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的扬州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空间：在地理向度上，唐诗塑造清俊秀丽的扬州都市“第一空间”，彰显“江海扬波”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宗教气息浓郁的“江南气象”；在情感向度上，唐诗构建了及时享乐、颓废感伤的“第二空间”，包孕着诗人对历史兴亡的无限感怀，对商妇辛酸生活的精细体味；在审美向度上，唐诗以艺术化的方式构建无限意味的“审美空间”，超越了诗人个体的心理情感，具有“情感的形式”的意义，和历史性的时间感勾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融时间向度的历史性和空间向度的质感于一体的“审美时空”。
　　关键词：唐诗；扬州都市空间；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审美空间
　　中图分类号：i 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1－0099－05
　　一、扬州都市空间的语境阐释
　　在汪洋似海的唐诗中，以繁华都市为审美对象的诗歌创作蔚为大观。其时的扬州，商贾如织，青楼林立，文士毕集。唐诗对它的描写几乎切入到都市空间的每个向度：“扬州城市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几乎都被唐宋诗人写遍了。以致于清代的李斗在写《扬州画舫录》时，每写到一处园林或一处小景致，大部分都用唐宋诗人留下的诗句编成的对联来加以说明，而且这样作似乎已经很够了。”这些绚烂至极的唐诗，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复杂的、多元结构的“扬州都市空间”。
　　一方面，诗中的扬州具有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双重维度，在本质上可以被看作一种相对静止的、固定的“容器”，即在物质性、地理性的维度上，诗歌中的扬州是客观的、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是审美主体作为触发点或感知的基础。Www.11665.com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空间的描写是地理框架为其主要的物质性基础的，这就是西方索亚所说的“第一空间”。在精神性、心理性的维度上，唐诗中的扬州都市又是主观的、虚构的情感世界。这种“人心营构之象”，是容纳诗人主观情感的“容器”，即“第二空间”。
　　另一方面，由于空间的内涵并不局限于几何学、物理学的框架，还超越了客体的“第一空间”和主体的“第二空间”，具有西方后现代社会学家“三元辩证法”意义上无限开放的维度。它通过再生产、再创造而形成的新的空间，超越物质的、精神的空间，生发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即“第三空间”。
　　相对于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第三空间”，唐诗中扬州都市则是一种“审美空间”。从社会学维度上的“第三空间”，生发出美学意义上的“审美空间”的学理性基础，正如“第三空间”自身的产生已经溢出了几何学向度的“第一空间”和精神性向度的“第二空间”一样，充满无限意蕴的“第三空间”不可能拘泥在纯粹的社会学、政治学的维度下，必然在审美的向度上延展、拉伸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概念，即“审美空间”。对此，国内学者早有定论：“我们借鉴当代西方的空间理论，来谈论中国古典诗词的审美空间，以此来扩展我们对古典诗词的理解向度。那么，我们这样做的作用还可以将西方空间理论的社会学思路，纳入到美学的轨道上来。”具体而言，作为“审美空间”指称的唐诗中的扬州都市“第三空间”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人对于空间的生产”和“空间对人的生产”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审美主体以自身的活动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现实物象，这些物象在唐代扬州都市特定的空间平铺延展，最终创造了唐代扬州都市丰富多彩的空间形态；就后者而言，审美主体立足于自身开辟的空间形态中，但是，审美主体并不是无动于衷地处身其间，而是在生产这些空间的同时，也被这些空间塑造着。本文将着力对唐诗中扬州都市三个空间加以具体阐释。
