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在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促稳定的政策措施作用下,我省经济呈现出平稳较快地增长态势。从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投资、消费两大引擎齐发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金融信贷大幅增加,使得我省经济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好于全国。但是在这背后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并着力加以解决。
　　
　　一、经济运行“喜忧参半”
　　
　　1、经济增长名列全国第11位
　　 上半年我省实现gdp5378.05亿元,同比增长11.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2108.3亿元,同比增长12.5%,其中,6月份当月工业增加值为361亿元,为去年9月份以来的最大规模。特别是轻工业一枝独秀,支撑起了全省工业经济半壁江山。数据显示,上半年,轻工业完成增值669.7亿元,增长22.1%,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1.7%,在全省工业中占比由去年的28.12%提高至31.7%。就行业而言,食品、电子信息、纺织行业强劲增长,增幅分别为41.2%、36%、26.6%。上半年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6.5万户,比去年同期增加15.4%,日均新增904户市场主体。其中,全省新登记私营企业2.19万户,从业人员14.97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35.9%和12.9%。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55.13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0.6%,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4.14亿美元,增长17.4%;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16.18亿元,增长8.3%,新增贷款达到2171亿元,是去年同期的3.1倍,居中部各省第1位。WwW.11665.COm特别是从一季度的gdp增长来看,湖北地区生产总值达2423.15亿元,同比实际增长10.2%,高出全国4.1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市gdp增速排名中位列第7,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经济增长首次进入全国前8位。二季度延续了稳定向好的趋势,经济增长更为快速。上半年gdp同比增幅达11.3%,名列全国第11位,在中部六省位居第3位。
　　
　　2、县域经济异军突起
　　 今年以来,全省县域经济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势头。1—5月,全省17个市、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16.7%,其中有10个地区增速高于20%;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49%,有8个地区增速高于60%;地方一般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为15.8%,有5个地区增速高于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为19.9%,其中有10个地区增速高于20%。
　　初步测算,全省79个县(市、区)今年上半年对消费和gdp增长贡献率都超过60%。近年来,湖北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规模已超过1000万人,其中跨省转移700万人。2008年全省乡村从业人员总数达到2078.77万人,比上年增加48.16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达到35.92万人,比上年减少0.59万人,同比下降1.6%;非农业劳动力达到20.45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49万人,同比增加7.8%。县域经济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地实现了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
　　
　　3、内生型经济的优势逐步显现
　　 内生型经济是依赖内在禀赋、内部动力、内部潜力和内部创造力的不断优化重组的经济形态。相对外向型经济而言,内生型经济具有抵御外部经济危机和风险的天然优势。世界经济变化和趋势之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湖北是农业大省,农业的丰收和发展是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上半年,湖北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可比价)预计5%左右,比上年同期快1.1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夏粮夏油总产均有不同增长,稻谷面积的扩大为全年粮食增产奠定了基础,上半年全省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5%。在应对危机中农村市场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的扩内需措施,都将目标锁定在农村广阔的消费市场。湖北地处内陆腹地,具有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辐射能力强,货物运送半径短,物流成本大大降低,在扩大内需中,以武汉为中心的集散地优势将更加突出。
　　
　　4、湖北经济运行受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
　　 我省经济外贸依存度较低,全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不到12%,与沿海外向型经济相比,湖北经济运行受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上半年出口降幅低于全国平均5.5个百分点。1—5月全省进出口总额完成63.35亿美元,同比下降23.7%,降幅比1—4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完成35.64亿美元,同比下降19.3%,降幅比1—4月扩大1.9个百分点;进口完成27.71亿美元,同比下降28.7%,降幅比1—4月减缓1.3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全省进出口总额完成12.89亿美元,同比下降24.9%,下降幅度比4月份减缓4.4个百分点。
　　湖北利用外资目前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各月累计增幅均在两位数以上。1—5月全省实际使用外资17.91亿美元,同比增长13.8%,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10.1个百分点,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14.14亿美元,增长17.4%,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6个百分点。
　　
　　5、cpi、ppi继续双下行,内需不振局面未有根本改观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2009年后开始陡降,1月份为1.2%,3月份为0,4月份为-0.2%,5月份为-0.4%。6月份继续下降为-0.5%,全省工业品价格总水平(ppi)也呈现走低态势,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回落以来,持续下行。今年该指数回落幅度逐月扩大,连续5个月ppi增速均为负值。这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大幅下降,很多产能转向国内市场,导致供应增加。生产者愿意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产品,使得工业品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从价格与需求的内在关系来考量, cpi、ppi双下行受“去库存化”因素影响较大,说明宏观经济仍然在“下行通道”内运行。
　　
　　6、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主要表现为:一是技术结构不优化,工业方面突出表现为原材料工业和低端制造业所占比重较大。农业方面则主要是平面农业,缺乏农产品的深加工以及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产业链条短。虽然推进了农业产业化,但从整体规模效益看,与先进省份相比差距甚大,农产品加工利用程度不高。目前,湖北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0.7 : 1,而沿海省市区的比例达到1.5 : 1,湖北省农产品加工率只有40%,而沿海省市达到55%,湖北农产品精深加工比例不到20%,发达地区能达到50%以上。二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割据。这些结构性矛盾一直是我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瓶颈。
　　
　　 7、投资消费“双拉动”政策有得有失
　　 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可能长期依赖大规模投资来维持。所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关键是能否有效刺激消费需求。湖北采取投资和消费双拉动应对危机进行救市,短期来看,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效果不错。但长期来看,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并未根除,短期的繁荣掩盖了长期性矛盾,就是消费没能真正刺激起来,消费不足仍然是经济增长的短腿。投资消费双拉动政策可能是应对危机时期一个不错的过渡政策,但现在必须及时转变到消费优先的政策上来。
　　
