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保护；经济发展；幸福指数；文化景观；少数民族地区

　　论文摘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既相辅相成又是相互制约的。以中国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榕江县兴华乡高排村和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两个苗族村寨的经济现状的比较为例，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进行了思考。 
　　 
　　　　 
　　少数民族也是相对于汉族而言的，其在中国的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他们大多保持有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由于多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中东部沿海地区，并且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逐渐深入和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呈现出明显的差距。 
　　 
　　一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的差异就在于人类有丰富的文化，文化传承对人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化是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对于文化的定义也有很多，概括地说，它是与自然物相对应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是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进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经验。仲富兰在《风物考》中谈到文化包含的几大要素：一是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它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是精神文化的核心。wwW.11665.cOm二是语言和符号要素。两者具有相同的性质即表意性，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两者都是起着沟通的作用。语言和符号是文化积淀和存贮的手段，人类只有借助语言和符号才能沟通，只有沟通和互动才能创造文化。三是规范的要素。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有约定俗成的如风俗，也有明文规定的如法律条文等，群体组织的规章制度等。了解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文化，往往是先从认识规范开始的。四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要素。社会关系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创造文化的基础。社会关系运行的实体社会组织包括物质因素有包括精神因素。两者紧密相连，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是物质产品要素。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有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1]。文化的作用渗透到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以及日常生活的所有社会生活领域。总的来说，这种作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化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文化本身也成为人类环境的一部分，成为环境中的一种力量，反过来制约着人的头脑和人的活动。“一切已经死了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恶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区别他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因此，对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保护其实是对民族本身的保护。如果意识不到这些，就很可能被强势文化所同化，如中国东北部的女真族，如今已基本上融进了汉文化之中。位于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的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内陆省份，“大杂居小聚居”的中国民族分布状况在贵州尤为典型。各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通过他们的节日庆典、村规民约、民族歌舞、饮食起居、生产生活器皿工具和房屋建筑等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体现出来。
　　传统的现在定义为：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结而沿传着、流变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3]。与文化相联系就是传统文化，即以往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在当时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流变[4]。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eild，1897-1958）在其1956 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大传统”是指“一个文明中，那些内省的少数人的传统 ”，“小传统”则是指“那些非省内的多数人的传统”；“大传统是在学校和教室中培养出来的，小传统则是生长和存在与村落共同体文化中。”[5]在这里，雷德菲尔德显然是将“传统”和“文化”融为一体的。因为，在当代中国这个大环境中，所谓的“大传统”显然是后发外生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虽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各个地区都保持着自己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 
　　 
　　二 
　　 
　　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西部地区得到国家政策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如贵州省的毕节试验区。但是由于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国家财政力量有限，所以在一些民族地区的经济现状还是不尽人意。黔东南州榕江县兴华乡高排村是一个苗族、水族、汉族杂居，以苗族为主的村寨，位于贵州东南部都柳江上游的四面环山的一个高坡上，全村有400多户，平均海拔500多米，村民主要靠农耕维持生计。由于没有通公路，村寨的物资运输主要是依靠马驮，人们进出都是依靠步行攀爬山路。村民受教育水平也普遍偏低。这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高排村附近的山上有丰富的锑矿，这些锑矿的所在地是高排村民的耕地，锑矿的开采对耕地是毁灭性的破坏。矿石的堆积也占用了很多土地。另外，由于开采矿的成本和风险较大，村民没有能力或不敢去开采。我们从村民那里得知，村民要想开采一块地下的锑矿，十分有限的资金是他们要在亲戚朋友那里借来和变卖家里的房屋、牲口或土地，但对这块地下的矿藏多少不清楚，只有靠“赌博式”的开采，如果含量丰富，他们能够发家致富，如果矿的含量只有表层的一点点，他们就会倾家荡产并且背上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所以开矿的都是外来的资金雄厚的商人，他们只会给土地的所有这一点补偿，雇用村里的马匹向外运输矿石。当地村民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劣势，经济状况也是处在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可喜的是，高排村传统的苗族文化保存得相对较好。我们正赶上高排村过十二年一次的牯藏节，隆重而神圣的场面令我们震撼：整个过程还是按照他们的传统，村里男女老少为自己的节日穿上苗族传统的盛装，吹起芦笙跳起舞；我们在村子里，多数村民见了我们都会热情打招呼，有些村民还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家家杀猪，如果到一户农家正赶上他们吃饭，主人家会主动为我们在火塘边摆上碗筷斟满自家酿的米酒，再往锅里多加些肉；在踩牛塘的时候，牛塘周围的山包上站满了前来看热闹的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的村民和他们的亲戚朋友；杀牯藏牛的晚上，要有一百多头大水牛被杀掉，牛肉分给各自的亲戚朋友。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整个高排村按照传统一直保持着全村分为五甲，每甲都有几个不同姓氏的家族构成，有的家族之间可以开婚，而有的家族之间却不能开婚。在建筑上全村都是传统的木质房屋。如此这些的共同作用下，维系着这个高坡村寨的生生不息的繁衍。

　　我们还从村民那里得知，到2008年底，柏油的乡村公路就可以通到高排村。有了公路，对当地村民来说无疑是一件盼望了多年的好事情，村民的交通和生活条件可以有改观，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是：村民与外界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对于保持现有的传统文化是否带来挑战。对于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经济的发展，是否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发展当地的经济，首先会想到发展当地的旅游业，以旅游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逐渐改变当地落后的面貌。但是这样又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当地人为了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会人为地制造“虚假的文化”。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在西江千户苗寨，为了发展当地旅游业的需要，当地政府组建了一支舞蹈队。一群当地年轻漂亮的女性，会在旅游公司付钱后表演编排的歌舞。但是她们所表演出的民族歌舞已经不是当地原有的歌舞了，这样就会给游客们留下美好但错误的印象。长此以往，当地年轻人也有很大可能误以为这些就是他们的“传统文化”，是他们的“小传统”。但是像一个族群的歌舞，都是有其丰富的内涵的，是与当地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分不开的。虽然带来丰富的经济收入，如果都变成了“徒有霜花无霜质”的东西，这个族群将有可能失去自我。还有，经济发展了就真的会给当地人带来幸福生活吗？现在的人们对生活的衡量喜欢用“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 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中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三 
　　 
　　我正在思考，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与经济的发展问题是否能从“文化景观”上思考一下。文化景观是某一种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在某一特定文化的作用影响下，由于文化本身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文化景观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则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许最终将达到其发展循环的终点。但随着某种不同外来文化的介入，便开始某一文化景观的更新，或进行某一新的文化附加在原有景观参与之上的演化过程[6]。这种所谓文化景观的保护和提高“幸福指数”，本民族的人应该是主体策划者和参与者。为了发展本民族的经济，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发展道路，而政府和学者只是提供必要的资金和知识技术的辅助支持，这也是应当建立在尊重本土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提出，主要是想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是最终目的。真心希望可以国家富强和民族团结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参考文献： 
　　[1]仲富兰.风物考[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3]张立文.传统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5. 
　　[4]刘平.文化与叛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 
　　[5]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56. 
　　[6][英]r.j.约翰斯顿.人文地理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