　　二、唐诗中的扬州都市“第一空间”、“第二空间”
　　首先，就“第一空间”而言，唐诗中的扬州以“江海扬波”的独特自然景观为对象，由此构建“第一空间”的基本特征和表层形态。
　　相传大禹治水后，天下划分为“九州”，“扬州”因为“江海扬波”而得名。考古学研究也证实，距今约6500年前，扬州位于长江和大海的交汇处，地理位置类似于今天的上海，属于典型的“襟江带海”。作为扬州城市起点的古邗城“南沿临蜀冈南麓断崖，断崖下即为长江”，扬州城址沿江而建的特点一直延续至唐代。唐时，长江仍在扬州城附近流入大海，江海交汇，由此形成弯曲的巨大喇叭形状的河口。“那时在圃山以上的扬州湾内，散布着‘开沙’等沙洲，使江流分汊，北支在扬州城东形成曲江，湾道水浅，由东海汹涌而来的海

潮，经开阔的海湾乍人曲江湾道隘处，又被水下的沙坎所激逼，形成汹涌澎湃的涌潮。即历史上有名的‘广陵潮’。”唐诗经典《春江花月夜》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是深受当时扬州地理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艺术地再现了广陵南郊近江处的自然风光”。早期扬州也与大海紧密关联。江淮之间的海岸线一度向西推进最远处达扬州高邮湖西岸，距今4000年左右，江淮东部受到大规模的海侵，阜宁至海安一线以东地区还未形成稳定的陆地。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海侵导致了扬州以下是海湾，以上才具有真正的江型。唐代扬州仍是国内最著名的海港城市。刘希夷的《江南曲》、孙逖的《扬子江楼》、万齐融的《送陈七还广陵》、李颀的《送刘昱》等，都鲜明地塑造了唐代扬州都市“江海扬波”的地理空间，这成为扬州区别于其他都市空间的基本特征和表层形态。
　　扬州都市“第一空间”表层形态的背后，则是具有地方经验的深层空间结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万舸千帆、虹桥水郭的运河城市地理空间。二是古寺林立、烟雨迷蒙的“江南”宗教圣地。
　　对于前者，唐诗构建了不同于内陆城市的运河城市空间。运河对于扬州都市空间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扬州城市环境的改善和演变，城市居民的生活，都依赖于运河，甚至扬州城郭形状的形成，也与运河大有关系。“它使扬州流动、活了起来”。扬州都市的运河空间在唐诗中随处可见：“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姚合《扬州春词三首》)。“山映南徐暮，千帆人古津”(卢纶《泊扬子江岸》)。“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李白《经乱离后天思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李绅《宿扬州》)。“隔江城通舶，连河市响楼”(李洞《送韦太尉处坤维除广陵》)等，这些诗歌是唐代扬州运河城市大放异彩的最重要的文学呈现。
　　对于后者，唐诗中的扬州是让世人内心躁动不安归于平和的圣地。唐代的扬州，名刹古寺遍布，高僧辈出。唐初扬州尚存的前朝寺庙就多达65个。禅智寺、大明寺、天宁寺是全国著名的寺庙。崔峒的《宿禅智寺上方演大师院》、张祜的《禅智寺》《纵游淮南》、杜牧的《题扬州禅智寺》、赵嘏的《题禅智寺南楼》等，凸显了喧闹都市中寺庙净土的纯美。其中，最著名的是张祜的《纵游淮南》：“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不仅把扬州都市升华到人间天堂的地步，而且，在“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深入骨髓的封建时代，扬州的寺庙圣地成为人生归宿的理想之 了一个清幽圣洁的“向死而在”的空间。扬州大明寺，李白、高适、刘长卿、刘禹锡、白居易等著名诗人均有作品传世。他们或描写该寺外观的雄奇伟岸，如李白的《秋日登扬州栖灵塔》；或描写踏入圣地感慨嘘唏、厌倦红尘的落寞，如高适的《登广陵栖灵寺塔》；或激发斗志、勉励前行的抱负，如刘禹锡的《同乐天登栖灵寺塔》，诗人通过文字让大明寺成为文人感怀激烈的神圣空间。