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主张对经济危机实行标本兼治的理论，它既主张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铲除经济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也主张在经济政策方面让各种金融创新和政策工具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从经济政策方面应对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建立和加强相应的监管，让金融创新立足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既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关键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马克思主义；标本兼治；政策应对方法
　　中图分类号：f039；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10-05
　　虽然目前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从实质上看，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但其产生也有其流通领域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是主张对经济危机实行标本兼治的理论，它既主张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铲除经济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也主张在经济政策方面让各种金融创新和政策工具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面对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我们既要在生产分配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应对其冲击，也要在流通领域的金融创新和政策工具方面应对其冲击。本文将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探讨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政策应对方法。
　　一、以金融创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起于美国在金融创新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大量违约，发展到大型金融机构瓦解重组，信贷紧缩造成经济严重衰退，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负增长。WWw.11665.CoM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爆发以后，很多学者指出，金融创新所形成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其中起了很多作用，若没有衍生工具的存在，单纯房地产市场的下跌不可能引起如此强烈的连锁反应。要应对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就要吸取其教训，限制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
　　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本身所具有的分散风险、对冲风险等基本功能，只是次贷的衍生过度导致了它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又没有完整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加上政府的监管空白和评级机构的“火上浇油”，投资者已经无法识别衍生工具应有的风险，才引发了次贷危机以及以后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以及影响不能归咎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对于这一工具的不当使用，让它们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才是引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
　　实际上，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金融创新泛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金融创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创新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活力，为金融机构创造流动性、拓展利润来源，同时也不断满足市场上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投机者对于保值、增值等目的的需要。住房抵押贷款相关衍生产品属于金融工具创新范畴。金融衍生工具具有风险对冲性、虚拟性、复杂性、杠杆性、连锁性等特性。
　　一方面，金融衍生工具可以有效地分散和对冲风险。例如住房抵押贷款，商业银行等放贷机构通过资产证券化将流动性较差的住房抵押贷款打包出售，换取现金资产同时收取管理手续费，从而分散和转移风险；投资银行则通过将证券化产品重新切割、打包，经过评级机构的信用增级后再出售给对冲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从而也可以分散和转移风险，并且锁定收益。同时，在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基础上设计和发行的各种衍生产品和基础产品一起为市场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投资工具，满足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收益需求。
　　但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性和杠杆性放大了风险。金融衍生品具有“虚拟性”，它附属于贷款、股票等基础资产，它的价格取决于投资者对于基础资产产生的未来收益的预期，这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价格比基础资产更加不确定，风险也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一般都是保证金制度，具有高度杠杆性。少量的资金就能进行大规模的交易，这在对冲、管理风

险，放大收益的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不对称，风险变得更加复杂。金融衍生产品是通过对基础产品的各种组合处理而形成的，这种处理要求有高深的数学方法、数理模型并运用电脑信息技术。这就导致基础金融产品在经过层层切割包装后变得不透明，投资者和基础金融产品持有者之间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已经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去评价衍生产品的风险性和收益性，从而导致风险更加复杂和难测。金融衍生工具的这种连锁复杂机制导致了它们极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引发经济危机。
　　从经济政策方面应对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我们必须正确看待金融创新。一方面要看清金融创新的必要性。在现今国内、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的金融市场中，各金融机构为了分散和转移风险，满足客户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就必须不断推进金融创新。同时，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善也有赖于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我们要合理进行金融创新并加强监管，防止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基础。金融创新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手段，当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金融创新就可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管道，转移市场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强劲的实体经济发展作为支撑，金融经济只不过是虚拟的泡沫经济，最终必将破灭。
　　在开放的国际经济和国际资本市场环境下，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泡沫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很强，如果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资产都是虚拟资产，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掌握在全球投资者的手中。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就会迅速波及这个国家的经济内部。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后盾，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救市，政府就完全失去了拯救国家金融业的能力。因此，中国的金融创新必须立足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保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促进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融合。 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应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根基，防止过度衍生化，提高风险的透明度。美国次贷危机原因之一就是次级抵押贷款在经过层层切割包装之后，风险被掩盖了，投资者无法识别衍生产品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联系，更无法了解其风险和收益，这就会导致大量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选择。如果人们能及时了解这些产品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真正联系，知道其背后真正的风险，那么次级债或许在一开始就不会受到追捧，也不会在流通领域演变成一场危机的爆发。
　　第二，应避免金融创新技术的滥用。随着金融工程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新型的结构化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其复杂的结构和晦涩的模型不仅让投资者难以理解，甚至连其设计者都无法真正解释清楚其中真实的风险收益结构。实践也证明了这些模型并不能很好地为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定价，尤其是许多金融衍生产品完全基于未来现金流，而未来现金流具有太多不确定性，并不是通过模型就可以准确计算得出的。过于依赖模型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现实情况，则可能错误地认识风险、低估风险。
　　第三，金融机构要增强风险管理能力。由于金融衍生产品不同于实体经济产品的虚拟性、杠杆性、连锁性等特性，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时，要将金融创新活动与其他传统业务的风险进行统一管理，纳入到统一的风险管理体系中，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对于我国来说，金融创新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并且，西方那些经过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内在机制和运行规律可能并不完全适于我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我们自己加以摸索、改进。因此，这意味着首先需要坚决打好创新基础，以优质实体经济资产作为衍生产品的标的推出新产品，而不良资产只能作为补充，从源头控制可能产生的风险。例如，商业银行可以将优质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这些贷款能产生稳定、可以预测的现金流，一方面可以推动资本市场投资工具的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对于那些不良的贷款可以进行小规模、控制范围内的尝试，按照未来现金流将其切割成不同信用等级若干部分，按照不同信用等级将其出售给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投资者，但是要向投资者充分披露相关风险。同时，也不能追求过于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技术，而是应该首先着眼于推出那些可