　　8、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批外出农民工返乡。据统计,2008年湖北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达到961.50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资源的41.9%。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沿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从2008年10月份到2009年1月10日,全省外出务工的农民返回人数是356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的37%,据调查,今年我省外出农民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37.07万人,这进一步加剧了省内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二是企业面临减员。我省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产销下滑,经营十分困难,面临减员压力。大部分中小企业停产、歇工现象增多。三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突出。2009年我省高校毕业生有36.8万人,加上历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需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总数将超过50万人。四是困难群体就业更难。大龄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再就业难度更大,目前我省这类人员还有近20万人。

　　二、对策措施:一调三促
　　
　　1、淘汰落后产能“调结构”
　　 我们存在的结构问题是根本,结构调整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从本质上来说,经济调整的过程,就是一次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尤其是淘汰那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企业的过程。保增长,要通过市场倒闭机制,让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根据优化产业结构的需要,该淘汰的必须淘汰,须加大投入的地方还得争取中央支持,增加投资。新增投资应重点发展立体化农业,面向民生的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运输物流业,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业,积极扶持文化产业、旅游业、中介服务业,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光电、信息、生物、新材料等产业,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
　　
　　2、力举赤字财政政策“促投资”
　　 经济增长与投资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如何有效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有效提高投资对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一要继续坚持向农业和农村倾斜,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实施力度;二要引导、鼓励增加民间投资,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信贷的金融政策环境;三要加大政府财政性的公共投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财政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比例,加强民生工程建设。
　　要充分利用国家扩大内需4万亿的十项救市措施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根据我省自身的特点,利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优势以及在中部率先崛起的战略地位,全力争取政策支持和投资支持。湖北需抢抓机遇,把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足用实。
　　
　　3、加大发行地方债券“促消费”
　　 有效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解除消费者对未来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要点之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应向中下层人群倾斜。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开展养老保障省级统筹工作,按中央相应规定为企业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探索建立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水平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完善和落实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办法。逐年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标准。尤其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加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力度。切实解决全省66万户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政府要加大社会民生方面的投资建设,才能改变居民收入与支出预期,释放居民消费潜能,扩大居民消费能力,从而改变拉动内需单纯依靠增加投资的方式,实现投资消费双拉动,并从根本上解决投资偏高、消费偏低这一深层次的矛盾。
　　加大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规模,充实个人社保资金账户,是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提振居民消费信心的当务之急。充分利用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湖北可优先考虑加大发行地方债券规模,充实个人社保资金账户,将消费优先的政策落到实处。
　　
　　4、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促就业”
　　 (1)促就业必须紧抓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个主体。要下大力气发展无污染、低能耗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那些吸纳劳动力多的行业,达到保增长和保就业兼得的目的。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信贷、税收等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对已存在的中小企业应实行环保投入退税的政策。政府和中小企业按一定比例出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环保投入,企业投入部分可按一定比例实行退税的优惠政策。
　　 (2)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吸纳返乡农民工本地就业。我省当前的人力资源及就业现实,决定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要抓住沿海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完善投资的软硬环境,把农民工回归创业与新农村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及县域经济的发展统筹考虑,将承包权出资和参与创业的行业由种植业扩大到所有农、林、牧、渔及食品加工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就业与承接产业转移,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到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
　　 (3)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较多的县,政府可出资建立一个劳动力信息主场所,再在若干个中心乡镇,分别建一个服务场所,在场所内配备相应设备,信息联网,向当地农民提供就业信息。如某个地方的岗位需求是什么,需要多少人,哪个地方劳动力有多少,该往哪去。通过这种服务体系就可以解决农民工和用工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农民工盲目流动的成本,提高就业的准确性。
　　 (4)实施创业带动就业计划。积极扶持、搭建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平台,设立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优化融资环境,多渠道为创业者提供资金扶持。加大政府资金扶持力度,省政府可拨款设立“创业援助基金”,对具有创业项目,具备创业能力,但在创业资金上存在困难的人员进行直接的资金援助,降低门槛,简化手续,强化创业服务,引导更多劳动者创业。
　　 (5)积极做好困难群体就业援助工作。重点做好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众的就业工作,在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同时,落实扶持政策,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援助服务。对于一些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但仍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可开发送报、绿化、保洁、保安、门卫等公益性岗位,及时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和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
　　总之,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下,我们必须找准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针对湖北经济特点对症下药,确保湖北经济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