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叙述史，实际就是土地意识的叙述史。对土地意识如何表现、表现如何，实为品评农村小说经典性的重要尺度。本文以土地意识为视角，结合现代农村小说创作历史，分析了《白鹿原》在土地意识表现方面与现代经典小说相比所具有的多方长处，指出《白鹿原》揭现“民族秘史”的写作期许与创作成功，关键在于稳准把握了土地意识。土地是圭臬，圭臬是打开“民族秘史”的钥匙，有了土地意识的积淀，“民族秘史”才有了厚重感与沧桑感。
关键词：白鹿原；乡土中国；土地意识；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7-0106-05
一
从20世纪20年代农民真正走进现代小说人物序列起，农民的叙述史，实际就是土地意识的叙述史，这一特点尤其表现在以宏大叙事、重史诗效应与乡土审美诉求的农村小说中。土地意识是农村小说弃之不去的圭臬， 对土地意识如何表现、表现如何，实为品评农村小说经典性的重要尺度。《白鹿原》是20世纪农村小说的扛鼎之作，分析《白鹿原》的土地意识，对我们理解其作品思想性，品评其艺术性，特别是作者前置的“民族秘史”的写作预期都有重要意义。
二
人类文明史按汤因比所说“充其量也不过5000年”。这其中农耕史3000年，工业文明占300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工业文明源头与发展都在西方，因此任何人都承认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就是农业文明的发展史。农业基础在于土地，因此，“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乡土”是农业文明的本质特征，由“乡土”决定的农本思想，以及由农本思想决定的土地崇拜，是深入到了民族文化骨髓中的传统意识。wWW.11665.CoM农耕文化是汉语文学最重要的资源与空间。作为20世纪农村小说的经典之作，《白鹿原》在土地叙事、土地意识的表现方面，与中国现代经典的农村小说相比是具有超越性的。
从共时性角度上讲，《白鹿原》的超越首先表现在对民族传统的地根意识表现的精到上。地根意识在小说表现上的第一个特点是土地崇拜与恋土情结。土地崇拜与恋土情结的表现是五四之后所有农村小说一贯的稳定情结，但这种恋土情结是随社会历史的变革发展变化的，并呈现出典型的流派群体性的时代特征。20年代的“乡土文学”， 30年代的“京味小说”是乡村情感上的恋土，这样的小说大多是以歌者的身份，带着份离土、离乡之后，寓居城市的知识分子式的诚挚与感伤，并把这种恋土情怀作为本能抵御城市文明病的一种有效武器。从20世纪30年代末抗战开始，经过解放战争、全国解放的50年代。民族矛盾激发，使农村小说的土地主题从情感与精神之恋，走向了对土地民族苦难意识的抒写，恋土是以保土的形式出现的。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小说创作，在恋土情结的表现上，更强调获得土地后农民的欢欣和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乡村情感式的恋土往往缺少深刻，主人式的恋土往往少了文化内蕴与自省。两种情感型的作品，都很难达到对稳定的深藏于民族潜意识中民族机理的本质部分，这一本质，就是农耕民族由土地崇拜意识决定的地根意识。而《白鹿原》续接了鲁迅一脉精神恋土的传统，并且实现了对以往作品在表现土地崇拜、地根意识与恋土情结上的超越。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所言：“靠种地谋生的才明白泥土的可贵，……乡下的‘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2］”。《白鹿原》其整个故事的缘起就在土地，土地在农民心中的神圣地位，在开篇不久就通过鹿泰恒父子买下白嘉轩天字号水地，父子首次踏进新买土地时就表现得形神兼备了：
为了这件不同寻常的事，父子俩亲自干了，却把长工刘谋儿指派干其他活儿去了，父亲用脚指着地头一坨地皮说：‘照这挖’。儿子挖了一镢就听到铁石撞击的刺耳的响声，界石所在的方位竟然一丝一毫都无差错。…… 鹿子霖瞅着刚刚挖出的界石问：“爸，你记得记不得这界石啥时候栽下的？”鹿泰恒不假思索说：“我问过你爷，你爷也说不上来。” ……鹿泰恒背抄着结实的双手，用脚踢着那块界石，一直把它推到地头的小路边。沿界石从南至北有一条永久性上的庄严无犯的垄梁，长满了野艾……垄梁两边土地的主人都不容它们长到自家地里，更容不得它们被铲除，几代人以来它们就一直像今天这样生长着。……儿子鹿子霖说：“后晌先种这地的包谷”。父亲鹿泰恒说：“种！”。儿子说：“种完秋天以后就给这
块地头打井”。父亲说：“打”。……
与以往的经典农村小说相比，笔者看来，这是中国现当代农村小说在表现小农经济状态下农民土地根性上最惊心动魄的神来之笔。它用语言、行动与情结本身，甚至没用心理描写，却在语言中，画出以土为本，以土为家，乡土中国农民历史的、典型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地根意识与恋土情境描写，穿叉于小说的多个部分，它揭示了农民与土地血缘与地缘相互依存关系，为以小说形式表现“民族秘史”的写作预期呈现了可感性认知的民族文化的基本底色。