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种金融产品和技术。
　　二、以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影响一度下降、新自由主义在流通领域的影响扩大有关。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正是新自由主义致使金融监管体系出现漏洞，华尔街的贪欲才能享受到了不受约束的充分自由，结果导致了金融衍生品泡沫膨胀到足以危害全球经济的庞大规模。
　　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发生前，许多西方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以美国为风向标，纷纷放松金融监管。国际金融市场创新加快，金融产品范围日益广泛，结构日益复杂。但由于对复杂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监管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不断累积，并在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监管存在着监管理念落后、金融监管协调不力及监管资源不足等问题。针对此次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各国政府开始着手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监管能力。美国财政部就美国监管体制改革提出了短期、中期、长期的一系列建议，重点是加强美联储的监管权，整合和强化金融监管。英国议会提出改革现行存款保险和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议，包括修改破产法，建立专门针对银行业的破产处置机制；中央银行成立金融稳定办公室，负责监管当局之间的联络和沟通，研究前瞻性的分析方法，跟踪金融体系潜在风险变化，对受保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等。
　　西方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充分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就连曾竭力主张金融自由化和取消政府监管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议员责难下也被迫承认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有缺陷”。他还称“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非常沮丧”。有些欧盟国家如法、德等国领导人开始反思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提出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张。但是，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基础上的，必须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才能革除旧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弊端。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面临扩散和升级的形势下，我国银行存款面临着坏账增加和输入通货膨胀两方面的威胁，应趁通货膨胀压力暂时缓解的有利时机，尽力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在充分借鉴各国金融监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构建一个精简、顺畅、有效的监管体系，为将来混业经营提供高效的监管服务，防止发生类似美国金融监管的失误，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目前特别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在发展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没有创新就没有效率。但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注意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推进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也创造出许多新的风险，并凭借杠杆效应放大波动的程度。如果对金融创新业务缺乏监管，就有可能使风险不断积累，由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直至爆发金融危机。特别是在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环境下，金融机构不断创新出兼具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业务特性的金融产品，使资金和资产的流动和转换十分便利，同时也使金融风险在信贷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之间以及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传导扩散问题更加突出，这就需要不同监管部门统一监管标准，采取协调行动，加强跨业监管，防止金融风险过度交叉和相互传染。
　　在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通过金融创新分散和转移风险并没有错，错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在金融创新过程中金融监管严重滞后，缺乏对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自身所隐藏的巨大风险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约束。目前，为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我国正在鼓励部分国有控股银行进行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冲击警示我们，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加强相应的监管，要把金融创新的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这样才能在提高金融机构运行效率的同时，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速金融监管政策转型。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多是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这

