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党内合作阶段的国共两党对南中国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巨大分歧。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的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谭平山的一些做法在国民政府看来太左，但从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看来太右，他勉为其难，但收效甚微。早在南昌起义前，共产国际就对谭平山表示不满，多次批评。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功臣，他参与了南昌起义的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起草了南昌起义的宣言，并为宣言修改问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出任公开的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参与内部的革命三人小组、前委的领导与决策，最早高度评价南昌起义。但在南昌起义后谭平山不但未得表彰，反被开除党籍。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决定了谭平山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生命。而谭平山在被开除出党后对斯大林“三阶段”理论提出的质疑有着合理的成分，也是他组织第三党的思想动因。
　　[关键词]谭平山；农民运动；南昌起义；第三党；共产国际
　　[中圈分类号]k2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09－11
　　邵雍(1953－)，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共党史。(上海　200234)
　　本文系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项目(项目编号：sj0703)阶段性成果。
　　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功臣，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肯定。《解放军报》1977年7月27日发表的长篇军史资料《八一南昌起义》，对于南昌起义重要领导人之一的谭平山闭口不提。wWW.11665.cOm《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发表的《从此风雷遍九陔》一文在论及南昌起义领导人时也只字不提谭平山，但在论及土地革命政纲时指责“机会主义分子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纲”。元邦建1986年著的《谭平山传》虽然初步为谭平山正了名，但是由于该书作者没有看到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核心档案资料，许多问题还是没有讲清楚透彻。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的相关档案为核心资料，评价南昌起义前后谭平山的是非功过，就教于大家。
　　一
　　南昌起义前的谭平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南中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处于党内合作阶段的国共两党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不同的主张与看法。时势将谭平山推向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1927年5月共产国际面对现实，发出“必须反对过火行为”的指令。斯大林在当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国问题委员会讨论会上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反对农民暴动，资产阶级左派就会转而反对我们。就会打内战。”并说：“土地革命吓坏了国民党，只是因为它直接危害到了国民党员和军官的利益。我打算给鲍罗廷发个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平分国民党员和国民军军官的土地。”
　　5月中旬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宣告成立农民部。5月20日国民政府农民部长就职典礼在武汉进行。农民部长谭平山在就职典礼讲话时称：“本部没有自己的政策，它服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针对当时武汉一般人民议论农村中农民运动的某些过火行为，他婉转地说：“现在所发生许多问题是农民刚刚脱离封建制度的束缚，在青黄不接之时所不能避免的。”“在革命的观点看，这种现象并不是不好现象。”他还指出：“我们要积极地去领导他们，要用切实的方法，使农民自己起来，政府在领导地位，去达到建设乡村自治政府，开发农村经济。”
　　5月21日，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封闭革命团体。在处理“马日事变”善后事宜的问题上，谭平山与负有指导中国共产党之责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态度是一致的。5月25日，谭平山等五人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派，组织特别委员会赴湘查办“马日事变”，同时查办农民运动“过火”行为，鲍罗廷也一起赴湘。国民党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拒绝，就认为是共产党人不负责任地制造了混乱。5月29日罗易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书面报告时抱怨说：“在一场新出现的而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中，难免出现某些古怪行为和乱子。国民党打着纠正这些‘过火

为’的幌子，策划消灭湖南农民运动。鲍罗廷支持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共产党不敢反对鲍罗廷的政策，因为他的政策被认为是莫斯科的政策，只好不情愿地采取违心的行动。”但“查办代表团”到了岳阳，遭到许克祥的挡驾，扬言要枪杀他们，他们不得已而返回武汉。
　　6月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采纳斯大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的建议，给汉口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去以下电报：“我们认为谭平山在成立农民部时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本应明确宣布，农民部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土地革命和没收土地。而谭平山却胡说些改善农民状况的自由主义空话。如果他和中央委员会不立即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就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批判。鲍罗廷对谭平山长沙之行的解释不能成立。我们认为，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应当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而不得利用考察加以阻止。”这一电报里的措辞十分重要，指责谭平山“他和中央委员会”如何如何，正好说明谭平山在农民运动方面的言论行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共产党的组织行为。谭平山作为中共党员要服从党中央特别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意见，这是毫无疑问的。
