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建国60年来工农联盟经历7两大阶段：前30年，它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农业合作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左”的路线曾损害了工农联盟；后30年，它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工人化。
　　[关键词]工农联盟；农业合作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工人化
　　
　　工农联盟是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宝库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就要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认定在农民国度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强大、最可靠的天然同盟军，并善于领导工人和农民这两大劳动阶级，使之联成一体、结为同盟，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马克思早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就明确而形象地指出：只要农民参与，“无产阶级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后来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俄国革命中更简明地提出了“工农联盟”的专门术语和政治词汇。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工农联盟理论，指导俄国革命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建立后，1922年就重视开展农民运动。从1927年起进而主要依靠坚强的工农政治军事联盟，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开宗明义第一条规定：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WWw.11665.CoM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第一条更是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后来，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宪法也都强调了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60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大的群众基础、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健的政治基础和深刻的理论基础。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社会主义是工农联盟结成的生命体。工农联盟遭到削弱，社会主义就会受损害；工农联盟增强，社会主义才会繁荣昌盛。工农联盟既是前30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又是后30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巩固发展工农联盟，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为指导，努力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模式。
　　
　　一、工农联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
　　
　　共和国建立后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工人阶级掌权的国营企业；进行土地改革，把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样就为工农联盟创立了新的经济基础。依靠工农联盟和各族人民的奋斗，到1952年全国迅速恢复了饱受多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1953年4月毛主席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进而于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中写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任务、总路线，当时简称为“一化三改”，预计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同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他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到1964年12月21日，他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对“四个现代化”的内涵更精确地调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也就是把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并人工业现代化，同时另增加了科学技术现代化，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现代化内涵。总之，从1954年宪法和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工农联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三个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四个现代化”。这也就是建国以后工农政治经济联盟的新内容。这是区别于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农政治军事联盟的(那时工农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
　　国家工业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龙头，我国是在工业化带动下逐步实行“三大改造”。当时只能采纳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即以国民经济计划化、编制并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等。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工业和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全国解放前夕的30％提高到56.5％：全国高级社总数达到75.3万个，入社农户11945万户，占农户总数96％以上。我国“三大改造”已经先期完成，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国家工业化还只是迈出了一大步。远未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则更是任重道远。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基本任务本应是大力巩固“三大改造”的成果，逐步向“四个现代化”目标迈进。可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显著成就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却使我国领导人骄傲自满，作出错误判断，从1957年起党的路线转向“左”的方面。1958年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随即在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要求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在农村还要把高级合作社再发展为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有的地方甚至要“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要“跑步进人共产主义”。在城市中也在酝酿要建立人民公社，要取消工资制，实行供给制。