种金融监管政策与金融创新之间存在着较大矛盾。一方面规则的描述永远赶不上金融市场的变化，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又不断突破规则的限制，从而留下监管空白。新的金融监管政策应当兼容分业或混业监管模式，将金融体系稳定、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和消费者保护作为三大目标加以整合，构建出高效统一的监管部门。它应当可以更好地适应金融市场的形势变化，更加清晰集中地执行特定的监管目标。根据不同目标来划分监管权限，维持更加严明的市场纪律，及时把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三，完善各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在引发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美国流通领域的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信息交流，监管权力分散，决策过程混乱，一定程度上延误了金融危机的处理。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在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必须在流通领域完善各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并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需要做好的工作是：首先，完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和经常联席机制，建设有效的监管协调工作程序以保障监管规则的执行和发展。其次，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与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监管信息的定期送达制度。再次，研究探索建立更高层次的一体化金融监管部门。配合金融监管体制的深化改革，在建立起系统有效的监管协调工作机制后全面实行金融一体化监管，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适应市场要求，降低监管协调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实现规模效应，尤其在跨国金融监管机构协调中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各部门的有效配合中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第四，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和多种约束机制。做好信息披露建设，不仅从原则上，更要从内容、标准、方式等具体层面上入手，逐步与国际金融业接轨，真正建立市场约束机制，有效预防与降低金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金融业务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范围，以国家为单位的金融监管当局对其境内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行全方位的约束难度已越来越大。为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我国还应主动适应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趋势，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参照和依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1997年)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2002年），实现对跨国金融机构的有效约束。同时，还要建立健全以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内部自我约束机制，维护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建立完善的内部风险预警控制机制，以风险为核心对金融机构管理质量进行评估，提高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准。加强金融业行业自律性组织的建设，建立健全银行业协会等行业性组织工作，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赋予其行业保护、协调、合作与交流等职能，以维护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在政府监管范围之外，通过自律行业的道德规范加以补充，形成市场多元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约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同业协会的联席约束机制。
　　三、以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再次表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受新自由主义思潮蒙蔽一味迷信市场力量，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必然会扭曲经济信号，扰乱市场秩序，最终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在流通领域，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为指导，既发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才能化“危”为“机”，促进我国经济不断平稳较快增长。
　　（一）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重点
　　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一方面形成了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流通领域，中国目前并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银行系统高额的存款尚未有效利用。中国正处在劳动力和资本双要素剩余的黄金时代，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重点，着重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有效启动剩余要素的经济运行机制，将会减少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使我国步入经济起飞的后发展阶段，为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重点，需要首先改变粗放式贸易增长模式，调整贸易政策向竞争力导向

转变。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口与出口的关系，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并大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其次，要调整外资政策，逐渐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着重提高引进技术的质量，使其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服务。再次，要引导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淘汰部分落后企业，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制定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延伸加工贸易产业链，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最后，要努力开拓新兴市场，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核心，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健全有关贸易和保护环境关系的法律体系，大力推广绿色产业，制定相应的鼓励、扶持政策，大力开拓环保市场，促使企业提高环保技术、不断开发绿色产品，并积极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尽早推行进出口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以避免或减少国外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任务。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市场需求旺盛，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种产品都有生存空间，小钢铁、小煤炭、小水泥、小矿山等都生意兴隆，各个行业和产业没有很大的调整压力，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不明显。而在经济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减少，价格下降，一些技术含量低、成本高、效益差的企业就会率先受到冲击，难以再生存下去，这就形成一种市场优胜劣汰的倒逼机制，迫使行业、产业以及企业进行优化重组。
　　因此，如果我们抓住机遇，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重点，将有利于我国经济在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平稳较快增长。近年来，国务院已经制定了汽车、钢铁、船舶、石化、轻工、纺织、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物流业等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这对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重点可以做的事情包括：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支持优势企业并购落后企业和困难企业，鼓励强强联合和上下游一体化经营；加大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推进企业升级换代和自主创新，创造更多的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大内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200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 616亿美元，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出口额达到14 285亿美元，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进口额达到11 331亿美元，超过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0%。2008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24亿多美元，同比增长23.6%。我国经济发展己经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国外需求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我国外部环境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将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的大好时机。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把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放在国内需求上，不仅会促进投资增长、消费扩大、继续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会有效改善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内需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消费拉动，一方面来自于投资驱动，扩大内需短期依靠投资，长期依靠消费。
　　在扩大投资方面，一是要坚持宏观调控，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二是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的公共产品供应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并逐渐超过基础设施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要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将“民生领域”的投资作为今后投资的重点。三是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把握好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并加强对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循序渐进地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在刺激消费方面，关键是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的收入水平。我国最为广阔的市场在农村，但是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环节，农民的收入同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并且存在着医疗、子女教育和养老等诸多不公平因素，其消费动力不足。因此，一方面，政策要继续向第一产业倾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

产的支持力度，增加防汛抗旱资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并通过财政转移性支出直接补贴农民。另一方面，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农村医疗和养老体制改革，减轻农民子女的教育负担，从而解决其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总之，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市场广阔，需求潜力巨大，只要我们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能长期保持强劲。
　　更加注重扩大内需，不等于不需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也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在当前，尤其要警惕和防止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收一时之效，却会助长相互隔离，带来损害国际贸易发展的长远后果，到头来必然是损人而不利己。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才能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共同应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冲击和挑战，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快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防范金融风险积聚和扩散，建立公正、合理、健康、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很大冲击的情况下，更要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实施出口市场多元战略，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增加先进技术装备、关键零部件、重要能源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支持各类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开展跨国并购，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发展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工程承包和劳动合作；抓住机遇，进一步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把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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