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广泛的影响。研究金融危机对成都这一西部特大城市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对我们全面认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理、促进西部地区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从全域成都的区域内差异入手，指出了成都三圈层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四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对这四个差异影响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程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成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差异性
从2008年秋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广泛影响。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及通信枢纽，研究金融危机对成都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及其对策对我们全面认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理、促进西部地区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全域成都理念下成都各圈层经济发展的差异
（一）全域成都理念及成都三圈层划分
随着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国务院正式批准，2007年7月成都市首次提出了“全域成都”的概念。所谓“全域成都”，就是要着眼于1.24万平方公里的现代化都市区，推动市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一体发展，整体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努力构建现代城市和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同时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合作，把成都建设成为服务全省、影响全国、走向世界而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大都市.
而以“一区两带三圈四基地”为主要思路的全域成都规划构架中提出“三圈”，即把成都所有区（市）县分为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三个圈层。wwW.11665.coM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最早由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冯·杜能提出的圈层结构理论.
按照全域成都的规划构架，并结合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可将成都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高新区；第二圈层：龙泉驿区、温江区、郫县、双流县、新都区、青白江区；第三圈层：彭州市、都江堰市、崇州市、大邑县、邛崃市、蒲江县、新津县、金堂县.
（二）成都各圈层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1.经济总量存在差异。2007年①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3324.4亿元，比上年增长15.3%。分圈层来看，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中，第一圈层②经济总量最大，占到全市gdp的一半以上；第二圈层次之；第三圈③层所占比重还不到全市的1/5。可见，成都三个圈层的经济总量存在明显差别.
2.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到2007年底，成都市基本完成了工业企业由中心城区向周边地区的迁移。调整之后，成都市三个圈层各自的产业结构特征显现出来：第一圈层第一产业已经全面萎缩，第三产业最为发达，产业结构类型属于321型，与发达地区较为一致；第二圈层发展则以第二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类型属于231型，应该说还停留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第三圈层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对比较均衡，产业结构类型也属于231型，但是第一产业比重超过20%，第二、三产业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3.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2007年，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617元，比上年增加2379元，增长21.1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642元，比上年增加736元，增长15.00%；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0008元。分圈层来看（见表1），第一圈层的居民收入水平最高，而第三圈层最低，仅为第一圈层的四分之一左右；第二圈层的居民收入水平则介于一、三圈层之间，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第一圈层比较接近，相差不过824.5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则与第三圈层比较接近，只高出678.29元.
4.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存在差异。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也是本文所指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成都市各圈层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如表2）。就第一圈层而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接近，“三驾马车”的发展较为协调，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较为合理。其中，出口总额无论是绝对量还是所占比重都是三个圈层中最高的，这说明第一圈层的对外依存度高于二、三圈层.
再看第二圈层和第三圈层的出口、消费、投资比，二、三圈层投资所占比重过大，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动力结构明显失衡，尤其是第二圈层。第二圈层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8111107万元，与第一圈层相差不大，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036674元，却只相当于第一圈层的22%，因此，第二圈层经济增长的动力75%都来自于投资.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域成都各圈层经济的影响及其差异
（一）金融危机相对缩小了全域成都的区内差异
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成都市经济发展也遇到诸多问题，但由于地处内陆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相比东部沿海省份小，且受到汶川地震因素的干扰，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并没有给成都带来太多直接冲击，但间接影响的冲击仍是严峻的.
为了得出金融危机对成都各区域间差异的影响情况，笔者在173个行政区划间就2007年和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做一个比较，通过统计软件求得相关数据标准差、均值和变异系数（见表3）.
由于两组数据均值不等，无法直接通过比较标准差来判断其各自的相对离散程度，也就是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的差异化程度的改变，因此采用变异系数来进行比较分析。首先，2007年、2008年数据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63和0.59，均超过了0.30，说明两个年度各区（市）县之间经济运行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其次，2008年数据的变异系数显著的比2007年缩小了近4个百分点，说明受金融危机影响，各区（市）县之间存在的差异相对的缩小了.
（二）全域成都内不同区域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差异分析
前面的分析指出，成都市三个圈层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四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全域成都内不同区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必然各不相同.。

从经济总量的差异来看，经济总量越大的区域越是相对发达的区域，一般来说，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程度和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化程度越高，经济受全球产业链条中上下游环节的影响就越大；对外依存度越高，国际市场上商品和资源要素的需求和供给就能够越快地通过传导引起本区域生产、消费、投资等的变动。因此，经济总量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正相关.
从产业结构的差异来看，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导致的次贷危机引起的，受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应该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事实上，成都市房地产业确实遭到了沉重的打击，2008年仅实现商品房销售额626.7亿元，比2007年下降34.5%。但是，金融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增幅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了增长，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资本项目并未完全放开所导致的。同时，由于家具制造、建筑等行业与房地产业紧密相关，这些行业也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制鞋、纺织等行业则由于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而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从以上可以看出，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轻.
因此，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负相关.
从居民收入的差异来看，居民收入水平高的区域，汽车、住房等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在社会消费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这类商品的需求弹性一般较高，而食品、医药等生活必需品在社会消费总额中只占有较小比重，这类商品的需求弹性一般较低。在金融危机和经济收缩的大背景下，人们的预期收入下降，消费日趋谨慎，汽车、住房等需求弹性高的消费品势必受表1成都各圈层2007年人均gdp及居民收入情况圈层人均gdp（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第一圈层5454014542.418433.801.72∶1第二圈层2853413717.835881.172.33∶1第三圈层1360010205.755202.881.96∶1注：人均gdp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各圈层所属区（市）县相关数据的平均值.