这种主观上急于求成、违背客观规律的三大运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又称“三面红旗”)在全国刮起了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和“共产”风，使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执行中遭到很大破坏。工农大众、尤其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挫折，人民生活必需品大为缺失，城镇居民粮食、油、肉、蛋、菜、糖等定量供应减少，各种限量票证增加，工农联盟大受损害，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党中央不得不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相当于高级合作社)，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取消农村公共食堂，等等。从1961—1963年对国民经济进行三年调整，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样才扭转了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取得了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工农联盟又显示出生机。这样从1966—1970年、1971—1975年，这十年间才能执行第三个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可是这十年正是我国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盛行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不能不再次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到1975年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国务院本来又草拟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草案，即第五个和第六个五年计划。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推迟到1978年这个草案才在当年3月的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到这一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端正了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结束了自1957年以来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尽管有长达20多年“左”的路线干扰，从总体和大局着眼，还是应该充分肯定：工农联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工农联盟在“四个现代化”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的工人大多是从农民转化而来的。我国的工农大众较少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熏陶。具有勤劳、俭朴、耐苦、忠厚、善良、机智等民族特性。所以即便有“左”的路线干扰，我国工人在取消计件工资、长期不涨工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艰苦奋斗，有所创新。例如大庆油田工人王进喜创造出“干打垒”，在60年代初石油大会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群众誉为“铁人”和“铁人精神”。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体制下。许多地方的公社农民依然能够悄悄采取“责任田”、“包干到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措施，力求增产自保，渡过难关。虽然多次被斥责为“右倾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众多农民依旧愈挫愈奋，百折不挠，不断探索。
　　虽然“左”的路线在20多年之中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甚至一度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负增长，但是我国的人口总数还是从1949年的5亿多人、1957年的6亿多人增长到1978年的9亿多人。依靠工农大众艰苦努力和工农联盟协调合力，从1949年建国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近30年间，社会总产值以人民币计算，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9％。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5％，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30％增长到75.2％。其间建成了8千多个国营大、中、小型工矿企业，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发射“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和研制电子计算机等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的项目中，众多技术工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工人阶级对农业合作化、农业现代化的突出贡献表现为从1955年起制成第一台拖拉机，到1978年已能提供大中型拖拉机11.35万台、小型拖拉机32.42万台，90％的县都建立了农机修造厂。到1978年，农村小型水电站建成8万多座，星罗棋布于1400多个县。农用化肥1949年仅能生产6千吨，到1978年产量达869.3万吨，增长1448倍多。化学农药1950年才能生产1千吨，到1978年年产53.3万吨，增长533倍。在工人、工业大力支援下。到1978年我国农民动手兴修水库约8万座，灌溉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一半，修建的红旗渠被誉为巧夺天工、名垂史册的奇迹。农业合作化、现代化促使我国农业生产取得巨大成就。在工人、工业大力支援下。全国农业总产值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增至229.6，即26年间增长近2.3倍，年均增长3.25％，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有的学者估算，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间，农民还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4500亿元。相当于同期工业部门资源原值的90％。这是勤劳、俭朴的几亿中国农民为加强工农联盟、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隐形、看不见的重大的独特贡献。
　　
　　二、工农联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即便从70年代末以来国家采取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只生一胎，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近30年来我国还是从1978年的9亿多人增长到当今的13亿多人，几乎增加了一半。这为今后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由此我国工农大众的人数也剧增。当今我国有2亿多工人，8亿多农民。他们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要解决充分就业问题，要改善十几亿人民的生活条件。还要面对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的重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从传统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传统苏联模式单纯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工人和农民本身的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工人阶级，除了国有制企业职工之外，新增了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新兴产业职工、服务性行业职工、乡镇企业职工，还有大量正在转变中的农民工。