从历时角度讲，《白鹿原》隐喻了代表我民族农本文化的图腾崇拜，从而延展了作品的历史深度，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蕴。按照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民族秘史”中不可能没有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化预言或文化图腾，这种文化预言或文化图腾，有的是以传说方式，有的是以神话方式流传下来的，犹如拉美历史与《百年孤独》。正如《白鹿原》扉页上巴尔扎克所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尤其是具有史诗品格期许的小说。以小说形式塑造文化意向，似乎更应诞生在以黄土为底色、文化底蕴深厚的山西、陕西作家群的创作中，但２０世纪前的主要农村小说作家，如山西的赵树理、马烽、李准、王汶石，陕西的柳青等，都没有涉猎这一有关民族文化隐喻性的土地意识主题，《白鹿原》似乎参悟到了这一表现方式对表现民族农耕历史文化所具有的深刻意象关系。《白鹿原》中的“原”是中华农耕文化发源地之“源”的黄土之原。与鲁迅笔下江南水乡未庄，与丁玲笔下华北桑干河边的暖水屯，与周立波笔下东北元茂屯相比，黄土之原上的白鹿村之“黄”、之“原”，地处古代京畿之地之“原”的白鹿原，在表现民族农耕文化机理上更占优势与特色。小说在第二章写道，白鹿所过之地，“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乐康”。黄土原上的农人与白鹿，犹如华夏民族之于龙，白鹿似鹿非鹿，犹如龙似龙非龙， “白鹿神话”是农业社会农民之神，是“民族秘史”中的文化寓言，作为展现民族心灵最生动的一部分，在小说的第二章之后，每到生活、性命攸关的紧要关头，就被提及，一一强调补充，不管《白鹿原》研究者们赋予了“白鹿”如何多种人文意象，但本人认为， “白鹿”的核心意象还是作品第二章中的原初意象，即“白鹿”是我农耕民族的精神图腾，是我世代以农耕为本、以土为根的民族心灵最本质的信仰与期盼共时交互作用角度讲，《白鹿原》表现了宗法制形态下由土地意识决定的国民人格与行为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性。封建封在“土”上，土地制度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本质特征。小说的主人公白嘉轩，是白鹿原上白鹿村的世袭族长，一个有几十亩田地的地主。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鹿子霖，按着嫡系继承制度，虽无缘族长职位，是白鹿村最有实力（土地财产多）的地主之一。小说开篇就直写白鹿村最有实力的两家地主，都在忙活着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继承土地，扩大土地。为有族长继承，为了有继承土地的子嗣，白嘉轩不惜七娶六丧。鹿泰恒父子梦寐以求都在把手中的银钱变成土地。在分析白嘉轩七娶六丧缘由时，有人认为是在强调中国传统的生殖文化，也有人认为是通过白嘉轩写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强健，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在突出土地与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必然联系，强调的是传统土地意识对中国人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决定作用。白嘉轩、鹿泰恒父子的行为实际反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一个农民式的生存悖论，一个矛盾的现实，即儒家宗法文化可治人、治事，但有对人性烛照不到的地方，在土地的原始积累上，儒家文化的义与理是苍白的，哪怕是作品中被奉为道德楷模的“白鹿原上最好的地主”；另一方面揭示了土地也是农民的根本羁绊。正如小说通过文化圣人、智者朱先生之口总结的那样“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头黄牛慢慢搞”。两种悖论左右农民，但行动永远大于思想，代代农民心里想的永远与行动具有矛盾性，即中国农民对土地具有的永远的攫取意识，这一农民式传统悖论就是乡土中国“民族秘史”的根性所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史与斗争史都佐证了这一事实。
土地崇拜与农民价值、理想，农民式的土地悖论，实际就是“民族秘史”的关键词，事实正是如此，白嘉轩在解决了土地归制，即子嗣问题之后，带领族人跪在主祭坛上“心里发慌尻子发松”
的毛病马上消失。《白鹿原》从第五章开始，领我们到了一个作者认为最能揭现“民族秘史”的典型的乡村社会——白鹿村。
三
