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小额信贷在扶贫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现已被许多国家推广和实践。国际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是政府的支持、高利差、选择合适的模式及商业化运作。基于国际经验，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小额信贷应从建立与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着手，给予民间小额信贷机构更多的政策空间；利率的市场化要与实现其他条件协调进行，转变政府支持方式，保持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小额信贷；国际经验；财务可持续性；商业化运作
　　
　　一、问题的提出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有效的扶贫和金融发展的手段，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孟加拉国出现，随后以其成功的经验和远大的发展前途在全球尤其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推广和实践。鉴于小额信贷在扶贫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联合国把2005年定为世界小额信贷年，而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bank，简称gb)的创始人尤努斯(yanus)教授荣获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也充分证明了国际社会对小额信贷在扶贫进程中所起作用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同时，小额信贷自创立以来，受到了穷人的热烈欢迎，迅速推广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扶贫方式。小额信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化经历了四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的农户小额贷款发展到80年代微型企业的小额贷款，进一步发展到90年代追求商业可持续发展和贷款覆盖率为目标的小额贷款，目前，多元化模式的小额信贷正逐步融入金融体系。小额信贷这一概念也已大大拓展，由原来的高利率无担保小额贷款(micro—credit)发展成为涵盖存款、贷款、汇兑、保险、住房金融、小额租赁等多种金融服务的微型金融(micro-finance)。wWW.11665.cOM国际小额信贷正迅速向商业化、金融化和正规化方向发展。
　　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1999年以前主要是由政府扶贫办下设的扶贫社代理农行扶贫贴息贷款；1999年后改由农行直接发放到农户。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从大规模的推广到目前的业务大量萎缩，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但在国际小额信贷发展和深化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小额信贷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在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发展小额信贷，特别是商业小额信贷成为今后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之一。而目前，中国从事小额信贷的主要有以下机构：国际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小额信贷项目、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一般由农行、扶贫办及扶贫社操作)和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业务。非政府组织、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均是单一项目型模式，资金主要依靠外部供给，不具备持续性。小额信贷从业人员多为兼职，小额信贷经营没有组织机构的保证，在管理机制上无法创新，只是在形式上照搬了国际上的做法。因此，目前中国小额信贷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
　　
　　二、国际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
　　
　　小额信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亚洲、南美和非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推广，在解决微小企业和贫困农户融资问题上取得了成功，小额信贷成功的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广。
　　
　　(一)支持小额信贷的发展是各国政府的共识。实践表明，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并给予法律保障是促进小额信贷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小额信贷大多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和支持手段。孟加拉政府一直向格莱珉乡村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即以4％－5％的利息提供的贷款累计超过50亿达卡。法律支持是允许银行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从事金融活动，政策支持是对银行提供免税的优惠政策。
　　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表现在宏观政策和财务两个方面。aim在1986年发起时是一个非政府、非赢利的研究性项目，到1997年，该机构已经在马来西亚13个州建立了35个营业所。aim从1986年建立到1995年，马来西亚政府为该机构无偿提供了2700多亿吉林特的财政拨款，以作为机构运行费。目前，aim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
　　
　　(二)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是各国的基本做法。目前，世界各国的小额信贷存在多种模式，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模式、正规金融机构模式、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紧密联系模式、社区合作银行模式、村银行模式和国家级小额信贷批发基金模式等。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小额信贷发展模式是各国的基本做法。而各国在选择小额信贷发展模式时，均充分考虑到本国的政治模式、经济体制、金融发展状况等国情。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贫穷且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半数的人是文盲。多年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每年给孟加拉国的各种低息贷款和捐赠达20亿美元，但这些项目成功率极低。由于孟加拉国的金融实力有限，无力支持广大的农村地区，这样民间自发的非政府组织模式就成为孟加拉国小额信贷的主导模式。格莱珉乡村银行模式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从事小额信贷的例子。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利息收入。孟加拉乡村银行坚持股份制私有化经营。通过自身运营来解决资金问题，摆脱了受制于政府和国际援助的情况，保持了自主经营权，这样就能灵活地进行组织和信贷产品的创新，为农民提供更好的信贷服务。二是来源于孟加拉的小额信贷批发机构。具有合法非营利公司身份的孟加拉农村就业支持基金(pksf)成立于1990年。该机构以扶贫为目的，通过扶持和资助小额信贷组织来实现其社会目标。通过与小额信贷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再由这些小额信贷组织向农民提供贷款来间接实现扶贫目标。它的成功是以良性的资金运作为支撑，还得益于正确的市场定位和批发机构的扶持。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间金融发展不足，这样政府就成为小额信贷的发展主体，他们大多选择了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模式。印尼人民银行小额信贷部(bri-ud)是正规金融机构从事小额信贷的模式，其下设地区人民银行、基层银行和独立营业中心。独立营业中心是基本的经营单位，实行独立核算，可以自主决定贷款规模、期限和抵押，执行贷款发放与回收。机构内部建立激励机制。2003年11月，bri在印尼成功上市，并同时在美国证券柜台交易市场挂牌交易，迄今为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盈利能力的小额信贷网络。