　　6月5日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罗易认为“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我建议农民部的纲领应包括解决土地问题，谭不要率领考察团去湖南，这些建议被政治局否决。陈(独秀)比谭更坏”。6月8日罗易致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建议对中共中央“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彻底揭露旧的政策”。
　　6月15日陈独秀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7日会议的意见致电共产国际：“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对土豪劣绅和土匪的联合进攻(虽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应加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动派。……谭平山的就职演说是含糊的，那是在夏斗寅刚刚叛变后发表的。国民党决定延缓解决土地问题，而先去击溃夏斗寅。谭平山作为政府的一员，未能公开为一种与国民政府的意见相左的观点辩护。” 恶化的情况下，谭平山还是做了某些积极工作的，与毛泽东等人一起一面试图纠正某些过火的偏差，一面坚决捍卫农民的基本权益。
　　1927年4月初，他在去武汉的途中曾建议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湖南省政府接受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此外还在国共联合土地委员会中主张解决土地问题。
　　5月30日，谭平山和毛泽东、邓演达等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对湘、鄂、赣三省农协发出重要训令，指出“少数农民的行为，有时不免侵犯革命军人之利益”，“原军事式之紧急战斗行动，至革命势力确有优势之时，理应开始新的建设时期，农民运动亦是如此。否则长此以往，反将障碍农民运动的发展，而被反动派所利用，以危害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巩固”。6月13日为了挽回危局，反击国民党右派和豪绅地主对农民运动的破坏，谭平山与毛泽东、邓演达、陆沉等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委名义，发出“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指出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列举各地土豪劣绅进攻农民协会，反动军队袭击和屠杀农民的罪行，要求各级政府明令保护农民协会，制止反动暴行，号召：“农民协会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6月17日，谭平山和毛泽东等代表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指出近一月来，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多受摧残，农民牺牲一万几千人，并列举各地豪绅地主罪行，请求国民政府迅速镇压屠杀农工的反革命。
　　尽管如此，处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谭平山受到的指责也越来越多，已经感觉到无法再工作下去，遂向汪精卫提出辞去农政部长职务的要求，他在呈文中说：“职能力薄弱本难胜任，又值时局紧张，农民运动，颇多非难，就职以来亟思有以改正，俾得趋于轨范，勉力从事。操劳过度，以致旧病复发，不能支持，拟即迁入医院，稍事休养。”不料共产国际来电指责谭平山的辞呈过于软弱，不是示威性退出，缺乏共产党人的斗争性，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由此可见，由于政治立场、价值观的不同，谭平山的一些做法在国民政府看来实在太左，但从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看来还是太右。早在南昌起义前，共产

国际就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表示不满，多次批评，只是还没有采取组织措施。
　　二
　　7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前已述及，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尤其是对陈独秀、谭平山极为不满。“五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的工作被看做是压制农民运动的典型，而他以请“病假”方式退出国民政府举动又被认为是对反动势力的屈辱妥协。正因为如此，这次中央改组的主要目标就是把陈独秀、谭平山从主要领导岗位上撤掉。
　　蔡和森后来说：“老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为陪衬。”李维汉在1981年写的《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也说：“在七月四日以后到七月十二日以前，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估计这时鲍罗廷已经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斥责投降主义、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训令，但鲍罗廷没说有这个训令。)”后来瞿秋白、蔡和森并没有去海参崴，陈独秀也拒绝去莫斯科，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从这时起被停止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默认、掩护和帮助一切反动派的进攻。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申明，中国共产党仍将同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谭平山和苏兆征两名在国民政府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联名发表公开的辞职书，揭露国民党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及其自卫武装则被解散”。辞职书还特别在农民运动问题上指责国民党中央“为所谓过火所震惊，其实所谓过火即革命的急剧风潮，乃一切有历史意义的群众革命运动所不能免”。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清党后，中共中央在是月中旬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同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关于南昌起义的由来，最早是由共产国际提出大致的战略意图，然后由中共中央进行细化，加以实施。因此南昌起义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主动，也不是共产国际的一手操办。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发出文件，指示中共：“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聂荣臻回忆说，6月“中央向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我们抓武装，组织一支五万人的队伍。这对我们决心发动南昌起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此期间，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
　　三
　　谭平山对南昌起义是有突出贡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南昌起义的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
　　7月20日谭平山与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在江西九江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后，委托正在庐山的瞿秋白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 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谭平山见到贺龙时十分认真严肃地对他说了共产党的机密大事。谭平山说：“汪精卫7月15日彻底叛变以后，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今天，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夏、立三和我们的多次电报，以及秋白的口头汇报，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