土地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农村社会生活发展与变革的根本变量，这一特点是土地叙事文艺美学、文艺社会学的根本所在。20世纪20年代的农村小说，不管是关怀人生的如鲁迅的“故乡”，还是着意诗意乡土的如沈从文的“边城”，土地规制的稳定性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的朽腐与沉闷，也看到了游离社会向心力的乡村的与世无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土地开始的农村社会变革，《暴风骤雨》写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变革给农村带来的如暴风骤雨般的动荡与生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则写土地改革对下层农民来说如旭日朝阳，“太阳”照在农村的土地上所引起的骚动与阶级性的斗争。这些小说具有时代的历史认识作用，但因为小说时间跨度、共时意识形态性的影响，它们都不是写农村恒常状态下的乡村社会。关照的不是一个较长历史时期（起码半个世纪），一个民族流变着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生存状态下乡土中国的集体无意识。而《白鹿原》恰恰以此作为创作追求。
从历时性角度讲，《白鹿原》通过家族的兴衰史褒扬传统土地伦理，表现传统土地伦理在民族文化中的根深地位与不变性。《白鹿原》以白鹿两家为主线，写了白鹿原上乡村社会半个世纪五十多年的抗衡与较量。乡村社会的第一社会细胞是从家庭开始的。“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一个扩大的家庭。这个群体的成员占有共同的财产，有共同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的分工过着共同的生活。儿童们也是在这个群体中出生、养育并继承了财物、知识及社会地位［3］”。乡村社会的农民家庭，要参与社会、企图影响政治是先从“读”上开始的，因此小说从第五章开始，首先讲的就是农民的家庭教育，白鹿两家都把儿子送到了学堂， 但这第一课是在家庭环境、家族背景下由父辈完成的，教育目标的核心就一个，即农民之子如何看待土地并在土地上如何成人。白家用“耕读之家”甚至秉烛夜话导之；鹿家把攀爬及第作为人生理想。白家重的是农民式的理想生活状态，鹿家讲农民脱离土地的方式。两种农民教育方式，作者通过其后的人物命运自现褒贬。简而言之，白嘉轩依靠祖德，即土地伦理正确旨归的荫蔽，通过其善行，成为原上“最好的地主”，具有获得土地的合理性。鹿子霖成了原上的流氓市侩，受其道德审判，对土地伦理的悖逆，广施恶行，从而否定了他占有土地的合理性。但好地主是如何成为好地主的呢？一个以机巧骗地，为寡妇之地甚至要闹到县衙，在原上带头种植鸦片的地主，为什么能在第五章后摒弃前嫌立刻成为好地主呢？细读文本，发现作品肯定的基缘在白鹿两家有不同的土地伦理，不同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发家史：白家祖先在家败、失去土地之后，励精图治，勤俭持家而重新发家，在获得土地之后感恩图报；鹿家祖先弃土进城，靠有损人格的不正当手段，用颠马勺的钞票置办土地。根红苗就正，生财有道，定有子孙好命运；根腐苗就断，不配有子孙好运道。作品通过两家族的情节设置，从理性上肯定了传统的土地伦理，表明了个人对其道统的褒扬态度。
从共时性角度上讲，《白鹿原》以土地为背景，在已然的土地变迁史中客观反映了人物历史命运的纠缠状态。与以往的农村小说相比，《白鹿原》实现的写作主体视角的转换。自“五四”新文学缘起至迄今的现代文学，农村叙述从对土地 “恋土情结”到“田园抒情”、“精神家园”，一直到当今的“新乡土文学”，更深层次到对民族、人类的“农民的过去”，主体都是具有时代性的，20世纪20年代的主体视角是知识分子，以知识者文化的优势、精神先觉者优势，表现农民物质与精神的双向残弱，探讨以农民为代表的民族性、国民性。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小说主体视角虽还是知识分子，但是审视的视角已从社会阶层转向了阶级，土地情怀在阶级对立与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更侧重对土地苦难意识的书写。重“价值”意识诉求的农村小说在40年代后有了重要收获，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但土改工作组的写作视角，使这些小说虽站在农村土地上写土地，但笔下的暖水屯、元茂屯对他们来说，还是背着背包的“过客”，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看客”相比，并无本质的视角区别。农村小说叙事主体从知识分子向农民转型在柳青与赵树理。二者相同点在于都强调农民与土地的主
地位，土地属于人民，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翻身、当家作主，写中国土地上的根本变革，力求表现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诞生史、农民的发家史、农民土地意识的变迁史。了从知识分子到农民，从农民到知识分子写作视角的整合。陈忠实说“我出生于一个世代农耕的农民家庭。进入社会后，我一直在农村工作。……我自己至今仍然从属于这个世界。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事”。泰纳认为，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种族、环境、时代三种力量。种族都是一样的种族，起决定力量的是“环境”与“时代”，是反思开放的、多元并存的、历史与世界视野的、中立客观的“环境”与“时代”使小说既带有农民的情感，又具有智者、识者的审思，带有俯视历史过去的苍凉与凝重，又带有下里巴人黄土气息，透过黄土地去看这块土地上风云际会发生的一切，进而去参悟“民族秘史”，小说从第六章开始，写了白鹿村及白鹿村人生活的白鹿原世界。
