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康　苏明　阎坤　于树一

　　摘要：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增长速度均创下历史新高，占gdp的比重也达近20年的最高值。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关于财政收入高增长的疑虑。本文从多方面分析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政府职能合理化及完善财政调控的要求，说明财政收入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客观必然性。当财政增收部分主要用于民生等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时，可产生消解矛盾、促进和谐、支持又好又快发展的效应。为消除和防范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提出三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收入；gdp；产业结构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出现快速增长势头，社会上对其是否会有不良影响的担忧时有所闻。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总额和增长率又创历史新高，质疑声音再度高涨。所以，很有必要对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作出客观、理性的分析，弄清表象下面的根源，从而为决策提供客观的、科学的依据。
　　
　　一、我国财政收入与gdp增长的对比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是各国都十分重视的指标，它反映政府分配的集中程度和财政能力，又反映国家宏观税负水平。www.11665.com这一指标过高，企业和社会成员的负担较重，经济发展缺乏动力；这一指标过低，则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不足，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公共品保障。因此，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应保持合理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总量连年增长，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4～2006年，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4681.22亿元、5 252.82亿元、7 110.91亿元，2007年实现财政收入5.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万亿元以上。从增长率看，虽然在不同年份存在波动，但近三年财政收入增长率呈加速上升趋势(见图1)，其中2007年名义增长率从2006年的22.47％提高到32.36％，提升近10个百分点，实际增长率从2006年的18.62％提高到26.08％。从增长的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两方面看，2007年财政收入既延续了自1995年以来的强劲上升势头，又带有一定的超常规增长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30年间平均增速高于9.7％，2007年达24.66万亿元，比1978年的3 645.2亿元增长了66.7倍，比2002年增长65.5％。近五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更高达10.6％，然而，同期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又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名义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09％，实际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69％。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曾在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多年间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31.06％下降到1995年的10.30％，而后扭转为稳步上升，到2007年为20.8％，年均上升约1个百分点，尤其是2007年该比重比2006年上升2个百分点以上(见图2)。从增量对比看，财政收入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近五年逐年升高，其中2006、2007两年显著上升(见表1)。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升高及财政收入与gdp的相对增长速度加快说明财政集中程度和财政能力在提高，但是否形成了对经济主体的过高负担，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否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作为社会关注的问题，需要分析和澄清。
　　
　　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从理论上说，一国特定条件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财政收入与gdp的相对增长速度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合理量值(或合理数量区间)。在这个水准上，资源总体配置效率最高，政府应力求使本国财政收入符合这一水准。但从现实来说，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政府职能定位、经济体制与财政体制不同，这个量值不可能简单划一，也不可能固定不变。我国改革开放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有其必要性、必然性，但下降过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所以其后的恢复性增长也有其必要性、必然性。近些年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因素
　　财政收入的增长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决定的。一般来说，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管理力度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越高，则财源越丰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当进入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便会相对稳定。因此，从横向比较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经济发达国家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要高于低收入国家(见表2)。从纵向来看，英、法、美三国1880年全部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目前已上升到30％～50％，并保持相对稳定。如，美国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明显的先降后升的趋势，这与我国的经济社会转轨有密切关联。