并派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云卿，我们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贺龙激动地回答：“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样重大的机密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也说，谭平山“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平、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
　　关于谭平山在发动南昌起义时的主动，张国焘日后有段回忆很值得参考。他说谭平山“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句话的意思，具体的来说，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1927年10月张太雷报告则说：“在南昌开会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的原因说是：贺龙主张，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致使这次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
　　实际上，发动南昌起义的最终决定是7月24日(或25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作出的。7月25日共产国际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就中共南昌起义的计划作出答复：“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7月30日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来到南昌，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而且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对照共产国际的电报，人们可以看出张国焘是引申发挥了共产国际的意思，至于“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则完全是他个人的主张。李立三回忆说：“当时，恩、代、立、湃、平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
　　但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追究责任的特定情境下，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当事人与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谭平山，并把谭平山最早联络贺龙认定为“军事投机”的主要史实之一。不过这也从反面论证了谭平山对南昌起义的主要推动、促进作用。
　　(二)起草了南昌起义的宣言，并为宣言修改问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8月1日的《南昌日报》刊出《中央委员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等革命叛徒，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布与他们彻底决裂；并提出七项主张，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这份宣言是7月30日由党的前敌委员会起草的，由谭平山和邓演达、宋庆龄、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彭泽民等22人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表，其中15名是共产党员。《中央委员宣言》虽以国民党左派面貌出珥，但体现了共产党当时的纲领性主张。
　　张国焘回忆说，南昌暴动的前夕，谭平山“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
　　当时由于形势变得更加紧迫，在7月31日晨前委举行第二次会议时张国焘已不再反对起义，但他又妄图以负责修改起义宣言为由，拖延起义。谭平山要求午后改好，张国焘却要拖延至晚上，谭平山说：“然则就不必改了。”张国焘不同意，谭平山于是愤怒指责张国焘：“为什么宣言非你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吗?”最后周恩来提出“回头还是我来改吧”，就这样挫败了张国焘拖延起义的阴谋。谭平山为了坚持起义，一再斥责张国焘，甚至愤怒地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周恩来当时认为这是党

斗争，不能够这样做，但坚持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经过激烈斗争，张国焘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举行暴动。但这一细节还有别的表述。1989年出版的《周恩来传》说：7月30日前委紧急会议后“谭平山十分气愤，在会后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了，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1995年出版的《贺龙传》也说：“谭平山也十分气愤，会后，他找到周恩来，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严厉地制止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在党内斗争中不管是主张杀还是绑都超越了界限，都是错误的，但在特定的场合也如实反映了谭平山爱憎分明、急于求成的心境。
　　(三)出任公开的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南昌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由谭平山用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开联席会议，承认特别委员会的处置，并组织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务及政务，以谭平山为主席”。会上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接着推选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何香凝、贺龙、叶挺、朱德、恽代英、林伯渠、李立三、吴玉章、彭泽民、彭湃、徐特立、张国焘、张曙时等25人为委员，并在25人中再推选出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7人为主席团。虽然7人皆为主席团主席，但由于宋庆龄、邓演达均不在南昌，名列第三的谭平山事实上在领导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的工作。郭沫若后来回忆说：“平山在那时是革命委员会的事实上的主席。”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讲：“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革命委员会25人“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 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对革命委员会的纲领做了如下具体规定：“一、确立革命的新根据地。二、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坚持总理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四、实行本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去年联席会议之宣言决议案。