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经济发展的战略，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通过借鉴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的缘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其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在工资方面很难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又很难和发达国家竞争，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会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和问题等严峻局面。
 　　20世纪50至7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利用自身的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的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到了80年代初，拉美许多国家人均gdp就已经达到4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30多年，许多拉美国家仍旧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徘徊、停滞不前，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据世界银行统计，拉美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85%的国家都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他们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较早，阿根廷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智利、墨西哥、巴西等在70年代上半期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并且滞留的平均时间达到37年，其中阿根廷达49年。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也称为“拉美陷阱”。究其原因，导致这些拉美国家长时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国家实施选择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拉美的失误在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战略，在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WWW.11665.cOM即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也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战略，还是维持“举债增长”的发展战略，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这一战略并没有使拉美国家的工业发展起来，相反逐渐形成了拉美国家国有部门规模庞大、效率低下和过度的国家保护主义等弊端。
 　　（二）没有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导致社会严重不公平
　　拉美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却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地区。从基尼系数看，阿根廷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九十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0，2010年达到了0.5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2010年，20%最富有的家庭与最贫穷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20倍。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不仅导致国内消费需求市场的乏力，而且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停滞甚至倒退。
 　　（三）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导致城市问题凸显
　　拉美国家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于城市化，而城市化则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财力的支撑。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城市化优先于工业化发展，在60年代它的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是56%；到了80年代升至67%；到了90年代又升至83.6%。这种城市化的超前进程与工业化水平不相适应，城市人口集聚过快，工业化难以为急剧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种过度城市化过早地占用了社会资源，导致社会资源没有运用到产业发展方面，使社会发展没有产业支撑。并且大量人口涌进城市以后，由于政府没钱，没能力为这些居民修路、建房子、提供公共服务，导致一大部分中低收入者享受不到政府的公共服务，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影响城市的发展，并限制城市应有的功能的发挥，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风险
　　（一）在产业结构方面，产业结构不平衡，制造业缺少核心竞争力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主体缺位，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产业结构亟须优化。第二产业制造业是一家独大，但是我国制造业长期被锁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处于“微笑型曲线”的中间，利润率非常低，而在研发、技术、专利和品牌、销售、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往往是“人家说了算”。由于产业缺“芯”，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让给外方。随着原材料、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和竞争形势的加剧，企业的盈利空间是越来越小，要改变国际分工的低端地位，必须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向产业链的高端发展。
 　　（二）在收入分配方面，收入分配悬殊，贫富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确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但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没有很好的带领大多数人走向共同富裕，造成了社会各阶层贫富分化严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我国由一个分配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为收入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从城乡来看，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从行业看，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而实际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了0.496，已经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而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三）在需求结构方面，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个轮子协调运转才能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充足的居民消费需求是保障中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由投资型向消费型社会转变的唯一途径。但是，30多年来，我国投资和出口这两个轮子越转越快，而消费这个轮子却越转越慢，导致经济结构失衡。2000-2011年，我国投资从35%增加到47%，而消费却从60%下降到32%，与发达国家62%的消费率相比较，我国居民消费严重不足并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度依赖于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制约了我国由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
　　（四）在资源环境方面，资源能源和环境硬约束形成“天花板”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我国经济走了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对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 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同时，我国当前的gdp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约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倍，是美国的6倍、德国的26.4倍、日本的68.7倍。这种“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严重影响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
 　　（五）在自主创新方面，科技创新投入和能力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主要通过引进外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实现科技进步。但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加上西方发达国家严格控制向我国出口技术，使得我国引进外资的难度不断加大。我国产业技术中的核心专利太少，在高技术领域，美国、日本拥有的专利占世界总量的80%，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仅只有10%。由于缺少核心技术，我国不少行业存在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2011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8610亿元，相当于gdp的1.83%，仍未达到2%的水平，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相当于gdp的2.7%，而日本和韩国相当于gdp的3.3%和3.4%。科技创新能力的薄弱制约了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六）在城镇化方面，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涵和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和促进器，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经过30的改革开放，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4%，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限制，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我国的城市病也越来越严重。房价高、看病贵、就业难等问题普遍存在，教育、养老、医疗、住房、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在目前纳入统计的城镇居民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充分享受市民待遇，在城市中，正式的户籍市民和无户籍的农民工同时并存，新的二元结构正在形成。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
　　（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经济规模数量上的扩张来实现，但是这种发展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企业竞争力；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强化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改进等途径来增加技术进步的供给；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建立起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为核心，战略型新型产业为引擎，传统产业为支持的现代产业体系。
 　　二是需求结构的优化。长期以来我国利用投资和出口使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作为三驾马车的消费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目前，国际金融风险加大，世界经济景气度下降，全球贸易量锐减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动力就要转到消费主导型的需求结构上来，形成消费、投资与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三是要素投入结构的优化。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逐渐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和低收入国家竞争，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的制约，很难和高收入国家抗衡，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必须加快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转变。 [论文网]
 　　（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构建“橄榄型”社会阶层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实现民富国强、使改革成果让更多的人共享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我国现有的社会阶层是一个最上层和底层比较小，中等收入群体还没有发展壮大的“洋葱头型”结构，依据国际经验，如果中等收入群体不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就无法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从日本和韩国看，他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以前，中等收入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我国当前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只有35%左右，这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很不利。
 　　要将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提升到70%左右，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阶层，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基本思路是：“提低、扩中、调高”，集中体现了我国大力培养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完善与民生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力争实现学有所用、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只有实现国强民富、让人民普遍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才能够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三）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进程，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提升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水平，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由人民共享劳动成果的愿望。通过实现工业化，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对城镇化发展产生强大的推进作用，反过来，城镇化又能够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载体和良好的环境，促进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从而为工业化发展提供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城镇化率一般为55%以上，而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6%，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扩大内需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市场主导等措施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进而在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和公共设施的基础上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