而刘禹锡《谢寺双桧》、温庭筠《法云寺双桧》、张祜《扬州法云寺双桧》等，通过对天宁寺的描写，开辟了一个伤感神秘的宗教场域。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上述诗歌中飘逸着晨钟暮鼓的宗教情怀，静谧的宗教情感弥漫于都市的角落，映现着扬州都市的诗性文化内蕴，由此在繁华喧闹的商业都市中开辟了一个幽静神圣的江南宗教空间。它如同一个巨大的“容器”，以磁石般的强大吸附力，包容、聚集了意气风发的豪绅官宦、落魄失意的文人儒生、风流倜傥的名流贤士，扬州成为他们精神的栖息地。
　　其次，就“第二空间”而言，唐诗无论是对扬州都市繁荣的向往羡慕，及时行乐的放纵情欲，抑或对历史兴亡的凭吊感伤，都是诗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状态中的心灵构建，他们以敏感的触须在扬州都市的每个角落自由伸展，由此构成一幅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的唐代文人情感世界。对此，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是唐诗营构了及时享乐、放纵欲望的都市情感空间。诗中的扬州是人们精神深处的温柔富贵之乡，人们有着精明、灵巧、独立、奔放的个性人格，追求世俗生活的快乐。他们在节日时纵情欢娱：“扬州寒食春风市，看尽花枝尽不如”(赵嘏《赠歙州妓》)；或斗鸡、走马：“上鸣间关鸟，下醉游侠儿”(马戴《广陵曲》)；或狎妓听曲：“掩笑频欹扇，迎歌乍动弦”(刘长卿《扬州雨中张十宅观妓》)。杜牧的《润州三首》云：“画角爱飘江北去

钓歌长向水中闻。扬州尘土试回首，不惜千金借与君。”《唐诗鼓吹评注》解释道：“画角之声飘江北而去，渔人之唱向月中而闻。回望扬州风景，故来艳冶之处，当不惜千金之费，与君买笑追欢也。”扬州已溢出了具体的地理范畴，悄然凝结为高度的精神空间，成为世人心目中的乐土，俨然是人问最繁华的都市，在扬州享受人生成为“大众的梦”。
　　安逸享乐思想上升为城市主导形态，与扬州“人性轻扬”的土著习俗和世俗功利的“商埠型都市”伦理道德相关。扬州一向“人性轻扬”，经济的发展又导致都市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不再视从商为低贱的职业，而是对富商巨贾极尽钦佩景仰之情。他们艳羡商人生活的奢靡浮华，渴望着现世的欲望。权德舆《广陵诗》云：“且申今日欢，莫务身后名。肯学诸儒辈，书窗误一生。”透过这幅世俗生活的卷轴，可以看见维系扬州城市生活的独特的价值理念，以及鼓涌在诗人心中复杂暖昧的心态。诗人们借助这种生活排遣自身的忧患和焦虑情绪，挥霍着生命的快乐。从赵嘏称扬州为“醉乡”，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都可看出他们寂寞的心绪与扬州的繁华相融合，形成了一种享乐安逸、世俗消费的生活态度和情感倾向，一切都在证实着“扬州人喜爱生活中的歌楼，仰羡的是富商大贾”。“广陵城市文化更注重实际利益，诗人们沉溺于世俗生活的快乐，追求感官的各种刺激”。
　　二是唐诗中的扬州是包孕着绵长的历史兴亡更替、怀古伤今的精神空间。唐代紧承隋朝，隋炀帝曾数次南下扬州，龙舟风舸，千里沸腾。扬州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积淀，催生了诗人们自觉反思的沉痛与愤懑。刘长卿的《春草宫怀古》、杜牧的《州三首》、罗隐的《炀帝陵》、李商隐的《隋宫》等，均关心国家兴亡更替，叹古怀昔，用前人的教训来警戒晚唐这个风雨飘摇的忧患时代，表达当时文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普遍关注，由此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内心感伤焦虑的心灵空间，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扬州都市文明发展的历史卷轴。