五、继续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六、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8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9月1日北京《晨报》都对南昌起义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作了报道。在国共合作刚刚破裂的历史条件下，南昌起义打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有利于进一步揭露和孤立国民党反动派，有利于争取更多的群众，这是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运用，表明了策略上的灵活性。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贡院侧举行就职典礼，各委员宣誓就职后，谭平山在会上致答词，表示接受各代表给予革命委员会的重大使命，指出：“从武汉国民政府变为新军阀唐生智的工具后，少数中央委员如汪精卫、谭延闽等等变了节，投降到军阀的营垒去。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区及海外党部代表睹兹情形，所以决然离开武汉，到南昌组织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就是革命的新的领导机关，一切党务、政治，军事……都隶属于委员会指导之下。兄弟相信这个新的革命领导机关，在最近的将来，必为全国革命的民众所拥护而为唯一的革命领导机关。南京武汉的伪政府伪中央，实不过是蜉蝣之一瞥罢了。”
　　张国焘回忆说，在革命委员会“任委员长的谭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长”。对于谭平山出任要职，张国焘是这样解释的：谭平山“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的时候起，一直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

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的联络，在中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张国焘所言非虚，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谭平山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11月30日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作报告时几次提到谭平山，认为他“说得完全正确”。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内能够得到斯大林赏识的人并不多，谭平山能获此殊荣，自有他的过人之处。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27日占领瑞金，革命委员会在瑞金城召开祝捷大会，谭平山在祝捷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大会还通过了决议案和通电。
　　在部队转战过程中，筹饷一直是个大问题。谭平山主张沿用旧办法征收，周恩来、李立三等同志，主张抛弃旧办法，实行征收地主粮食，没收劣绅财产和罚款。但由于赣东一带全无农民运动，根本弄不清谁是地主和土豪劣绅，没收和征收找不到明确对象，最后还是采用谭平山的旧办法，尚可以筹到少数款项。
　　南昌起义军“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等已经旗帜鲜明反共……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降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到汀州后，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同时并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另加入一批工农分子苏兆征、王荷波、顾顺章等为委员。在汀州起义军又进行了短期整训，谭平山特地向起义人员作了一次关于土地革命的报告，谭平山的报告虽然说，从今以后要进行土地革命，平分地主土地给农民，但是他又说，只分有两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部队在进行讨论时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土地革命，只是在地主身上拔根毫毛，解决不了贫雇农什么问题。不过当时起义军在赶往潮汕途中均是匆匆而过，既无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又没有当地革命政权和军队的支持和保障，实行土地革命根本无从谈起。
　　(四)很好地体现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建立革命委员会是中共中央的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统战意义。
　　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虽然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别的旗帜，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成为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党员的行动与宣传，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很有革命的威信。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同时，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因此，现时不应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8月2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这有以下几个理由：“(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集垒生长出来的。”“(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农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党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 斯大林是同意中共中央这一政治决策的。8月12日斯大林致电汉口苏联领事伯纳，指示“我们的具体口号是与共产党人一起重建革命的国民党和在这样的国民党周围组建可靠的军队。……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

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农村一切政权归农会’的口号仍然有效。现在无论在叶挺的军队里还是在农村都不要建立苏维埃。”8月13日斯大林又对在汉口的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电报，认为：“……跟国民党结盟必须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4)如果国民党革命化在实践上毫无指望，同时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建立苏维埃……(8)同意立即预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套做法。”
　　在南昌起义中诞生的以谭平山为主要领导人的革命委员会很好地体现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谭平山本人利用自己的跨党身份成功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五)参与内部的革命三人小组、前委的领导与决策，最早高度评价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除了有公开的机关革命委员会外，内部还有一个革命三人小组。在莫斯科的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坚强的三人小组，对起义部队的政治领导可以交给他们”。但具体人员说法不一，侦察局说“由周恩来、彭湃和张国焘组成”，但另一些资料说是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9月20日沃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明确提到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是“在叶挺和贺龙周围的实际上对这场运动的政治方面负有责任的中央代表”。10月1日洛佐夫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开会讨论中国问题时也明确讲：“在叶挺的军队里有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类似革命委员会的机构。领导这个革命委员会的是谭平山，他是我们的老熟人。”