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拨乱反正，正确解决了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个老大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样就为工人阶级增添了最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与此相关，我们国家党政军机关的公务员和各级干部以及事业单位的职工都是人民的公仆。也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约7500万共产党员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更是工人阶级最重要的一部分。今后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生态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还将继续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素质也将继续不断增强提高，工人阶级权益也将继续不断扩大实现。同时也出现了国有企业调整中的工人下岗、非公有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等新问题。农民阶级自党中央1979年1月规定允许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尤其是1984年底全国完成了政社分设，普遍建立了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实际上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之后。我国的农民已不再是统一的人民公社社员。统一的农民阶级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分化为四个阶层：在乡务农者，多为妇女老人，被称为“3860”部队(三八妇女节和六十岁花甲以上老人)；本地乡镇企业职工；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转为工商业经营者。此外，我国还涌现出大量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我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现在共有70多万成员。当今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包括以工农为中坚力量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
　　在工农联盟合力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之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史无前例、举世赞扬的辉煌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至2008年的300670亿元，平均年增9.8％。当今我国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日，居世界第三位，我国出口商品量仅次于德国，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工农业产品如钢、煤、水泥、化肥、谷物、棉花、油菜籽、茶叶等都稳居世界首位，外汇储备也居世界首位。2002年开工的南水北调，2004年实现的西气东输，2003年开始的载人航天和2007年的“嫦娥”奔月，这些改天换地、惊天动地的创举以及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空前成功，博得举世惊叹。海外舆论越来越多地翘首热议“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世纪”、“中国时代”。
　　30年来我国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工人与农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与矛盾，为此提出种种新观念、采取种种新举措，逐步正确地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从而逐步缩小了这些差别与矛盾，越来越增强了工农联盟。越来越充分发挥了工农联盟的合力。这方面的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理论工作者认真总结。以利于今后继续贯彻，进一步改进。

　　三、巩固发展工农联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模式
　　
　　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我国建国头30年的实践经验来看，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为指导，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与“三农”相对应的是“三工”，即工业、工区(城市)、工人。所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逐步实现农业工业化、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城市化，农民工人化、市民化。我们既要借鉴又不能照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更要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吸取苏联模式失败的教训，努力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模式。
　　1.关于农业工业化、产业化。要使农产品能够充分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就必须要有持续繁荣昌盛的农业。依据世界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要做到这一点，主要途径是使农业工业化、产业化。就是说，要用现代化工业生产、管理与营销的方法来改造传统分散个体手工劳动、靠天吃饭的农业，使农业生产社会化、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可控化(尽量预防、减少自然灾害，减少对自然的依赖)、科学化、商品化、市场化、产销一体化。要达到这十“化”是相当艰巨的。目标就是使现代农业像现代工业一样，成为一门现代化的产业。西方国家，最早是美国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实现农业产业化。进而迅即推广到西欧诸国和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使农业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农业生产还有与工业生产不同的特点，最大区别在于发展农业要依靠大量耕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是在土地私有化的条件下实现农业工业化、产业化的。这一点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1956年已完成农业合作化。即已实现土地公有化的条件下探索农业工业化、产业化新路的。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已实行土地经营权承包30—50年不变的政策。以利于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据此，为避免土地自由流转集中到少数富豪手中，最佳方案应是实行土地入股，建立土地股份制的新型农业合作社，推举贤能负责生产经营。笔者早在1996年就发表《产权改革要实现“劳者有其股”》一文(《高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6—665页)。国有企业要实行“劳者有其股”，公有农业也要实行“劳者有其股”。把工农联盟建立在工农平等都有股份、都有产权的共同基础之上，这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联盟的特色。回顾历史上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正由于缺少工农大众的个人产权，所以1991年苏联剧变时没有出现工农大众奋起保卫社会主义的抗争。可见，只有享有工农个人产权的工农联盟才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否定了工农个人产权。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成为空壳，或者成为掩盖官有制的外衣。当今发展农业工业化、产业化，还要强调信息化、生态化、五色化。就是说，要注重运用信息科学、信息技术、信息网络，大力减少环境污染，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知识经济之路。不仅限于发展传统的绿色农业(种植业)、红色农业(畜牧业、禽业)、黄色农业(五谷丰收后就地就近加工业)，而且还要发展崭新的白色农业(微生物资源农业，农业工人要穿上白色大褂在洁净车间生产蛋白质农产品)和蓝色农业(把海洋藻类植物和浮游生物变为有丰富营养的食物，并且进而引入江河湖池繁殖)。广义农业工业化、产业化的大发展将为新时期工农联盟增添、充实强大而坚实的经济基础。
