内容。基于此，他对于时人一味推崇盛唐诗歌并不以为然，而认为抒写真情实感的宋诗亦有可称道之处：“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末便可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
　　吴宽《中园四兴诗集序》说：
　　古诗人之作，凡以写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遇，或有所触发，或有所怀思，或有所忧喜，或有所美刺，类此始作之。故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后世固有拟古作者，然往往以应人之求而已。嗟夫！诗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尝有所之也，何有于言？吾言未尝有所发也，何有于诗？于是其诗之出一如医家所谓狂感谵语，莫知其所之所发者也。 [12]
　　吴宽强调的是诗歌来自于人自然而然的兴发感怀。他指出诗歌本是来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的抒发，也即前人所说的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吴宽的看法实际上只是对《诗大序》的再次强调，不过，在当时人们率意为诗的情况下，还是有较强的针对性的。
　　从以上吴中文人的观点、看法中明显看出，吴中文人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充实性，而尤其强调作品应来自作者的真情实感，应是其情怀和情趣的自然流露。是否抒写真情是吴中文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为重要的尺度，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文学作品创作于哪一个朝代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的着重点并不在对诗歌境界的强调上，而是更注重内容真实的分析。
　　吴中文人的文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论述上，不过，他们也注重对学养储备的强调，如杨循吉在《苏氏滇游吟集序》中说，
　　作诗用古人法，说自己意，命所见事，如此而后诗道备矣。然是三能无先后次第，得则皆得之，如华严楼阁，一启扃钥斯重重悉见也，此在学者着力读书聚材积料，如恒人务衣食，日日不忘而又能不以揠助成功，听其自化，则其至境界不难也。至则纵横变化，皆得三味，无一事非诗，所谓我欲诗，斯诗至矣。于是乎或自成一家，或幻为诸家，出口触笔岂欲不随我者哉？[13]
　　杨氏在此序中提到作诗应该遵循的三原则：“用古人法”、“说自己意”、“命所见事”，虽然他并没有具体指出“用古人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在他看来“古人法”显然是诗歌作得好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并非全部方面，写出好诗的一个重要条件倒在于着力读书积累材料。
　　吴中文人们强调诗歌写作的情感性，注重写作前的知识积累，但对于较为具体的应如何写作诗歌谈论的不多，唐寅的《作诗三法序》一文，从诗歌创作的形式上着眼，谈到诗歌写作应注意有一定的章法、句法、字法。认为章法应注意气韵豪壮，表意准确，词义古雅；句法应注意模写，锻炼，剪裁；字法应注意装饰、润色、变化。章、句、字之间又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以上的文字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吴中文人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些都关系到文学的本质，可见，他们的提倡学古是重实质而不泥于形式的学古，他们的提倡古文辞更多是对文学本质的强调。
　　三、“古文辞”运动实绩