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在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较高；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收入的主体转变为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1992年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先后进行了分税制、费改税等项改革，同时加强税收征管，确立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并顺利实现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回调。只有在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的条件下，该比重回调的目标才可能实现。1995年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一路走高是“解放生产力”、分权让利、放水养鱼、搞活经济、培养财源的努力进入“收获期”的表现，既是该比重降到过低状态后的一种恢复性增长，又得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的有力支撑：1994～2007年，我国不变价gdp年均增长9.82％；现价gdp年均增长15.13％；同期财政收入取得年均增长19.36％的成绩。这充分印证了“经济决定财政”的基本原理和“改革解放生产力”的成就。进一步分析，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还有产业结构变化、效益与收入提高和进口环节税收贡献三大原因。
　　 　　
　　1.产业结构变化因素。三次产业各自的增长率和提供的gdp与财政收入的相对份额是明显不同的。从1994年至2006年间，按可比价计算，我国一、二、三次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9％、11.4％和10.o％(见表3)，按当年价计算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8％、15.5％和16.3％(见表4)，第二、三产业的增幅明显高于第一产业。考虑到第一产业过去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就很低，取消农业税后则已几乎不提供财政收入，那么从大的产业结构上看，只有二、三产业对财政收入有贡献。因而，有实质意义的合理对比，是将财政收入增长率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作比较。
　 
　　2.效益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因素。近十余年来，随我国企业效益水平上升、居民个人收入增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的数据资料计算，1994 2007年我国企业所得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年均增长率为23.6％，而同期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长率高达34.9％。这些高速增长的财源及实际收入，是同期财政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的重要因素。
　　3.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的贡献因素。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扩大开放，我国的进出口规模逐年上升，外贸依存度已居于世界各国高位，由此带来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收入也成为总体财政收入强劲增加的一个贡献因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及国家海关总署网站数据计算，1994～2007年，以美元计价的我国进口总额年均增长18.3％，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0.0％，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年均增长23.1％。
　　
　　(二)统计和价格因素
　　1.统计角度的分析。财政收入是按一定时期累计的现价收入计算的，而gdp增长率通常是按照不变价或可比价核算的，由于统计方法不同，造成财政收入的增速相对于gdp的增速出现部分虚高。2007年gdp名义增长率为17％，实际增长率为11.4％，财政收入名义增长率为32.36％，而实际增长率为26.08％，可见，不同统计方法下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差距不同。因此，选择剔除价格影响的实际增长率进行同口径比较，就会发现财政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实际差距并没有那么大。此外，财政收入与gdp的统计口径存在不同，由于我国税收政策中包含某些先征后退、先征后返的规定，所以财政收入中或多或少有一些先期计入而后期退还的收入，可能造成财政收入的“虚增”；又由于我国没有将股票交易、房地产二手交易等一部分带来较高税收的虚拟经济活动以及某些产生税收的服务活动充分纳入gdp的统计范围，也会造成gdp的一定低估或“虚减”。
　　2.价格角度的分析。如果全面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量中还存在价格再分配的部分，具体分三种情况：一是通货膨胀部分，是由通货膨胀这种货币现象导致名义收入在账面上增收。二是产品比价变动部分，当出现结构性物价上涨时，财源(税基)分布就会改变，有可能导致财政收入相应增加。三是累进税受物价影响的增收部分。对采取比例税率的流转税来说，税收收入的增长率等同于物价上涨率，财政收入只有名义增长，而对于采取累进税率的所得税来说，物价上涨会提升税率档次，会出现名义与实际财政收入双增长。
　　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受价格因素的影响很大。当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4.8％。首先，2007年我国出现了结构性物价上涨，能源、原材料、食品、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 2.3％；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4％；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8.5％；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7.6％，从而拉动相关税收收入大幅增加。其次，我国现行税制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同时存在财政收入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当然，由于流转税的比重较高，所以受2007年价格因素影响的财政收入增长，有相当部分属于名义增长。
　　
　　(三)征管因素
