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例子说明用人口和疆域的大小抽象解释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原因有其局限性。人口的空间分布形式(即取农村形式还是城市形式)以及人际互动的制度形式(专制还是民主体制)，更能说明技术进步的速度。城市的积聚效应，民主制度下公民享受的广泛自由，使希腊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使它得以通过参加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分工和贸易迅速占据分工链的上端。难怪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国家以不大的人口规模，在知识、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许多领域取得和同期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成就。这是一种超前的文明，其内核之合理、优美和高尚，令人折服。但是，古希腊的社会制度的优点也埋伏了导致其衰败的因素。林立的城邦内斗不已，后来终为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先后并吞。在它们的统治下希腊城邦逐渐失去独立和自由，创造发明逐渐沉寂①。
4．英国的地理禀赋与工业革命的发端
工业革命既然首先发生在英国，表明当时的英国同时具备了工业革命所需的所有条件。英国虽长期处于欧洲边陲，其实和欧洲仅隔一条狭窄的海峡，并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便和欧亚大陆有交往。英国后来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全面吸收了希腊城邦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精华，对科学革命作出重大贡献。英国又发扬岛国航海的悠久传统，通过全球性的直接贸易，有机会接触世界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成为一个领先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民族。英国具有的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比较开放的社会体系，加上地理大发现后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和海外殖民带来的黄金机会，终于造就了工业革命的伟业。Www.11665.COM
①在科学传统之外，以奥林匹克运动会、悲喜剧、公共政策辩论会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的特产也为越来越多的民族所欣常和模仿。
这里，英国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禀赋对英国后来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工业革命的其他四个条件都可从英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要素禀赋派生而来。如果英国位于非洲、亚洲或美洲的边陲，就难以自古代起便受到古希腊文明及其派生的罗马文明的熏陶，难以迅速参与和分享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大陆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成果。古希腊文明采取城邦形式，并在殖民、航海、贸易、科学思辨等领域卓有成效，积累丰富的知识，这对英国从事工商、航海、殖民、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发展城市化是很大的启发和引导。英国作为岛国，不能像传统的大陆型强国一样借助蚕食邻国领土扩大疆域，只能鼓励民间自由经营海外贸易和殖民开拓，才能减轻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压力。民间自发的航海贸易和殖民活动，使英国社会能源源不断吸收外来的信息、知识、技术，使社会日益开放。也正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在一般情况下，有天然的安全保障，社会形态比较自由、宽松。如果其领土和欧洲直接相连，为了巩固边防，就必须发展强大的陆军，对社会也必须严密控制。这样，便容易产生军事寡头或专制政权，使经济自由受阻，市场机制难于发育。如果英国本土没有容易采掘和运输的煤、铁矿藏等工业革命的重要原料，工业革命会无从发动。最后，英国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大西洋贸易的航线上，使有悠久的民间航海贸易传统的英国获得经济发展的黄金机会和强劲动力。因此，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绝非偶然。
上述讨论显示，无论是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崛起，其文化、艺术、科学、政治、哲学等短期内即能飞升到人类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英国自发踏上工业革命的不归路，地理禀赋都起了主要作用。可见，当各个民族处于自在状态时，地理禀赋对每个民族的局限也好，恩宠也好，都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为何陷于农本社会的分析，显然不能离开对中国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分析。
1．赫克谢—俄林理论的启示
经济学十分重视约束条件，对每个民族来说，地理禀赋无疑是主要的限制条件。赫克谢和俄林用两种要素、两种产品和两个部门的模型，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推出以下结论：各国的产品构成、分工和贸易格局主要由本国的要素禀赋的比例所决定(krugman、 obsffeld，2000，第4章)。例如，在只有土地和劳动两大要素、两个生产部门、两种产品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本民族福利的极大化，相对劳动来说土地更为丰富的民族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土地来说劳动比较丰富的民族，则会生产和输出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判断某一产品是劳动密集型还是土地密集型的标准，主要看每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土地要素的量相对劳动要素的量何者更为密集。