表2成都各圈层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以2007年为例）圈层出口总额（万美元）出口总额（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万元）出口、消费、投资三者之比第一圈层2370241730275.2911076196567588.44∶44.45∶47.11第二圈层80717589234.1203667481111075.49∶18.97∶75.54第三圈层17152125209.6185802642707512.00∶29.71∶68.29注：第二栏数据是将第一栏数据按2007年平均汇率折算得到的.
表3成都各区（市）县2007年、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异系数表数据名称2007年数据2008年数据标准差（δ）1077687.0811220590.355均值（μ）1709466.9412045169.118变异系数（cv）0.6304228850.596816344到严重冲击，导致本区域的消费大幅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居民收入水平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正相关.
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差异来看，不同区域的动力结构通常存在一定的差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资金逆转回流，国内投资者信心下降，新开工项目减少，导致投资增速逐月放缓，这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区域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正相关.
三、全域成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建议
通过本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成都应对金融危机应抓住区域内差异不断缩小的利好，并结合灾后重建的契机，为众多西部特大城市开辟一条应对金融危机不利影响，转“危”为“机”，使经济平稳增长的道路.
（一）抓住总量差异，凸显后发优势
从具体点上来看，二、三圈层的发展具有后发优势。由于成都各区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不同，即发达区域受到更多的影响，且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各圈层间差异被相对缩小了，这些都是二、三圈层加速发展的有利因素，体现为在一圈层辐射下的后发优势。同时，一圈层作为高度发达区应该进一步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并寻求与二、三圈层在淘汰相对落后产业链上的协作——即二、三圈层积极承接中心城区相关产业链的转移.
（二）看准结构差异，推进优化升级
第一，要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产业链趋同化。各圈层间或是各圈层内部仍然存在产业链趋同，例如旅游业，二、三圈层的古镇游、农家乐、品茶等项目的重构严重。因此，在金融危机冲击的契机下，成都应加大各圈层间的协调发展力度，建立有效的共同规划发展机制，积极培育新型产业、拓展新发展空间，克服产业链趋同化.
第二，鼓励通过多种方式稳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成都市应紧抓拥有灾后重建的投资市场利好，把握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殊优势，稳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一方面要稳定投资力度、不断完善企业链。另一方面要把握技术前沿、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集约集聚发展，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要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第一产业发展步伐，逐步探索解决“三农”问题.
第三，不断加强区域合作促进联动发展。在把握成都市内部圈层结构差异的同时，还应看到成都市与四川省其他中小城市的差异。这就要求成都真正做到服从省上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安排，主动向高新技术、生物医药、环保产业以及生产性服务等四个方向发展，将过剩的、淘汰的产业链积极向周边的卫星城镇以及二线城市转移，与他们成为区域合作的伙伴，形成联动发展的机制.
（三）把握收入差异，分层扩大内需
全域成都各圈层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存在，决定成都着力扩大内需应对金融危机当从各圈层实际出发制定相关政策：对一圈层而言，服务业占比重最大，且居民收入水平最高，进一步扩大内需就应该从服务业和大宗消费入手。一方面，金融危机给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带来的冲击是不可小觑的，更影响到诸多配套产业的发展。再者服务业本身是绿色产业，不仅能带动gdp的增长，还能有效提升就业率。扩大内需从服务业入手就应该鼓励居民多旅游、多消费，从而有效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和经济下滑等问题。另一方面，扩大内需在收入水平较高的一圈层主要是鼓励居民加大对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的购买，以此来拉动房地产、汽车制造或进口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抵御金融危机.
对二圈层而言，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决定了在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下坚定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其扩大内需的最终动力。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于农民，这是由农民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同时也最有消费升级欲望所决定的。要持续不断实现农民增收，刺激农民群体的消费，化“危”为“机”，在缩小二圈层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实现内需的扩大.
对三圈层而言，较为均衡的二、三产业只能表面上说明其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但其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的低下才是经济运行的实际现状。当前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相对最小，因此抓住机遇、不断追赶才是出路。扩大内需在三圈层来看更多的应该转变为加大投资力度，不论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也好，还是积极招商引资也好，只有以投资带动第一轮的经济增长，方可使人均收入有所提升，才能进一步扩大内需.
（四）定位动力差异，实现稳步增长
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暴露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不合理问题，因此，应借机重新定位各圈层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动力构成，从而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一圈层是经济结构相对较为合理的区域，但不难看出其投资的作用仍然是居于第一位的，因此接下来的发展目标则是进一步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使其逐步高于投资。同时要不断加快开放步伐，进一步体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虽然二、三圈层都属于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但鉴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实践，现阶段则都应立足于继续加大投资力度，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成为依赖一圈层辐射效应发展的后进区域。当然消费水平也应跟随经济的稳步提升而逐步的提高贡献率，最终才能向一圈层的合理结构看齐。其中，三圈层略高于二圈层的消费比重则说明了旅游业的大量带动作用。因此对旅游产业的进一步投资，也能带来最终的消费增加，形成相互间的乘数循环效应，共同推进经济的平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