　　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明中叶吴中文人们对古文传统、对吴中文学传统都有继承，但又在明中叶这一时期有独特的特色，呈现出新鲜、活泼的时代气息。他们的文学创作有自己较为独特的艺术风貌，这种艺术风貌的形成基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切磋的平等的、融洽的关系，也基于他们在生活态度、文化修养、审美趣味、文学观点等方面的契合。
　　（一）学养对创作的充实
　　吴中文人涉猎广泛，又对某一方面的学术有着深厚的兴趣。专精和广博对他们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他们的说理论辩之文的写作上。这些文章的立意深刻，论述精到，从材料的运用、观点的论述、思维模式的采用、谋篇遣词等等方面体现着吴中文人们之取精用博，目光纵横。这一点尤在祝允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祝允明“贯综群籍，稗官、杂家、幽遐嵬琐之言，皆入记览。”[11]在此基础上，他的文章亦涉及面较广，“发为文章，崇深钜丽，横纵开阖，茹涵古今，无所不有。”[14]他的一些杂论性文章有很强的批判锋芒，如《学坏于宋论》言学术在宋代尽变，批评宋人的“厚诬之甚”，揭示了宋学空疏的本质；《诹政》以古今为政的情况作对比，在古今对比、不同时期的对比中，占有史料，并使史料成为表达自己思想的媒介、材料。其《祝子罪知录》全书有“举”、“刺”、“说”、“演”、“系”五种形式，其《刺汤武》言汤武非圣人，《予庄子》言庄子为孔子后第一人，《夺邓攸》谓邓攸为子不孝等，这些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说法也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扬——祝允明先把先人对某人某事的看法、评价抄录于上，再在此基础上于自己的观点变本加厉，其认识深刻有力，评判性强，而这无疑都得益于祝允明学术上的博识。
　　王鏊的不少文章基于他的学术修养，基于他对历史现实的深刻认识。《相论》一文驳斥南人不可为相的观点，有秦汉文章的风采。《读墨》一文思辩色彩浓郁，论述客观，很有见地地指出孟子非墨，韩愈进墨法都有道理，又指出孟子之虑更远，其说令人耳目一新且细思之不无道理。他的《河源考》一文旁征博引，颇见学识之

广博，四库馆臣对此文评价说，“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笃什所言，似为有见，而杂引佛典道书以驳昆仑之说，则考证殊为疎舛，此由明代幅员至嘉峪关而止，轺车不到之地，徒执故籍以推测之，其形响揣摩固亦不足怪矣”。[15]这个评价虽皆是贬词，但从中看见此文引佛典、道书，都从古籍中来，亦可说是其博学的直接成果。
　　再如桑悦的《庸言》一书，收其数条论辩性文字，或言“古之君子任人，今之君子任己”，或言“今之吏不能解人言，听人言不能通其志”，亦都是沟通古今，辩说有力的文字。杨循吉的《吾衍子论》以吾衍投水而死写起，论述人应能屈能伸，不应因一时小辱小忿而死；而其《吴中水利议》一文言吴中依太湖，平日乃得其利，而一旦有害则为大害，不如引水入海，都可见杨循吉重实学，崇实用的风范。另如史鉴“留心经世之务。三原王恕巡抚江南时，闻其名延见之，访以时政。鉴指陈利病。恕深服其才，以为可以当一面。所著诗四卷，文四卷，……其文究悉物情，练达时势，多关于国计民生，而于吴中水利言之尤详”。 [16]凭借较好的学术修养，沟通古今，纵横于历史与现实，其文章立意往往高远而深刻，这是吴中文人创作的一个特色，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专力于古文辞的直接成果。
　　（二） 词采与神韵的结合
　　吴中地区的传统文风即有趋于华艳的倾向。骈文、辞赋可以说是各种文学体裁中最为讲究文采、藻饰和气势的，要很好地驾驭这种体裁对个体的才情要求是很高的，而富于才情的吴中文人对此种文体特别偏爱，这种偏爱首先可以从他们对《文选》的爱好中表现出来。
　　弘治年间，吴中文人每以文竞，《文选》成为他们学习古文辞的良好教科书，明汪砢玉撰《珊瑚网》卷十六收录了两篇吴中文人的《文选》跋文，其一为祝允明所作：