根据赫克谢—俄林理论，如果一个民族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例如土地这种要素突然变多，假定产品的相对价格①和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各部门要素比例不变②，不但新增土地的全部会进入土地密集型生产，而且本来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一部分土地和劳动此时也会流向土地密集型生产。所以按照这个理论，一个本来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的民族，在获得新的土地之后，不但会将所获得的土地全部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而且会将原来用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一部分劳动和土地转而投入到土地密集型的生产部门中去。
①国际贸易理论中一般假设各国无权影响国际相对价格的形成。
②一般假设各部门的要素比例由各部门特定的技术以及工资—地租比所决定。给定工瓷—地租比，由于技术的原因，每单位食品的生产所用的土地必定较布的生产为多。
赫克谢—俄林理论对内生型城市化这一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根据他们的理论，一国疆域的扩大，会造成农业这一典型的土地密集型部门的扩张，使人口分布变得分散，城市化水平停滞甚至下降。恰成对比的是，由于劳动密集型部门所需土地很少，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便可容纳较多的劳动。所以，如果一国疆域缩小，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农业部门会获得扩张，造成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出现。手工业和商业在近代以前的社会里，便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因而集中于城市。由于这类城市的人口来源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集中和扩大，所以是分工和经济利益驱动的产物，必然成为面向贸易的工商型城市。
2．制度创新，内生型城市化和增长
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只有三个，分别为投入的简单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第一种增长源泉有其局限性，地球上任何民族都没有无穷无尽而种类齐全的资源。因此，单靠投入的简单增长，经济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更有效的两种增长途径。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力边界的向上外移，因而用同量的投入可得到更多的产出。制度创新表现为产出由生产力边界之内移向边界。因而用同量的投入也可获得更多的产出。其中制度创新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但能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而且会提供技术进步的强大诱因，间接地将边界外推。所以，制度创新是使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主要途径。
在人类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城市化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题目。一个外向型的、由市场机制引导的、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化过程是使希腊迅速取得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基本原因。这是一种内生型的增长过程。所谓内生型增长指的是通过不断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依靠已有的技术、制度和单纯增加各种投入，或通过外来财政的转移达到本地经济总量的增长。内生型增长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不依赖于疆域的大小和自然资源的丰饶，而是通过自愿互利的交换获得自身增长所要的投入。内生型的城市必定是工商型城市。外生型的城市化主要通过政治或军事渠道由他处获得财政转移，因而其主要功能不是政治控制便是军事防御。一旦失去这种功能，或政府的财政来源枯竭，城市便会萎缩。
具体来讲，内生型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优良环境的原因如下：首先，以lucas(1988，1993)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因为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效应。他的近作更进一步指出，城市通过吸引农村移民，使他们在都市的环境中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达到促进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从而获得经济的内生增长(2002)。在城市环境中，由于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之内，大大提高了它们相互碰撞和结合的机会，因而不但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也使已经积累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例如，工商型的城市环境会聚集大批的能工巧匠，专家学者。城市比较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便于他们的接触、来往、交流、切磋，因而容易产生思想的火花，导致技术进步或制度创新。
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的外溢效应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还取决于居民吸收知识的能力(潘士远和史晋川，2001)。谬误和落后的东西在城市的环境中比之在农村更容易被识别和鉴定。先进的和科学的东西也更容易为教育水平较高、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所欣赏和传播。这是因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容易通过书报、杂志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因而知识积累和传播的速度因人口的密集而大大加快。
