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生在公元1940年代后半期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是

【关键词】土地改革；战时财政动员；整顿乡村财政


【正文】
　　土地革命，一向被看作是

甚至已经着手复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专门发出《关于提高警觉反对麻痹给各纵队各区党委的指示》，批评各级干部“过分乐观，到处开庆祝大会。[6]”这种“莺歌燕舞”的景况甚至影响到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以后新兵的征集工作，作为老根据地的冀中某地扩军，不得不采取将“够年龄的都逼了去”的办法，结果是到区上“大部分都跑了”。还有的采用“抓球（阄）”的办法，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谁抓着了谁去[7]。1947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亦承认：“去年停战协定公布以后，我们曾经一度对和平过高估计，部分地抛弃了抗战八年来的艰苦奋斗传统，大搞所谓‘和平建设’，妄想百废俱兴，而不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以致财政赤字空前巨大，只好以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去年7、8月后我们虽已打破和平幻想，全力支持战争，但仍未作长期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扭转人们的情绪，激励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同仇敌忾的决心，“则我战争便难长久支持[8]”，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在经济与军事上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中共方面将陷于极为危险的境地[9]，这可能是土改为什么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完成的真正原因[10]。

　　

“填平”运动，明确要求：“任何对于土地改革的动摇、畏缩、旁观、甚至妨碍，都是不能容许的。wwW.11665.coM[19]”冀鲁豫分区党委在1947年1月的一次党务工作会议及随后的一系列指示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土地并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民，地主也没有被彻底打倒。一部分地区对待地主仍旧“相当彬彬有礼”，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好房子里，保留最肥沃的田地，藏匿有价值的财物。干部们也没有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将土改和军事工作统一起来的指示。从“爱国自卫战争”起，“群众的士气就一直在下降”。由于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他们对征兵和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也不会报以多大的热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冀鲁豫分区党委作出如下指示：（1）尚未开展土改的地区应结合征兵运动和支前工作立即进行；（2）游击区在“一手拿枪一手分地”的口号下开展土改；（3）已经开展土改运动的地区应进行复查工作，根据“填平补齐”的原则进行纠偏，应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漏过哪怕一个人或是一亩地” [20]。在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的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在老解放区一次次地掀起高潮。虽然许多地区经过土改运动的不断“深入”已经不存在严重的土地问题了，但土地改革仍然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的推动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高的烈度的形式被人为地推向极端。在基本上无地可分的情况下，依然强调地主所有制的存在，“群众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实行普遍的打乱平分政策，鼓励积极分子挖浮财，放任严刑逼供。一切阻碍群众行动的可能因素都被搬掉，出身不好的干部被整肃、停职和调离，基层党和政府组织彻底瘫痪，为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所取代。许多地方采取了联村斗争的方式，甚至跨村分配土地和财产，一时间，乱打乱杀现象俯拾即是[21]，有些地方甚至对地主和地主家庭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政策，中农普遍恐慌[22]。这种状况虽然1947年底已经开始着手纠正，但直到1948年3—4月间，国共两党胜负的大局已定的时候才基本结束。

　　土改为什么有“过火”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过火”行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没有及时加以纠正？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在战争目的的动员框架内，土改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因为和平方式与动员的目标相背离，所以不能考虑”[23]。在一定意义上说，“过火”也是中共高层所默认的。毛泽东早在1945年11月时就写道：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24]。山东解放区党政领导人黎玉则从“群众运动规律”的角度完全肯定了“过火现象”，他将土改运动划分为“发动”、“斗争”和“团结”三个阶段，认为在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时，“左倾观点和过火现象是难免的”，他解释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最大的错误不在于过‘左’，也不在于过右，而在于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下错误地判断一个阶段已经完成而下一个阶段将要开始的时刻”[25]。实际上，在老根据地，由于减租减息和土改，多数地主已经名存实亡，对于地主所有制的残余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发动一场“暴力革命”再将其消灭一次，而且采用和平方式实施土改对于解放区生产力的恢复及争取国统区中间势力都有莫大的好处，这样做显然对于中共来说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尤其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动议以及在内战问题上的姿态已经赢得国内中间势力某种好感的情况下，为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则更有实施和平土改的必要性[26]。在“五四指示”发布后不久，毛泽东也曾考虑以发行土地公债的方式征购地主的土地（赎买），但此方案终究没有付诸实践[27]。各根据地唯一在形式上实行赎买的只有陕甘宁边区，1946年12月24日，新华社宣布：在延安以北约100英里处的绥德县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的方式首次成功地实行了土改。从11月25日开始的政府买地再卖给贫穷农户的行动在9天内就结束了，村里61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用约8000磅的粮食买到了两百多英亩的土地[28]。但中共西北局在总体政策的把握上显然不是这样的，“形式上是公债征购，内容则是退租算账，算账算来的是大部，征购卖出的只是残余，看来是由上而下的法律办法，实则却是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29]”在战争压力面前，军事、财政动员的需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赎买政策很快就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没有真正在解放区广泛实行，当时甚至连地主主动献地的行为也被不允许，而是必须经过斗争强行分配的过程。“五四指示”还认可“把财产从持有人手中转移到无财产者手中的几种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售和一种土地分配方案。但是这些方法不久就被抛弃，因为它们是在对剥削者毫无惩罚的情况下实行的。1946—1947年，紧随而来的更典型的后果是清算斗争”，几乎所有的地主都要过残酷斗争的关，道理很简单，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30]。有些地方的党内文件在1947年批评了捐地和买卖地主财产的做法，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农民的原则，晋冀鲁豫区党委在1947年初指示土改干部不要运用捐地的方式进行土

改，原因是“捐地排除了斗争，从而妨碍了在政治上打倒地主，也不能在政治和心理上解放农民” [31]。这样，土改必须也必然以“暴风骤雨”式的暴力形式进行，进而达到动员的目的，统一战线之类的问题只能为它让路。此外，

　　应当说，

见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

　　[11] 《区党委总结新区土地改革指示继续深入运动方向》，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30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2] （美）胡素珊：《

　　[14] 韩丁：《翻身》，第209页；克鲁刻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