　　 自士以经术梯名，昭明之选与酱瓿覆久矣。然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吴中数年来以文竞，兹编始贵，余向蓄三五种，亦皆旧刻，钱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竞，助以佳本，尤当增翰藻不可涯尔。 丁巳祝允明笔。门人张灵时侍笔砚。
山文选跋书后》
　　其一为杨循吉之文：
　　文选自隋唐以来，莫不习之，余昔游南都，求监本，率多漏缺，不可读。偶阅书肆，获部之半，又非全书也。其后赴试京师，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见示，俨然合璧，遂留而成之。孔周何从得此？精好倍予所藏，好学之笃，又有好书济其求，宜有以庆赏。杨循吉跋。
　　——《枝山文选跋书后》
　　这两则跋后有“徐祯卿观”、“唐寅披玩”字样，从以上文字中可知，弘治十年（1497）时，吴中地区的文人已经开始以文采相竞，《文选》成为文人们争相购求的文章范本。钱孔周得到了一本尤为精好的《文选》，祝允明、杨循吉、徐祯卿、唐寅，张灵等人纷纷前来观看，祝、杨二人还写了跋文，足见《文选》在当时吴中文人心目中地位之高，重刊《文选》，风会所趋，而并非只是由于某几个人的爱好。
　　吴中文人集团的成员尊重《文选》的传统，自动接受《文选》的浸渍，而其骈文、辞赋的创作也颇见风采。以大赋为例，吴中文人创作颇丰。大赋的体制特点是“铺采摛文”，要求“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吴中文人的创作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史鉴的《望泮楼赋》即是文采与神韵兼长之作：
　　会稽名邦，新昌望邑，沃州前陳，天姥左翼，奕奕学宫，多士斯集，猗歟先生，世家其侧，其侧伊何，夏屋渠渠，于寢之西，爰楼以居，匠石抡材，史皇画图，因揆地之不足，乃借天之有余，重簷泻注八窻，洞虚外靡，饰乎丹艧，中惟藏乎简书……月课其成，岁献其良，巍科甲第，后先相望。器之为瑚琏，才之为栋梁，任方隅者为岳牧，赞政化者为公卿，罔不由此宫而出，豈不为贤才之大方也哉。……迨升歌之一出，众音比而低昂，是皆宣中和而感神人竅幽渺，而调阴阳又若华冠纷羽籥，入行八风舞六佾或俯或仰或徐或疾，奋褎翩翩顿趾，秩秩泛而不浮沉而不窒，張而不纵，翕而不抑，气洽形和，神畅志得，于是神具醉止，祝告利成祭，之明日寻繹于祊维道，原之不已求神在之无方，是知圣朝之所以尊师重道，岂徼一時之福报一世之功也…… [17]
　　此赋写的是学官之盛，描写了泮楼的富丽堂皇，描写了泮楼的升歌之盛，而写泮楼之盛，也就是写朝廷对教育的重视，写人们对教育的重视。这一篇赋作结构宏伟，气魄雄大，

泮楼的盛景一浪高过一浪，一层压倒一层，洋洋洒洒，极尽铺陈描绘之能事，其夸饰瑰奇，想象丰富，语言奥博，描写细密，反映了其时吴地对文化教育的看重，吴地文化的繁荣发达，从中也可窥见作者对此的自豪。
　　祝允明的《大游赋》是他的诗文集《祝氏集略》中的第一篇，也是《祝氏集略》第一卷的全部，此赋字数极多，在形式上铺张扬厉，汪洋恣肆，在内容上神游万里，颇见作者神思的飞动。桑悦作赋也数量颇多，其中宏篇大制有《南都赋》、《北都赋》等，二赋的主旨是赞美帝京之宏大，帝政之清明，全篇洋洋数万言，气势恢弘。翻检吴中文人的诗文集，它们大多数都是在首几卷为赋作，大多数都是辞采与神韵相间之作。
　　（三）以日常之语写真实之情
　　与诗歌抒发一己感情的作用相契合，吴中文人们的诗歌创作大多书写了他们的性情，而这种性情的抒写是轻快的，是自然而然的兴发感动。他们的创作洋溢着诗人的主观情思和怀抱，带着灵动、飞跃的情感，显示出作者认同自我、肯定自我、追求自我个性张扬的精神。
　　许多吴中文人在诗歌中描绘了自我的狂放、旷达的形象，表现出他们对于自我的骄傲和肯定。如唐寅的《桃花庵歌》描绘了“桃花仙”这个重视人生最为实在的快乐的人物形象，他不愿为官，追求现时的快乐，无意于富贵的生活，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在乎别人说他风骚。这种生活实际上就是作者的理想生活，这个终日沉溺于花酒之乐、自由自在，不受传统儒家人生观羁绊的形象就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写照，疏懒而随己所欲。