barro(1990)指出生产性的公共财产对经济中的私人厂商产生正的外部性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城市中的基础设施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各行各业的相对集中，使它们能通过分摊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使城市的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对企业来说，由于可以分享日益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因而可以享受平均生产成本的剧降。
人口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的高度密集，大大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在城市的环境里生存的人口，由于离开了耕地，每个人都要拥有一技之长才能糊口。所以，密集的人口不但为广泛的分工提供客观环境，而且逼迫着大部分人走向分工和专业化的道路。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一直十分强调分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近年来，以杨小凯(1991，1999)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劳动分工和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把分工的意义上升为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的高度。而城市这种人口的空间密集分布形式为不断细化的分工提供了最好的环境和动力。
城市环境中人口和企业的同时密集使企业得以就近获得现成的大市场。由于市场往往大到足以允许许多同类企业的并存，激烈的竞争使企业必须高度重视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以免被淘汰出局。这种环境有利于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脱颖而出，新的技术和制度容易得到模仿和推广。
内生型的城市由于依靠工商业得以繁荣，因而比较愿意支持有利于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制度安排，比较愿意给市民经济自由的活动空间。反过来，制度、法规的完善又大大促进技术进步。可见这样的环境十分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对内生型城市化的好处的认识，只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发达才完成的。历史上，城市化只是人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自发的社会形式而非自觉的选择。因此，这种自发的社会形式往往受到种种的外界影响而变形。如果说巴尔干的地形对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的话，那么宋以来中国疆域的变化对中国的城市化和早期工业化则发生了相反的影响。
1．为何用历代疆域变化近似可耕地变化
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中，疆域最小的是宋朝，最大的是紧接着的元朝。北宋在西夏和辽(后来的金)的逼迫之下丧失了部分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国界被推到长城以内。到了南宋，更丢失了位于淮河以北的所有平原以及号称富甲天下的关中平原。北宋和南宋还都未能控制今日四川、贵州的部分和云南的全部。这些地区当时在吐蕃或大理国的控制之下(谭其骧，1996年第六册，pp．3-4，44-45)。
宋朝丧失的疆土都是相对来说最容易开发的，也是汉晋以前中国的人口重心之所在(表一)。长江以南地区毕竟没有华北和淮北那样延绵千里、天然适宜农耕的大片平原。江南虽然有一些冲积平原，但多为丘陵和高山相隔，每块面积与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不可相比。江南多山，多沼泽，耕地面积无法迅速扩大。梯田的修建、沼泽的开渠排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时间和规划。可想而知，宋朝面临的人口压力要超过前朝。
可惜，中国并没有可靠的耕地统计。先看中国的耕地面积。表二是根据赵冈与陈钟毅的研究结果(1982)；表三是根据梁方仲(1980)的研究结果。比较两者的数字，10世纪以前赵冈与陈钟毅的数字小于梁方仲的数字；10世纪以后，赵的数字大于梁的数字。有些年代中国的耕地面积起伏很大。例如，由汉朝到隋朝，耕地面积扩大两倍多，接近今日中国的总耕地面积。但到了疆域广大的唐朝，耕地面积反而缩小(表三)。有时仅仅十几年内便见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例如，明朝初年由3.67亿亩扩大到8.51亿亩只用了12年(表三)。显然，增加的耕地大部分是曾经耕种过，后来因为战乱而抛荒的土地。要特别指出的是，土地一经开垦，很难彻底破坏。一旦需要，抛荒的土地可以很快恢复生产。于是我们可以推测，明初的12年里一定有大量的人口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这些一度抛荒的土地。这正是赫克谢—俄林模型所预言的。
我们还可作如下的推理。如果较早的朝代已经达到某一耕地面积(例如汉隋唐)，而后来朝代的耕地面积减少许多，要么这个朝代的实际疆域减少许多(例如宋朝)，要么这个朝代的人口减少，因此实际利用的耕地减少(例如元、明、清的早期)。
鉴于历代的耕地数字出入较大，所以，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中国人口的回旋空间的大小，本文会常常用历代疆域的变化来近似中国可耕地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各朝在发生疆域变化时，除宋朝外都能至少保有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农耕地区，得到的或失去的多为可耕地含量较少的土地。例如，唐和元虽然将中国的疆域扩大很多，但新的疆域的可耕地的含量不高。明朝的疆域虽较元朝小，但保有中国自古以来的主要农耕区，可耕地面积远远在宋之上。清朝的可耕地又超过明朝，应该是无疑问的。
2．历代的人口变化
图一由feuerwerker绘制，引自ropp(1990，p.227)。由该图可以看出中国从9世纪初(唐朝)的5000万人口增加为l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中期)的1.15亿。从唐到宋的整个历史期间，人口都是向上的。即使唐之后中国分裂，出现所谓的五代，但很快又由北宋统一。期间中国总体的人口水平并没有下降。这和后来的元灭宋，明灭元，以及清灭明时北方人口锐减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