　　根据党指挥枪的原则，南昌起义军中党的前敌委员会自然是最高领导机关，谭平山在前委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李立三认为：“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到南昌时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都加入到革委去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
　　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谭平山一开始就用政治家的眼光高度评价南昌起义。他“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
　　1927年9月10日农历中秋节，南昌起义军抵达福建的上杭，部队进城以后，在西校场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谭平山在念完两句烧饼歌“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后接着说：“九九八十一，正应八一上面，我们的起义一定会成功。”
　　1928年6月他在《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中指出：“南昌八一革命运动的意义，一方是对武汉反动中央的军事抵抗，一方是为中国革命辟一新局面，为国民党延一线生机，并非简单的军事投机可比。”
　　谭平山最早高度评价南昌起义是有思想基础的。早在1927年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表态说：“建立武装力量非常重要。湖南有30万起义农民，困难在于如何获得武器。收复广东很有必要。那里有30万支步枪，有同国外联系的港口，有财政资源。革命不应局限在武汉进行，必须在广东、江西、湖南、湖北采取行动。”
　　今天看来，高度评价南昌起义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从事后对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人事调动就可以看出，当时共产党高层实际上是不太满意的。9月24日先期到达汕头的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与起义军会合，向起义军主要领导人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成立南方局的决定。张国焘回忆说，张太雷“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他还传达中央的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28日，在张太雷主持下

召开第一次南方局会议，决定停止“国民党的恢复”。
　　四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曾多次在文章和讲话中谈到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话时反驳托洛茨基说：包括南昌起义在内的中国南方革命运动“整个这个事件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倡导发动的，而且只是根据它的倡导。……如果说以前在国民党兴盛时期，没有立即成立苏维埃的有利条件，那么现在，当国民党人因为勾结反革命而声名狼藉、威信扫地的时候，在运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苏维埃就能成为而且事实上就要成为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基本力量。谁来领导苏维埃呢?当然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不会再参加国民党了，即使革命的国民党再次出现在舞台上。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设想既可成立苏维埃，同时共产党人又可参加国民党。把这两个不能相容的东西合在一起，就是不懂得苏维埃的本性和使命”。斯大林的这一讲话，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
　　“斯大林的这个论断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但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影响很大。根据这一理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当作了革命对象。” 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斯大林的讲话精神，决定给中共中央发去以下电报：“9月20日我们已给你们发去关于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指示，并赋予你们确定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和扩大苏维埃的地区的权力。……在目前形势下和在我们现时的方针下，我们认为试图由共产党人来建立左派、革命的国民党，这是不能允许的，但如果这样的国民党出乎意料地自动出现，我们认为与这样的国民党结成内部联盟也是不能允许的，建议只结成外部联盟，丝毫不能束缚中共的领导权；……第五，在成立广东政府时要考虑到国际上的情况作必要的伪装，因此最好称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或者诸如此类的名称，政府的构成中要共产党员占优势，实际权力集中在广州代表苏维埃手里；……第七，不要在司令部下面设任何特别委员会、革命法庭或特别处，而要在共产党员政治委员和党组织下面设特别处。应当免除一贯摇摆不定和在目前危险的谭平山的职务，给他一个名誉职位。”这封电报决定了谭平山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命运。由此可见，谭平山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生命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密切相关。
　　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到达中国后，积极贯彻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而且有所发展。
　　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按照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在经过“左派国民党阶段”之后，即是“苏维埃革命阶段”。因此，中央“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起义所遭受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片面地指责起义领导人‘犹豫动摇’、‘违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给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及有关省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谭平山、毛泽东、彭公达等以不同的政治纪律处分。其中对谭平山处分最重，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说：“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智识份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白干的反党空气，