　　文征明在许多诗歌中也写出了他自己的真性情，他的《口号三首》写出了他沉迷于内心世界，不在乎外在一切的满足感：
　　枝山老子鬓苍浪，万事遗来剩得狂。从此日和先友对，十年汉晋十年唐。
　　不裳不袂不梳头，百遍回廊独步游。步到中庭仰天卧，便如鱼子转瀛洲。
　　蓬头赤脚勘书忙，顶不笼巾腿不裳。日日饮醇聊弄妇，登床步入大槐乡。
　　和唐寅、文征明同样，桑悦在他的诗歌中也描写了自己狂放的形象，抒写着自己的个性与尊严，他有诗《南山舒啸》塑造了一个简傲高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可看作是他对自己的真实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吴中文人在书写性情、描写生活时，在语言的运用上除了注意向古人学习外，还非常喜欢用日常口语、俚语入诗，在诗歌创作中所用的语言往往充满了生活情趣和世俗生活的鲜亮活泼。这看似与他们所倡导的古文辞学习相矛盾，实际上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吴中文人们在自己的诗歌理论中特别强调诗歌的情感作用，强调诗歌的“直吐胸怀、实叙景象”[10]，他们强调的原本就是情感而并非语言，而以他们的通脱，自然不会拘泥于形式的束缚。
　　史鉴在《西村集》卷四中有多首民歌性质的诗作，如：
　　君家湖北头，门前湖水流。水流似侬意，日夜不曾休。——《湖上曲》
　　朝饮前溪水，暮泛前溪舟。溪头有明月，照见古今愁。——《前溪曲》
　　再如桑悦的诗作：
　　昔年老杜歌偪侧，只有两言堪叹息。日骑官马送还官，道路难行涩如棘。我修州志蒙官爱，坊长每日轮一疋。居闲坐卧牵在前，紧要欲行何处觅。东家有马性恶劣，双足拏空向人立。家僮拚命据其背，振地一跌加两踢。……
　　——《劣马行》
　　再如祝允明的诗作：
　　生世投闲四十年，瘴江班顶试鸣弦。今朝也是为官日，白日青天闭户眠。
　　——《广州戏题》
　　这些诗作用语上特别通俗，显示出平民化的风格，是情动于衷时情感的自然流露，不假雕饰。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说，“白话文学既不能求实利，又不能得虚名，而那无数的白话文学作家只因为实在忍不住那文学的冲动，只因为实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宁可牺牲功名富贵，宁可牺牲一时的荣誉，勤勤肯肯的替中国创作了许多的国语文学作品。政府的权力，科第的诱惑，文人的毁誉，都压不住这一点国语文学的冲动。”[18](5-6)对吴中文人来讲，也是这样。
　　概言之，吴中文人们对“古文辞”的认同基于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感发作用的认同，是认同各种优秀作品反映真性情、书写真性情的本质上的相同，他们推崇的“古文”，几乎囊括了以前所有朝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比起明代各种文学流派的绝对化来说更为客观，从而表现出较强的圆融通脱的特色。在创作上，他们对古文传统、对吴中文学传统都有继承，也使用口语、

俗语，有对大众文化的认同。
　　厚古而不薄今、继承中不乏创新，这正是吴中文人特质之所在。这一特质也使席卷吴中地区的“古文辞”运动最终没有走向极端，从而不仅为吴中文学发展注入了厚重的内涵，也使明中叶的吴中文学成为代表明代文学“复古”大潮实绩不可缺少的一环。
　　
　　〔参考文献〕
　　［１］叶盛.录诸子论诗序文[a]. 水东日记：卷二十六，四库全书：第1041册[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２］王琦.寓圃杂记：卷五[a]. 续修四库全书：第1170冊[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３］袁表.袁永之集序[a].袁袠.衡藩重刻胥台先生集.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4冊[c].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