　　三是唐诗塑造了商人、商妇不为人知的辛酸凄冷的情感空间。唐代扬州云集着全国各地的商贾，“商贾如织”，富商大贾“动逾百数”。但是，光鲜生活的背后，常常掩盖着不为人知的情感。对于商贾生涯的艰辛，刘驾的《贾客词》云：“贾客灯下起，尤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对于商妇们在孤独、寂寞中尝尽相思之苦，有诗云：“扬州桥边少妇，长安城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王建《江南三台四首》其一)商妇们一面担心着丈夫，只求其平安，一面又感叹青春就在无尽的等待中逝去，以至“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李白《江夏行》)。刘驾的《贾客词》云：“扬州有大宅，白骨元地归”，“少妇当此时，对镜弄花枝”，商人在外已死而妻子在家仍盼望着丈夫归来，这些情感场域的塑造，在整个唐代以扬州为审美对象的诗歌中，恰如整个繁华喧闹大都市最底层的一个角落，引领读者倾听扬州都市铅华洗尽后的痛苦呻吟。
　　三、唐诗中的扬州都市“第三空间”
　　唐诗中的扬州是富有深层意蕴的都市“审美空间”，对此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阐释：
　　1.唐诗中扬州都市“审美空间”的创造，是以地理向度的“第一空间”和情感向度的“第二空间”为基础，通过融合汇通感官视觉、情感体味，在人类普遍情感基础上，以艺术化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具有无限意味的审美想象空间。
　　物质性的空间和主观性的情感体味是“审美空间”的现实材料和基础框架。刘长卿《送子婿崔真甫李穆往扬州四首》、刘希夷的《江南曲》、孙逖的《扬子江楼》、万齐融的《送陈七还广陵》、李颀的《送刘昱》、王维的《同崔傅答贤弟》等诗歌，都依据具体感性的地理空间，使得读者有了身临其境的审美情感。
　　以张祜的《纵游淮南》为例：“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中的十里长街、月明桥、禅智寺、山光寺都是扬州具体真实的地理空间，通过具体的扬州都市地理景点，为读者绘制了一幅逼真的扬州都市空间图景：街道繁华，游人如织，商旅不断，站在明月桥上，看着如云的扬州歌妓，令人遥想翩翩。寺庙周围风光秀美、景色宜人，不仅是游览消闲的好去处，就是死了作为墓地也算得上人生的大幸。该诗的魅力在于借助具体可感的形象，获得了一个深邃辽阔的审美想象空间，沿

着具体的地理空间和个体的情感世界，把读者的审美感知引向一个在唐代文人心目中的理想境界，触动读者内心对风光无限的遐想和难以言表的感伤。诗中“人生只合扬州死”，超出了都市繁华、感官享受的层面，实现了对人的生存哲理性的反思，诗歌获得了切入肌肤、深入骨髓的审美力量。这是一个典型的超越具体感性视觉和私人情感的“审美空间”的创造。
　　2.受到唐代文人狎妓之风的影响，唐诗对扬州都市“审美空间”的构建，往往超越了诗人主体心理的情感，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情感的形式”的意义，由此积淀了“扬州梦”的深层意蕴。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作为 写风月青楼最著名的诗人，杜牧的青楼风月诗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倾向性，诗中青楼故事的地点是特定的，即历史上真实的扬州都市，对扬州都市的青楼狎妓之风的描写，属于唐代扬州都市社会客观情况的真实再现，加上杜牧多次到访扬州并生活的真实经历，都成为诗歌中“扬州梦”这一审美空间创造的最直接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杜牧诗中的扬州之情是具体的，是诗人个体眼中的“扬州梦”，在本质上属于黑格尔说的“这个”。
　　但是，诗篇至今保持经典的魅力，从根本上说还与该诗“审美空间”塑造出的“扬州梦”深层审美意蕴有着血脉关系。诗中扬州不仅限于单纯的地理概念和诗人主观情感，已经在地理学的向度上伸展到历时性和社会性的维度。就历史性而言，扬州的繁花似锦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厚重感，今天的繁华是建立在历史上无数变故的基础上的，历史兴亡、伤感别离的情感已完全浸透在这个城市中，对这个城市的描写也体现了作家内心复杂的情绪。当春风得意之时，城市可以成为伸展个人抱负、抒发理想壮志的地方，当理想受挫之际，城市又成为纵情声色、颓废忘忧的地方。“落魄江湖”一句就是对作家这种心理状态的直接描述，“十年一觉”则是历史沧桑、光阴易逝、及时行乐的历史感的鲜活体现。