　　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经济规模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税收征管力度加大而带来的税收增长，即所谓的“管理性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征管工作存在着税源管理覆盖不全、监控不力、执法不统一和不严肃、欠税逃税处罚偏轻和偷、逃、骗税违法现象较多等问题，造成税款大量流失。近年来，我国税收征管理念逐步向“依法治税”和“税收服务”转变，强化税收监督，加大征管力度。因而，“管理性增长”对我国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贡献较大。如，2007年税务机关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在土地增值税方面，各级税务机关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进行了土地增值税清算，征收管理力度较往年显著加强。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自行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工作在各地税务机关首次开展，完善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同时强化了转让二手房等财产转让所得税的征管，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费用扣除额)而造成的减收。在税费改革方面，继续加大清理税外收费力度。这些措施有效堵塞了税收漏洞，抑制了偷漏税现象，是我国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此外，在税收征管实践中，由于仍实行指令性的征收任务切块下达，在因某些原因难以完成当年任务的地方，主要是一些基层县乡，确实存在“征过头税”、“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现象，这是造成我国财政收入部分“虚增”的一个原因。但这在财政增收中毕竟不是主要的部分，在近年加强依法治税过程中正在收敛。
　　
　　(四)临时政策因素和特殊不可比因素
　　10余年来，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税收的动态调整总体特征是实行“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不着重于增税，并且在近年屡出减税举措(包括取消农业税、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试行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并轨等)，但也不排除在某些年度出台特定的增税措施。如，2007年5月30日调增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1％o调升为3％0)，成为财政收入净增l 800多亿元的一次性政策因素(当年该项收入增长率高达1017.4％)。具体分析，如表5和图4所示，2007年财政收入的增量中有91.6％来自税收增收，有8.4％来自非税收入。在税收收入的增量中，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与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的贡献率分别为16.8％、12.7％、21.0％、6.4％和12.9％，其他税收的贡献率为9％。这些大体上均属延续以往年度情况的正常增长，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增长幅度为1 017.4％，对当年税收增长的贡献率达15.9％。这是属于一次性不可比因素。2007年这类一次性因素还有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特别收益金入库等，合计约3000亿元左右，为数不小，但在当年1.2万亿元以上的增收财力中，只占1／4，仍然不是主导部分。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通过财政收入与gdp增长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对比分析，能得到近年包括2007年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总体上正常的基本结论。因此，既不应列2007年财政收入32.36％的高增长“望文生义”地得出其不合理的总体结论，也不应忽视这一年所存在的超常规因素。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与转轨经济相适应的改革开放成果和财源建设成果显性化，以及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范围调整，决定了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有其客观性、必然性，但在特殊年份，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可能发生较明显的波动，包括不确定的、一次性因素影响带来的超高结果，不具有常规的可持续性。在瞻前顾后、统筹协调时，必须充分考虑排除不可持续因素。
　　从我国财政增收的主要效应看，首先，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结构安排，对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因为在间接税制下，作为厂商的纳税人较容易将税负转嫁出去，从而使纳税人的投资、储蓄行为不易产生税收扭曲效应。因此，近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对民间的挤出效应较弱，有利于从整体上优化经济运行环境。其次，当增收部分主要用于民生支出等方面时，财政收支的挤出效应也不会被强化，反而有利于宏观经济运行。因为从基本原理上说，财政收入的规模应以财政正常履行职能为标准。就我国来说，在市场机制逐渐成熟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逐步弱化，而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加强，为满足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尤其是公共财政致力于改善民生的需要，十分需要充足的财政资源来支持。目前我国一方面财政收入规模在加速扩张，另一方面以支出为主导的民生财政进展如火如荼。根据预算乘数原理，通过扩大转移支付等支出，把超收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民生，可将潜在的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使社会有效需求扩大，且增加与之对应的有效供给。因此，近年财政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并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谋福利。
　　既然我国近年财政增收的原因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就可更加坚定地贯彻当前稳健财政政策框架下的优化结构方针，把财政增收的“真金白银”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合理投入支持“三农”、调节区域差异、改进民生(包括教育、医疗、社保、人居条件等)、保护生态环境、激励科技进步等方面，从而强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这些举措将会增加有效供给，消解矛盾，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为满意的投资环境，助益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进程。同时，我国财政增收所关联的并非全部都是正面效应，也与单纯gdp导向和单纯财政收入导向、粗放型发展及短期行为等有一定相关性。消除和防范与财政增收有关而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可采取如下对策：
　　(一)坚定地树立科学政绩观和科学理财观，明确地将节能减排、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列为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约束和降低单纯gdp和单纯财政收入导向。
　　(二)在稳定物价、防止经济由偏快变为过热的同时，把握好稳健财政政策的紧缩度，优先重点考虑立税清费的税费改革事项和必要的减税型改革(如增值税转型)，注重发挥税收政策在优化经济结构和规范投资环境方面的作用。
　　(三)提高税收征管的完整性，建立税收服务与税收监督系统，提供优质的信息服务、程序服务，加强税源监控、税务稽查、税收处罚等方面工作，严格防止征收过头税和税收作假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