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多先做而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就这样，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谭平山不但未得表彰，反被开除党籍。
　　当然，谭平山在南昌起义前后也并不是没有缺点与错误。在起义前夕“九江会议时……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在讨论革命委员会的人选时他极力主张“须加入张发奎……结果张竞为主席团之一，而黄琪翔、朱晖日亦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中”。在解决转战过程中部队筹饷问题上，谭平山主张“只要有钱，不问政策”，每到一城，沿用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旧办法来解决筹饷问题。结果使一般贫苦的工农小商人受害，大商劣绅反可从中渔利。起义军在汀州进行短期整训时，谭平山考虑到商会承认筹款，两次写信给李立三，要他缓提惩办土豪劣绅。10月14日希塔罗夫在上海给沙茨金写信，认为“广东的党组织很软弱和军队政治首脑(以谭平山为首)实行的是以往那样的机会主义错误方针，仍像过去那样不敢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的大胆口号，而仍竭力加以削减”。
　　但是以上述缺点与错误为由，将谭平山开除出党是难以令人信服的。1944年3月周恩来谈及开除谭平山时说：“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我们认为谭平山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对中国共产党的贡献是主要的，是不容否定的，他在南昌起义前后的一些失误，均不足以构成开除其党籍的要件。
　　难能可贵的是，谭平山在被开除出党后，保持独立思考，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反思，对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理论提出质疑，对受其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某些极“左”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1928年2月11日他上书中共中央说：“我个人还是不能十分了解，还是怀疑着cp最近的新政策，仍是超过时代的政策……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千真万确地发展到了第三阶段了吗?中国的无产阶级，真是到了应该完全离开其他一切阶级单独干去的时期了吗?无产阶级长成了可以独立，与无产阶级应该离开其他阶级单独干去，是一桩事，还是两桩事呢?”“俄国多数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后，始拒绝与其他一切政党合作，单独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建设苏维埃政府，中国cp的新政策，恐怕就是这样了。如果我猜得不错，那末，中国cp的新政策，与斯达林同志所谓尚须保留这句话，比较起来，是否有超时代的危险?”谭平山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起来是应该的，夺取和巩固革命的领袖是应该的，领导工农群众与一切反动势力死战是应该的，因在事实上不得不公开的退出国民党，是可以的。但俄国多数党在一九〇五年以后一九一七年以前，仍是继续不断的与其他政党合作，就是和少数党也曾开过好几次联席会议，绝对不抛弃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而积极的领导他们参加反对沙皇的反对封建的联合战线。这都是中国cp现在所应该认为最可宝贵的经验”。
　　谭平山认为对国民党要具体分析，“要认清楚国民党不是整个的党。国民党里的党员群众尤其是下层的进步分子，一样的受屠杀，受压迫，对于他们的反动领袖，愤恨，仇视，反抗，要打倒他们，要枪毙他们，这种心理，也和我们没有两样，不过因为没有好组织，以致异常涣散，没有好的方法表现他们的能力，实行他们的决心罢了”。他说，1927年“国共分家，共产党员，固被清出，而国民党内部分化，更形紧张。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表示不屈，相率去国，而一部分国民党员与一部分共产党员，不期而会聚于武昌九江南昌等处，谋所以对抗之方，谭平山彭泽民张曙时朱蕴山萧秉章等遂联络左倾军队，独立于南昌，组织革命委员会，以执行中央职权，即所谓南昌八一革命运动”。
　　谭平山的上述言论有着合理的成分，并非全是激愤之词，也是他组织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后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思想动因。
　　谭平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入党以后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诸方面均有较大的贡献。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而且是党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才干一度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他又是一个老同盟会员，与国民党左派有着广泛的联络，在第一次国

共合作时期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但是由于处于党内合作阶段的国共两党对南中国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也由于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时有变化，使得在前台第一线工作的谭平山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勉为其难地在国共双方之间寻求平衡，维持合作，但收效甚微。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参与了南昌起义的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他起草了南昌起义的宣言，并为宣言修改问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南昌起义后出任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同时参与内部的革命三人小组、前委的领导与决策，并以他特有的政治敏锐性最早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做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高度评价。只是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急于掩盖指导中国革命的失误，避免承担大革命失败的政治责任，包括谭平山在内的中共负责人多次遭到严厉批评以至过火的清算。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这一功臣不但未得表彰，反被作为罪魁祸首开除党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事实上，与谭平山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相比，他在大革命前后的一些缺点错误并不占主导地位，将后者无限夸大，上纲上线，开除党籍有失公允公道。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的错误理论决定了谭平山在中国共产党内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但没有也不可能阻止谭平山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谭平山被开除出党后尚能勇敢地质疑斯大林这一极左理论，并尝试组织第三党，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角度来看，他的所作所为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成分，不宜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