就社会性而言，扬州都市是著名的风月城市，经济繁荣、政治自由、狎妓盛行，这是唐代扬州都市社会重要的特征，本诗以青楼梦好为题旨，在表达诗人主观感情的同时，也彰显了唐代扬州都市社会的基本维度。杜牧的扬州梦首先属于那个时代普遍的狎妓之风，属于才子文人心中的一个普遍情结。唐代进士科本来就与娼妓文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对此，陈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有过相关的论述。杜牧的《赠别》《寄扬州韩绰判官》、王建的《夜看扬州市》、李绅的《宿扬州》等诗篇，把个体的情感与广阔的社会性和悠远的历史性联系在一起，从而把个人的或失落、或得意的情感提升到审美的高度，从而构建了唐代诗歌中以扬州都市青楼为主题的复杂的审美情感空间，使得诗歌中扬州都市审美空间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中的扬州又超越了“这个”而具有“这一类”的普遍情感意义，具有了唐代文人“种族的记忆”特征。这既是唐诗中的“扬州梦”能够穿越千年的时空，让无数文人为之感慨唏嘘的重要原因，也是“扬州梦”的深层审美韵味所在。
　　3.唐代诗歌构建的扬州都市审美空间，和历史性的时间感勾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融时间向度的历史性和空间向度的质感于一体的“审美时空”。
　　从美学层面而言，时间和空间属于诗歌审美境界构建的重要形式，当二者融合为一体，历史性的向度向空间性的向度展开，以及空间性的向度向历史性的向度延伸，这就形成了诗歌中的“审美时空”。如果说现实时空是客观存在的时空形态，心理时空是主体对时空的心理感受形态，那么，“审美时空”则是艺术创造主体在艺术作品中所创造的时空形态，它“是美本身的存在形式，是艺术作品提供给人们的审美感知所栖息、所徜徉的灵境。它虽然不同于现实时空，心理时空，但又是以现实时空为参照、以心理时空为基础的。”
　　以李绅的《宿扬州》为例，该诗塑造了扬州都市当下现实和历史过去双重的时空，长江、烟波、大潮、落叶、鸿雁、楚泽、帆船等等，都是扬州都市当下的现实的具体景观，同时也是过去发生的景观。诗人着意表现的当下景观物象，在客观上与历史景观是重合的。“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写的是唐代扬州都市夜市的繁华景观，唐代扬州出现了夜市，属于当下特有的都市空间。但是，这个景观却被诗人置换在隋朝覆亡、唐朝兴起的历史变更的场域之下，“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隋代的扬州也

曾繁华一时，而当时最著名的莫过于隋炀帝修建的“迷楼”，这里的迷楼和上句的夜桥是两个关键的审美意象，迷楼是隋炀帝时代的产物，夜桥是唐代的产物，虽然隋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二者相比看起来缺少千年交替的历史沧桑感，但是，唐代不仅是在隋代断壁颓垣的废墟上兴起的，而且，隋炀帝的覆灭恰恰是沉迷于荒淫奢侈的生活导致，这就使得迷楼折射的隋朝和夜桥折射的唐代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历史反差，深邃的历史感充盈弥漫于诗中，为扬州都市蒙上了厚重悲怆的审美韵味。
　　杜牧的《题扬州禅智寺》也构建了类似的审美时空。在这首诗中，暮霭下的树木，斜阳下的小楼，既是当下日暮拉起、夕阳滑落时候的具体景观，同时也寓含了历史兴衰、人生迟暮的历史感伤，把诗人杜牧人生际遇的惆怅若失、欢娱安逸两种不同的生活空间与历史阶段缝合起来，融化为荡漾在那个年代文人心中共同的失落情怀，从而创造了一种在日常平静生活景观状态下历史兴亡交替振聋发聩的巨响。李益的《汴河曲》则把这种这种审美时空的生发推向更加悲怆而沉重的境界：“汴河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这首诗并没有直接写扬州，而是借助汴河来写隋炀帝开凿运河去扬州游玩最终导致覆亡，“隋家宫阙已成尘”一句凸显历史兴亡的时间感，与当下长堤上的杨花结合起来，历史性的时间性的向度向着当下扬州空间性的向度急转而下，借助历史沿革兴废更替这个线性的时间，在隋朝的荒冢和长堤上的杨花这个具体的审美意象中，一个萦绕在读者头脑中的“审美空间”，如同一匹绚烂至极的锦缎，婉转地平铺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