小说中的白嘉轩是正大刚直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传统文化守护者首先要维护的就是土地伦理尊严性与正当性。白嘉轩以族长身份制定《乡约》，规范村社的纲常伦理。靠传统文化的统领与坚守，在白鹿原上演的诸如城里起事，交农事件，匪兵抢粮，火烧粮台，农协风暴等事件中，白嘉轩气定神闲。在白嘉轩看来，远离政治，种地纳粮，是农民的本分，农民惶惑的是向谁纳粮，不是要不要纳粮，更不是要不要种地。透过白嘉轩这一人物，实际可见传统文化的两面性，肯定普遍意义上的中华农本文化积极意义的同时，自带着鲁迅一脉以来对“国民性”的思考，即白嘉轩的疑惑包含有农民身份局限的普遍意义。鹿子霖是传统文化机体上的滋生腐肉，明知无缘族长名头，投身政治，以投机心理当上了“乡约”。在白鹿两人第一轮的争斗，各有尚方宝剑，白嘉轩的思维逻辑自始至终是以土地为出发点的，靠土地白嘉轩自认为获得了强大的传统文化定力。鹿子霖靠的是国家机器，政治权力的支撑。家风与个人品性决定了鹿子霖必然从侧翼报复攻击白嘉轩。农民式的报复最彻底的还是土地，当鹿子霖设计终于使白孝文踢荡掉所有的土地与房产之后，白鹿二人谁输谁赢呢？看结果，白为输家，但白嘉轩架子不倒，鹿子霖赢了，似乎并没有获得快慰。白嘉轩与鹿子霖是一个文化母体中的双生子，有善就有恶，有黑就有白，哲学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存在于每一“民族秘史”中。
小说从第十八章，从白嘉轩以教头般领袖地位，在大旱饥馑年头双腮穿纤，袒胸虔诚祈雨起，继写二人的斗争史，白续农事，鹿干政事，农事中总有政事、匪事搅和，因此在土里刨食的白嘉轩与白鹿村都没有好日子过。同时农事与政事的交割，影响着白鹿两家后辈们的人生选择，他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也基于他们对于土地的态度：失去土地成为饿殍的白孝文投向“鹿乡约”，自小就有反骨不愿嫁给地主之子的白灵，走向了革命之路。自小就与长工儿子具有亲近感的鹿兆鹏、鹿兆海，一个领导农协，成为革命者，一个也撒尽鲜血，主观上成为为民族献身之人。后辈们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与其说是传统文化合乎时代的合理发展，毋宁更进一步说是后辈作为“地之子”对“地之母”，因不同土地观念所影响下的人生观对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除了白鹿两家年轻人，包括那些非主线上的人物，如黑娃、田小娥等实际也是如此。视土地为根、为本的白嘉轩，游走在土地与权力之间的鹿子霖，无土一身轻，成为流氓无产者反而更有无债之坦然的黑娃。成在土地，富在土地，败也在土地，贫也在土地。虽大劫大难，背坨腰弯，但白嘉轩还是白嘉轩。小说的结尾写白嘉轩面对出狱后又疯狂买地置业继而发疯的鹿子霖，似有忏悔之意地想起了年轻时巧占鹿家风水宝地迁坟之事，对鹿子霖说“我这辈就做下了这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农民最大的土地之事，土地对于农民的价值，白嘉轩从小到老心里清清楚楚，在最应讲道德上的事不讲道德，白嘉轩作为原上“最好的地主”本身就站不住脚。如果不是人之将老，不是主席台坐在县长位置上的不是白孝文，而是鹿兆鹏，白嘉轩会有此番感慨与内疚吗？
土地加上土地上的人就是江山，白鹿原的土地上上演了的一个个有血有肉故事，土地是环境，是舞台，是儒家文化全人代表朱先生称之为的“鏊子”，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中谁是这方土地的好人呢？似
乎谁也说不清楚。最好的地主也有道德遗憾。最坏的地主在白孝文走投无路时也留有愧疚、要出力帮忙。在旧有的农村小说中，这些人物的命运已被分割成了不同叙事版本的人物故事，例如白孝文从好孩子到乡村二流子再到政治投机者。一个黑娃就可分为反骨的悖逆农民，再到土匪，再从土匪变成投城共产党，再到成为冤屈的牺牲者。一个田小娥从怨妇到情妇，从旧有婚姻牺牲品到妇救会长，再成为荡妇。《白鹿原》通过50年的土地变迁史，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农民的争斗中，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展现了“民族秘史”中史与人的矛盾与纠葛，因其说不清、难说清，而使“民族秘史”更加原生化、历史常态化。《白鹿原》再现了真实历史中生活与人物命运的纠缠态。读罢小说，使人感到源远流长的农本文化以及由此决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有光鲜、合理、具有现代性的东西，也有腐朽、落后、反现代性的东西，“民族秘史”具有哲学上的二律背反，农本民粹主义，反农本的商本文化都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全部。
