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lysis of cost-profit on cancellation of our farmer’s rural tax  

the second theoretical departments of nanjing institute politics of pla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摘要:成本和收益比较是决定制度变迁的关键。我国从2004年开始降低农业税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农业税免征，2006年后，全国将取消农业税，实施农业“零赋税”。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免征农业税将是净收益。但从短期来看，免征农业税对于政府来说可能是成本大于收益。相关制度创新主体对这一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一致赞同、支持和推动了这一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关键词：农业税  制度创新  成本 收益  

abstract: analysis of cost-profit is the key point to the system innovation. in 2004,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lowers it’s rural tax rate in economic flourishing region, the local government try to cancel farmer’s rural tax. in 2006,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cancel all the farmer’s rural tax. in the eyes of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that the cancellation of rural tax will be a net profit in a long run, but it is a negative cost. at present. related behavior corpus adopts and promotes this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keyword: rural tax rate  rural tax  system innovation  cost  profit 



从2004年起，国家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WWw.11665.cOm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河北、内蒙古等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降低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从2004年此项政策的实际执行看，减免农业税的步伐已经大大加快，截止到2005年1月底，全国已有26个省市区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2005年3月5日，温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郑重承诺：（2005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2006年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那么，免征农业税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市场经济行为？一些农业和经济专家认为，考虑到

度创新往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摩擦与冲突而引起的。在我国的改革现实中常常可以看到，改革中利益受损者(包括收入增加相对缓慢者)由于要承担巨大的社会成本付出，容易引发“仇富”心理，这种情绪越高，制度创新阻力越大，成本付出就越多，达到一定极限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全面崩溃。 
3、政治成本－收益。这是以权力角度来衡量某项制度创新的成本。政治规则一般受到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约束，经济效率常常不是其主要目标，它考虑更多的是政治收益。对制度创新而言，这种收益不仅表现为要求通过制度创新能增加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在国力增强后获得更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和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的力量，达到巩固权力之目的。另一方面，制度创新也必然使权力中心面临相应的政治代价，譬如改革使权力扩散，弱化了权力中心的权威性，经济自由化所诱发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可能对权力中心产生某种潜在的威胁等等。毫无疑问，只有在制度创新的预期政治收益大于政治成本，权力中心才会主动推进改革进程。否则，权力中心本身就可能为制度创新设置障碍。 
由此可见，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的比较关系是制度创新能否发生的关键。只有当赞同、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集合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力量博弈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制度创新才能产生。这是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的充分条件。 二、我国农业税免征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个体成本－收益分析
就个体收益而言，首先，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民负担过重居高不下，是多年来的老大难，连政府的吃喝招待都要摊在农民头上，最高时有的地方每人每年高达400多元，占到农民低收入的30%，农民不堪重负。近两年在中央“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下，加大了对农民的减负力度，农民负担有了较大的减轻，但有的地方又跳不出时减时增的怪圈，总在那里习惯性地时不时地打农民的主意。过重的负担，挤占了农民家庭消费，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农业税免征对于饱受沉重税负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2004年，中央取消了特产税，为农民减轻负担48亿元；减少农业税1个百分点，可再为农民减轻负担70亿元。截至2005年1月，已有２６个省（区、市）宣布取消农业税，全国农民直接受惠300多亿元。2005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2006年全国将全部免征农业税，农民将获得更多益处。
其次，免征农业税有利于农业发展。

其他方式再变相转嫁到农民头上，从而使加重免征后农民的其他负担，农民要为制度创新付出成本。
从国家经济成本收益考察，2004年以来，全国农业税年收入只有500多亿元，仅占到当年全国税收总额的3％左右。免征农业税减少的收入也就相当于给公务员加一次工资的财政支出，就此份额而言，即使取消这个税种，对我国税收总额与财政收入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但我国自2004年开始试行免征农业税，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财政困难县区转移支付，“一进一出”之间，财政的确会面临一些压力。如果考虑到近5年我国税收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以上，则逐步取消农业税从总体上讲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二）社会成本－收益分析
1、收益分析：首先，免征农业税有利于消除城乡差别，建立和谐社会。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差距较大，近年来还呈进一步拉大之势，这种差别体现在我国的税制上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800元，但农村没有这种扣除；城市从事工商业者纳增值税，也就是增殖部分才纳税，起征点为月销售600—2000元，一年为7200—24000元，而农业税按常年产量计征，没有起征点，也没有成本费用的扣除。农民实际上担负着比城市居民更重的财政负担。但

干群矛盾的焦点和影响农村稳定的导火线，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及信任危机。危及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巩固。
免征农业税将减少以往利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需资金，一定程度上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政府将大幅度减少甚至取消来自农业的收入，国家财政以满足乡镇基层政权运转和乡村公共产品服务供给，需要付出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即通过收入和资源再分配，利用工业和服务业反哺农业，将非农产业创造的资源向农业大规模转移。2004年国家通过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给农民减轻负担达294亿元。此外，2004年国家还加大了对种粮农民、化肥生产企业的补贴力度，补贴累计达到140多亿元。2005年，国家安排项转移支付资金140亿元，弥补因减免农(牧)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安排150亿元，增加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乡的转移支付；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贫困地区592个县约14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安排160多亿元投资农村的道路、饮水、燃料、节水灌溉等 “六小工程”项目建设。国家从维护社会稳定收益出发，加大对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帮扶力度，必将减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需资金，一定程度上延缓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
3、政治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中央政府实施农业税免征的政治收益主要表现为通过免征农业税负，不仅有利于增加社会总产出，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而且还能使农民摆脱“边缘化”状态，达到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有利于中央政府获得更为广泛的政治支持，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执政地位。免征农业税，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对9亿农民的关爱，提高了党和政府在农民中的威信。取消农业税给县乡机构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要求，基层机构深化改革，规范职能。
免征农业税的政治成本现在来看也是微乎其微。从理论上说，我国农业税收制度的创新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农业剩余的转移和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由于制度创新的“非帕累托改进”性质(樊纲，1993)，创新的制度不可能在不减少任何当事人福利的条件下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农民利益的增加必然要以非农既得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当对非农既得利益的损害超过了利益集团从制度创新中获得的收益时，创新的制度自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在现实中，免征农业税政策不仅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也受到广大非农利益集团的支持，举国上下齐声称赞。其实，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这个历史转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