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与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演进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主要表现在fdi、服务贸易结构和技术扩散三大方面对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要加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大力推进服务业现代化和开放中要兼顾国民经济的安全性三大对策。
　　关键词：垂直专业化分工；服务业；结构升级
　　
　　20世纪后半期兴起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是：国际分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的生产阶段，分散到不同的国家与地区进行。这种生产环节跨国界分布并通过垂直贸易链相互链接的现象，称之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i／2"。目前，对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经济效益研究，主要还停留在对收入分配、技术扩散和世界贸易增长的影响上。本文通过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产业效应研究，分析其与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演进之间的机理，最后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演进的机理分析
　　
　　(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趋势及其动因
　　国际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末以前，对国际分工格局的论述依然是以发达国家间的水平分工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表现为：发达国家间进行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大量的产业间贸易。例如，日本和美国之间相互进出口大量汽车，日本向中国大量出口机电产品，而中国向日本大量出口服装；发达国家专业化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wwW.11665.cOm国际分工发展到了今天，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替代了国家成为了国际分工的主体。分工关系也由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大型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功能分割承包给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独立公司，总部则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段。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通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使得使用全球资源的成本降低和远距离经营费用降低、经营交易更加便捷是分工的技术条件；全球投资政策更加自由导致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消除是企业而不是国家主导国际分工走向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制度保障；比较优势仍然是全球化下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和原则。杨小凯、张永生(2003)认为，专业化分工可以形成绝对优势。
　　(二)中国服务业升级趋势及其动因
　　李江帆、曾国军(2003)分析了从1991--2000年的中国服务业的有关数据，得出：“中国第三产业第一层次比重逐渐降低，第二层次比重逐渐升高，体现了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优化方向。”根据中国统计局对中国服务业的划分，中国服务业可以分为：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电通信业、餐饮业、商贸业等)；第二层次是生产和生活服务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管理、居民服务业、公共事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居民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服务的部门(包括科研、教育、广播、电视、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业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警察、军队等)。对于中国服务业升级的动因，李江帆、曾国军(2003)归因三点：(1)第一层次产业属于先行产业，在发展初期占有较高比重，随着后发产业的兴起，使得先行产业比重趋于下降。(2)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服务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促使第二层次比重增大。(3)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化阶段，出现国民经济软化现象，推动第二层次比重增大。除了以上三点，笔者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服务业升级也有较大的影响。
　　(三)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对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影响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fdi、服务贸易结构和技术扩散三大方面。
　　1　fdi对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随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大规模流向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使得服务业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20世纪70年代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仅为25％；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迅速增长到40％；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服务业已稳获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50％以上。最初，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投资向中国转移一些附加值较低、盈利较少的服务业项目。
　　第一层次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七年内投资额几乎下降了一半；第二层次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逐年增加，无论是金融、保险业，还足社会服务业，或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从1999--2003年呈现大幅上升；第三层次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现为逐年下降的趋势。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与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方向趋于一致。

　　2　服务贸易对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经济复苏与增长，企业和个人对服务的需求更加强烈，服务的国际间流动逐步兴起，服务贸易成为新的贸易增长点。据wto的统计，1990～2002年的服务出口年均增长7％，高于同期货物出口增长率的6％，服务出口规模达到货物出口规模的24.7％。中国的服务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中国服务贸易根据当时的统计只有4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比重不足0.6％，居于世界第34位。2004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总规模达到1346亿美元，增长32％，出口居全球第九位，进口居第八位。从服务贸易项目的进出口对比来看，旅游、通讯服务、建筑服务、广告与宣传、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呈现顺差；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技术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电影与音像、政府服务等项目为逆差；顺差最大的项目为旅游，逆差最大的项目为运输和保险服务。
　　从贸易结构上可以得出，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口主要是第二层次的服务业，说明第二层次服务业受到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较深；而第一层次中的服务业。
　　3　技术扩散对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影响。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服务业国际化的推进成为了现代技术的发源地、传播者和推动器。制造业跨国公司建立国际分支网络的目的是实施相似体系内的劳动分工，将劳动密集度相对高的生产段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生产，而保留资本和技术相对密集度高的生产段在母公司，从而拉开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技术层面。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跨国公司用于硬件技术研究和开放的投入并不多，而软技术优势见长，而由于服务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从母公司生产中分离出技术相对低的那部分服务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当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对外建立子公司时，必然将先进的软技术带给子公司，从而带动子公司所在地的服务业的软技术提高。服务业跨国公司来中国建立子公司，可以引进能够高效率使用先进技术的管理能力；通过多种方式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对国内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引进研发能力，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了较多的带有设计和研发功能的项目，其中多个项目是全球性的独立研发中心，中国已经是发展中国家接受跨国研发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第一层次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数目呈现比较平稳，七年内企业数目没有太大幅度的变化，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而言，企业数目略有上升，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则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第二层次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数目逐年增加，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数目七年内上升了224％，而社会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数目2003年比1997年增加了1961户，金融、保险业的上升趋势也相当明显；第三层次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数目表现为逐年大幅下降的趋势，其中，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2003年比1997年下降了51％以上。
　　
　　二、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力度开放中国的服务业，以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多半是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近些年国际上，一些技术进步速度快的产业，核心技术和产品更新迅速，需要持续的巨额研究和开发费用，生产能力投资额巨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口替代显然是一种风险巨大的选择。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高中国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利用“返回头效应”先占领国内市场，再出口到国际市场中，是进口替代模式的理想轨迹。
　　(二)避免“比较优势陷阱”，大力推进服务业现代化
　　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三者构成了完整的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是劳动力比较丰富的国家，那中国就应该充分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从世界上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上看，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劳动力和资源上的优势，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尽管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其结果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三)要有选择、有步骤对外开放，顾及国民经济安全性
　　对于某些服务业领域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在过去26年，至少有14个国家爆发过金融危机，引发强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关联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振荡。金融危机的此起彼伏，表明金融开放虽然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