　　(三)高利差是国际小额贷款的共同特点。严重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特质性成本与风险、非生产性惜贷这四种特殊性而产生的高成本，是小额贷款机构在农村发放贷款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也使其难以获利。地方性金融机构往往因资金不足或为保证贷款偿还率，不能给当地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印尼政府在1983年6月实施了利率市场化改革，bri可以自主制定利率。同时，bri村银行提供了一系列针对目标客户的储蓄产品来吸收资金，推出高利差的存贷服务产品，保证了利润，克服了其他金融机构面临的困境而得以持续发展。
　　低利率可以帮助穷人获得贷款的观念已经被多年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这不但不能实现财务的可持续性，还会给贪污、寻租以可乘之机。印尼实行利率市场化政策的贷款年利率通常在20％-40％，孟加拉乡村银行贷款的年利率在20％左右，玻利维亚阳光银行的贷款年利率通常是47.5-50.5％。小额信贷运作成功的一些国家的现实表明，高利率贷款的需求极为旺盛，这也说明在资金稀缺的农村地区资本的可得性比低利率更重要。而且，贷款利率较高，使得较富裕的非目标群体不会产生排挤目标群体的动机，这样，低收入者和中小企业才会有机会获得贷款。同时，高利率足以覆盖成本，获得较高的利润，这也是印尼bri村银行很好地实现了财务可持续性的根本原因。
　　
　　(四)商业化运作是国际小额信贷机构的普遍选择。小额信贷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 of microfi-nance)，指小额信贷机构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商业化的运作与管理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中国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具有福利性质的扶贫工具，不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更不用说盈利了，隐含于这种看法背后的观点是：小额信贷以国际机构援助或软贷款为资金来源，为了保持小额信贷业务进行，要有源源不断的捐助资金的注入。而依赖慈善资金的不断注入是不可能的，因而小额信贷进一步扩张的前景是极为有限的。但是，一些国家的小额信贷通过商业化运营为事实，改变了人们的理念。小额信贷机构作为独立的信贷主体，能够创造足够收入，以弥补资金成本和其他相关成本，包括填补因呆账造成的损失。在这一方面，孟加拉、印尼及拉美的小额信贷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发展中国小额信贷的政策取向
　　
　　(一)建立与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从机构内部因素看，建立明确的员工业绩考核、激励惩罚制度，加强对小额信贷机构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知识培训，提高这些人员的综合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都有一套完整的以业绩考核为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业绩水平直接决定着员工的收入层次，从而在员工之间形成较强的相互竞争关系。这些激励约束机制的成功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这些国家普遍较小、监管半径短，日常层级监督与跨级巡视监督所形成的密集而交叉的监督体系，具有较强的组织保证作用。二是高度重视商业可持续利益的约束作用。如bri规定，村银行设立后若18个月内不能最利，则必须关闭或转移到其他地区；孟加拉乡村银行则强调总部不对新设分行提供资金，新设分行必须一年内即能盈利。
　　
　　(二)给予民间小额信贷机构更多的政策空间。需要改变对小额信贷定性和定位的认识，明确小额信贷的金融属性和功能，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考虑小额信贷发展的意义。建议给予小额信贷机构更多的政策空间。第一，使小额信贷机构合法化。纯粹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允许在民政部门注册；商业性的小额信贷机构允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第二，人民银行确定利率上限，在此基础上对商业性小额信贷机构给予更大幅度的定价权。第三，适当放宽小额信贷机构的融资渠道，在坚持本地“只存不贷”的原则下，采用多种方式鼓励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第四，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通过税收减免或税收返还等政策，保证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另外，目前中国贷款损失核销制度缺乏灵活性，与小额信贷业务金额小、笔数多的特点不相适应。由于无法及时核销损失，使得银行在不良贷款“双降”考核机制下，对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心存顾虑。监管、财税部门应研究完善支持小额信贷业务发展的配套政策，如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损失按一定比例税前核销，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基金等。
　　
　　(三)利率的市场化要与实现其他条件协调进行。世界上很多小额信贷项目半途夭折都归因于经营亏损，无法持续发展。要使参与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能够可持续发展，利率市场化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制定一个较合理的利率水平不仅对于发展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还有助于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扭曲的现状。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单一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并不能解决现有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问题，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诸多前提条件，尤其是宏观经济稳定的背景和对金融机构实施充分及审慎的监管。若只是简单提高利率水平可能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加剧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恶化。印尼小额信贷机构运作的成功，与其利率市场化是建立在完善的监管和激励前提下是分不开的。若只一味地照搬其模式而不考虑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背景，那失败是必然的。这也正是发展中国家许多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不能被普遍复制和推广之原因所在。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尚处在不完善阶段，许多法律法规还在出台过程中。面对不成熟的环境，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有一段路要走，急于求成是不可取的。
　　
　　(四)转变政府的支持方式，保持可持续发展。国外小额信贷发展的经验也表明，单个小额信贷机构一般需要5～8年才可达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只有一定数量的小额信贷机构达到可持续发展阶段之后，政府才会考虑是否需要制定专门的小额信贷法规来规范、管理和支持小额信贷的发展。中国自引进小额信贷开始试点以来至今仅10多年，小额信贷中国化的过程尚未完成。为了促进小额信贷的健康发展，增加贫困农户的贷款机会，建议政府转变对小额信贷的支持方式，从为小额信贷的用户提供利息补贴，转为对能够为低收入用户持续地提供金融服务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补贴或低息贷款，帮助成长中的小额信贷机构改进信贷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和进行产品创新的能力，尽快成长到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五)健全小额信贷机构的外部监督机制。小额信贷机构的外部监管模式选择应仔细比较成本与收益，为小额信贷机构的组织创新创造条件。应根据负债来源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监管框架。当前重点是明确资金来源于社会公众的小额信贷机构的外部监管体制，切实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对于资金来源于其它渠道的机构，可以实行备案制，无需接受正规的监管，以降低成本，提高运作效率。督促小额信贷机构建立符合小额信贷业务特点的信用风险评价标准和准备金制度，及时化解小额信贷业务的风险，促进小额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适时出台小额信贷组织的法律法规，界定其法律地位，明确对它的监管不仅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对小额信贷机构进行鼓励、支持的同时，也要对其加强监管，防止金融风险。第一，加强对小额信贷机构资金规模和经营区域的监管控制。第二，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监管。督促小额信贷机构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通过制度和道德约束，降低操作人员的违约风险和操作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