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核心区域之一，其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有目共睹。然而目前其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一个比较现实、合理的解决方法是推动长三角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向长三角欠发达地区转移。本文在总结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新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对长三角域内产业转移的启示。

　　【关键词】国际 产业转移 长三角 启示
　　
　　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的结合部，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核心区域之一。长三角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长三角是一个城市群的概念，主要是指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在内的占地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的16个城市区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于世界中等国家的水平，属于长三角发达地区。广义的长三角则泛指由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省市组成的行政区域（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长三角指广义的长三角）。即由长三角发达地区加上江苏苏北的盐城、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五市和浙江西南的温州、金华、衢州、丽水四市构成。
　　目前长三角的发展出现了其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日益严峻。一个比较现实、合理的解决方法是推动长三角发达地区的部分产业向长三角欠发达地区转移。
　　
　　一、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
　　
　　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发生于20世纪末至今。wWw.11665.COM这次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全球共享型生产的规模在2005年已达8000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制造业贸易的30%。主要发达国家生产能力转移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例如，日本的出口额中，出口给海外制造业子公司的中间产品所占比例已经从1994年的20%上升到2006年的35%；美国跨国公司的出口中，出口给国外子公司的中间产品所占比例从1999年的68%增至2006年的78%。90%的美国公司其内部业务至少有一项被外包，业务外包到海外的比例2003年为5%，2007年提高到了23%左右。与前几轮国际产业转移相比，这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1、世界经济格局与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前几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发生时，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还远未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跨国公司没有以压倒性力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并对各国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各国资本、市场、技术甚至经济制度都没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贸易体制远不如现在发达，更不存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等。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已经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深深交织在一起，利益关系复杂而深刻，多种矛盾纵横交织，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而“以邻为壑”式的应对战略已经难以为继。
　　2、资源与环境约束程度不同
　　 在前几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各国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解决要素短缺和经济增长问题，较少关心资源、环境和生态等外部性和社会性问题。而在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资源与环境问题正成为其重要驱动因素。特别是发达国家受本国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将高消耗和高排放的产业或生产环节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随着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发达国家（美国除外）为履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可能加快其高消耗和高排放产业的向外转移。
　　3、贸易条件和贸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和日本在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国时，贸易条件和贸易环境总体上比较宽松。如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承接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产业转移时，可以利用外汇、财政、税收、金融和贸易管制等多种政策为本国汽车、机械、电子等主导产业提供强有力的贸易保护。即使在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之后，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拖延战术，直到10年之后才真正完全放开本国市场。相比之下，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突飞猛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各经济体相互依存，全球贸易与投资规模达到空前规模，“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反而会影响各国的切身利益。反倾销、反补贴与贸易保障机制已经成为wto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成员针对另一方成员的贸易保护措施更加透明化。信息产品协定、纺织品协定等专项协定相继生效；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技术壁垒、安全标准、环境要求等非关税措施正成为重要的隐性贸易保护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出输出构成新的威胁。中国在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时面临的是wto这样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国为加入wto所作出的承诺较其他国家要苛刻得多。
　　
　　二、国际产业转移对长三角域内产业转移的启示
　　
　　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反映了各国和各地区对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和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在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长三角区域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许多相似点，因此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
　　长三角欠发达地区不能一味照搬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和经验，必须在战略和战术上进行适应性调整。在战略上，必须强调走“开放与共赢”的工业化道路。既要保持该区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也要为长三角发达地区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既要对该区域战略产业提供一定的保护与扶持，也要为各类资本的进入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开放与透明的竞争舞台。

　　1、产业政策是长三角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保障
　　 虽然竞争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但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表明，在结构变化剧烈的时期，如果没有配套的产业政策来弱化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对某些经济部门的冲击，结构变化的过程就会受阻，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产业政策可以实现资金、人才、信息等要素在短期内大规模的重新配置，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升级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大环境。
　　九州曾是日本的主要煤炭产区，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煤炭的开采条件开始恶化，而且受到廉价进口石油的巨大冲击，日本政府最终决定在60年代初期放弃对这一煤炭工业区的扶持和保护。这一决定导致大片煤井关闭、十几万煤炭就业者以及数十万家属的工作和生活失去了保障。日本政府马上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如设立专门的机构并向其提供资金和给予土地转让权，使其主持在九州开发适合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新工业区；以优惠政策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家前来投资，对这类投资者给予财政、税收和金融等各方面的优惠；对雇佣煤炭工人及其子女的企业给予补助，对那些愿意对失业煤炭工人进行培训后再雇佣的企业，政府将负担其培训费用。这些产业政策成效显著，到20世纪70年代初，九州这块旧工业区上已建立起76个新工业区，大量新企业和从其他地区迁来的企业入驻，整个工业开发区的利用率高达85%；原来的煤炭工人及其家属基本找到了工作，没有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
　　随着我国成为wto的成员国，长三角各区域现在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竞争对手，应该主动借鉴日本等东亚先行发展国家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理论和经验。应及时地运用产业政策帮助各区域有目的、有步骤地改革自身的产业结构，改善产业布局，保护尚未成熟的主导产业，为实现各区域经济发展融入全球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提供正确的指导和有力的保障。
　　2、充分利用产业转移促进长三角结构调整和升级
　　 将长三角发达地区的夕阳产业或者不适宜继续发展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为朝阳产业和适宜在本地区继续发展的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从而为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契机。因此，不能只转移而不调整、不升级，而应将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产业转移对人才、自然资源、资金等要素的重新配置作用，服务于新产业的引进、扶持以及主导产业的巩固。例如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向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转移大量轻工业及一部分重化工业的同时，对从这些产业分流出来的劳动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再就业培训。同时，日本进一步放开人才市场，鼓励劳动力进入新兴产业；设立专门基金，扶持企业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对原有工业区进行基础设施的重新建设和改造，提高信息化程度等。
　　3、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
　　 这是长三角域内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原则。无论是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的“雁行发展理论”，还是美国学者费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本质都是比较优势的变迁和转移。长三角各区域不应盲目地追随国际潮流，因为每个区域的比较优势都存在差异，同一个区域的比较优势也会随着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进行长三角域内产业转移和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时，一定要先通过对不同区域的横向比较了解各区域的比较优势，还要通过对各区域内部的纵向比较了解本区域内大城市、中小城市、乡镇以及农村比较优势的差异。这将为正确制定各区域的产业政策树立科学、合理的标准，为高效、有力地执行这些政策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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