　　2.关于农村城镇化、城市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建设若干个大城市，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形成大城市圈子。使周围农村城市化。如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均采取这种大都市轴心圈模式。拉美诸多发展中国家如巴西、智利等也照搬这种模式，结果大量农民如蜂拥集中到大城市，以致城，中遍布贫民窟，黑社会犯罪团伙猖獗。我国原有城市少，农村现有8亿多人，不能步西方大都市模式后尘。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文件都强调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1949年才占人口总数的10.6％。1978年上升到17.9％，1995年又升到30％，到2008年猛升到45.68％，共有6.0667亿人。近30年来城镇总人口年均增加1453万人，农村人口年均减少216万人。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已经改变了以往城市化水平远低于工业化水平的不正常状态。正在使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的社会转型为城乡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和谐社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到2007年全国建制镇已有19249个，其中县城1660个，非农业人口约1.5亿人，小城镇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镇企业100多万家，吸纳农民就业约13500万人。我国现有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282个。这近2万个城镇今后再发展二三十年，其第二、第三产业逐步增多，将使附近广大农村城镇化，将使二三亿农民转化为工人。在今后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还要进一步发展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现有233个)和50万到100万的较大城市(现有82个)以及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现有56个)。只能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同时还要看到，我国原有经济落后，农村人口众多，在今后几百年之内也不可能达到当今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农民只占全国人口5％以下那样的水平。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在城镇带动下加快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村村都成为如2006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所要求的五句话、二十个字的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村村建设好，将来就能达到乡乡都有城镇那样的多样化的便民的服务设施，那将是“村中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城乡关系上将是既有“城中村”(城市所辖周围的乡村)，又有“村中城”。这是我国工农联盟的新创造。
　　3.关于农民工人化、市民化。在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历程中，通常采取“圈地”、强并农地、迫使农民破产等办法，驱赶农民背井离乡，流落城市，当苦工、仆役，甚至行乞、讨饭，沦为社会犯罪团伙。苏联在工业化、现代化实践中则把农民锁定在集体农庄中，按照城市扩大发展工业的需要，下达招工指标，由农庄选送，少量与城市有关系者、经过疏通集体农庄领导人也有到城市转为市民、工人者。中国从50年代起是学苏联模式，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对社员管理得更加严格、严厉，因此造成城乡社会二元结构更加严密、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开创了农民工人化、市民化的新渠道、新途径，从而密切、加强了工农联盟。概括来说，主要有我们党的两大新政策、新举措。第一。大、中、小城市在发展中逐步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这支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劳动大军。体现了中国农民勤劳、俭朴、耐苦、机智等特性，对新时期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据统计，我国的农民工在1982年才有657万，从1984年人民公社完全解散、农民获得自由解放，城市工业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农民工逐年平均递增700万。到2005年已达1.47亿，2008年又升至2.01亿。有的专家预计，未来30年还会猛增大约3亿。农民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渐进中以工促农、以工带农、亦工亦农、由农转工的独特产物，是新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纽带、新血库、新生力军。第二，发展中小城市时，把城市周边的县域归属城市管辖，县域经济经过几年发展之后，把县城改为城区，这样该县农民就都变为市民了。例如。北京市1956年辖八个市区和九个县。面积约1万7千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郊区的房山、通县、顺义、大兴、昌平、平谷、怀柔七县，从1986年至2002年陆续都变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昌平区等等(现在只剩下密云和延庆还是县)。现在北京市人口达到约1500万，还有三四百万流动人口。北京地方大，城区大，郊区更大；北京人口多，工人多，农民变市民的也多(上述七个县共有500多万人)。农民变为市民后，再进一步变为市区工厂的工人。全国有众多大、中、小城市都采取这种市辖县、县域变市区的方式与模式，使1亿多农民变为市民、工人，逐步改变工农关系与工农结构。
　　以上只是从工农联盟的角度简述解决“三农”问题的三个根本途径。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独立提出的新观念、采取的新措施都是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中国化的结晶。要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还涉及农民工的户籍、增加农民收入、消灭农村贫困户、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乡镇企业污染、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文教、提高农民素质等等诸多具体问题。关键在于加强党对“三农”的领导。党要在村村建立并且扩大支部，使农民党员充分认识到自己既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又是工农联盟统一的化身。肩负着增强工农联盟、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只要深入落实、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又以农补工，以乡助城，就必能使我国的工农联盟为振兴中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合唱出最强音、合作出最优果。今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必将通过相互交流、渗透、交融，最终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