从历时与共时交互作用角度讲，《白鹿原》用“乡土”承载“意识”，通过民俗学的乡土展示，使观念上的土地意识生活化、生态化与文学艺术化。农村小说离开了“乡土”不成其为农村小说，农村小说离开了“价值”与“意义”诉求不能成为农村小说，更像乡土文学。20世纪四五十年代柳青想用社会性包容乡土性，赵树理要用乡土本色性体现社会性，二者的创作实践证明都存有缺憾。一个简单的事实，“乡”是由“土”决定的。“乡土性”是成就经典农村小说的重要标准。《白鹿原》呈现“民族秘史”，体现土地意识，是通过具有“地域性与个性”的生活、风俗图景得以实现的。在这方面可总结出小说所做出的三点努力：一是不为“乡土”而乡土，使其成为乡土文学，进而降低作品有关“价值”与“意义”上的宏大旨归。二是把乡土生活的情境作为展示人物性格与命运的道场。三是不求经意，但客观展现了生存状态中农村、农民生活的几乎全部世界。农民典型的季节性生活，春萌、夏长、秋收、冬藏；具有乡村政治性的祭祀、祠堂文化、民里乡规；乡土性的民俗如婚丧嫁娶、性文化，生老病死禁忌；节庆文化；农村生态上的饥馑瘟疫等等，几尽在小说中被一一呈现。原乡的民俗学乡村图景，质和了小说创作原旨，因为乡土，作品才如此丰满、鲜活，土地意识的主题、民族文化意义的阐释才有了立体感与可读性。 就文化传统来讲，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么长久、丰富，这一“长久”与“丰富”最基本的表现形态，就在对于土地的认识。虽然“赋予土地一种情感的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的农民所特有的态度［3］”，但其关键还在于是不是写出了我之民族，我之农民自己的情感与价值，这一情感与价值是诉诸于、尊崇于、体现于自己的这片土地之中的，如果说《白鹿原》在整个现代农村小说中是最接近再现“民族秘史”的经典之作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说，它是一部具有史诗气度的文学作品，这一史诗气度的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作品稳准把握了土地意识。土地是圭臬，圭臬是打开“民族秘史”的钥匙，有了土地意识的积淀，“民族秘史”才有了厚重感、沧桑感。在中华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我们期待着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作品诞生。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2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3］［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5.
the basis of the rural china
——an analysis on land consciousness in white deer plain
long dong-ke
(shanghai college of electricity & machinery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the narrative history of farmers, in fact, is the narrative history of land consciousness. how to perform and how well the performance has done are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evaluate the classic of rural novels. in terms of land consciousness, together with the creation history of modern rural novels, this paper believes, considering land consciousness performance, white deer plain has many advantages over modern classic novels.
. the paper indicates the key of the writing expectations of revealing “the national secret history” and the successful creation in white deer plain in that it masters land consciousness accurately. land is the basis which is the key to the reveal of “the national secret history”. thank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land consciousness, “the national secret history” has the sense of dignity and vicissitudes.
keywords:white deer plain; the rural china; land consciousness; cultural connot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