由于北宋的疆域一开始便比唐朝减小很多，处于北宋控制之下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一带又正处于前线，受到辽、金和西夏的骚扰和入侵，生产备受威胁和破坏，当地人口不断南迁到淮河以南。到了南宋时，疆域进一步缩小，连原来在黄、淮之间定居的汉人也有迁到长江以南避难的。由于华北和淮北与江南之间基本上是一马平川，并有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的舟楫之便。交通的便利使南迁的路线一般是先向集中，再向南，向西迁徙。因此当时江浙一带的人口特别密集(漆侠，1999，p．77)。江南的农村毕竟无法完全吸收北方不断迁入的人口，他们便在江浙一带的城市中寻找工作，从而促进了城市人口的上升(赵冈，1995，pp．61—68)。
3．历代人均耕地的变化
表四和表五显示了历代的人均耕地的变化情况。表四引自赵冈与陈钟毅(1982)，表五引自梁方仲(1980)。由表五看，宋的人均耕地，特别是北宋中期以后，已经远远低于唐朝。从图一看出，1200年(南宋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再次出现下降，直至1500年(明朝中期)才大体恢复到南宋中期的水平。梁方仲没有给出南宋时的人均耕地，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还要低。原因如下：北宋全期以及南宋大部分时期南方尚未受到战乱的影响，本地人口仍在增长，加上北方避难而来的移民，人口密度一定不减反增。而江南地形决定新耕地的开发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关于南宋的人均耕地一定比北宋还低的推断应该可以成立。
然而继起的元、明、清三朝的疆域相对北宋，特别是相对南宋，是大大扩大了。上文指出，宋朝失去的是久经开发、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和淮北平原。这部分土地在元、明、清三朝的早期虽一度荒芜，但不难得到迅速开发。所以，元、明、清三朝的早期，人口会流向这些地方。
由此可见，与元、明、清三朝相比，第一，宋朝的疆域在开国时就较小，以后中原岌岌可危，最后则大部丧失。第二，宋朝的人口在开国时就较前朝为大，到了北宋晚年，人口已为盛唐人口的两倍(图一)。宋朝在其存在的300年间，一方面北方领土不断遭蚕食，最后连首都也被迫自开封迁往杭州；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科技发明出现高峰，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如何解读这幅十分矛盾的图画呢?答案在于疆域改变引起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显著变化。
1．中国历代城市化水平的变迁
疆域相对于人口的显著变化必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深刻的影响。从表六看，南宋达到中国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宋朝以拥有规模宏大的都市而闻名，例如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人口均在百万以上，名列世界首位。长江下游地区和浙江、福建沿海出现了许多繁华城市(gernet，1962；斯波义信，1975)，苏州、南京、杭州、宁波、泉州等都是闻名中外的贸易城市或活跃的国际港口。比较表六和表七，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指标也领先于欧洲主要国家。
然而l500年以后，正当西欧各国，特别是意大利和荷兰两国的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时候，中国却重返农本社会。由表六和表七看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到1820年时已经降为6.9％，相当于欧洲1300年的水平。另外，1500年直至1700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十大城市例如后来成为科技发明重镇的巴黎、伦敦、威尼斯、米兰等，均位于西欧(表八)。中国以世界第一的人口，自1500年起，400年期间竟然未有任何城市位列其中(lo and yeung，1998)。
赵冈指出(1995，p．165)，“在中国……自宋代以后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程度减弱，大中城市停止扩充，而市镇则大量增加，整个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向农村靠拢。”宋朝之后中国城市化水平逐渐倒退，人口的多数重新流向农村，自然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2．城市形态的显著变化
宋朝的城市形态与汉唐时相比，也有极大的区别。汉唐时城市主要为政治控制或军事防御而设，因此一切制度规则的设计都为确保城市的安全。商业活动从属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必须在官方设置的坊市内进行。坊市四周有围墙，大门可以锁闭，有市吏把守和军兵巡逻，定时开闭。坊市关闭之后，商人和顾客要等下一天再得进内(陈智超、乔幼梅，1998)。入夜城门紧闭，实行宵禁。闲散人员夜行可以判刑。坊市之外的街道不准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一般居民住宅的大门必须开设在大街两边的小巷里，称为“里”或“坊”，也有围墙、大门和专门的官吏把守，按时开闭。坊里仅为居住之地，不得经商(杨宽，2003，pp.237—238)。可想而知，这种内向型的城市设置对工商繁荣、物资交换、信息的流通、人际的互动必定造成严重阻碍。宋朝取消了对商业活动的地点和时间限制。城市出现许多繁华的大街，沿街的住户可以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例如，北宋都城汴京“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具是，即无虚空之屋”①。
宋朝的城市相互问发展出密切的商业来往和生产合作，和全国各地农村的联系也日益密切。活跃的城市商品经济必然波及广大农村。许多农户成为面向市场的专业户，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宋朝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当时的矿冶、军工、造船、陶瓷、制盐、纺织、造纸、印刷、建筑等行业的成就最为显著。例如，宋朝的金银铜铁的产量不但远远超过唐朝，而且明清两代也无法望其项背(陈智超、乔幼梅，1998)。
虽然宋朝在城市形态上对汉唐有很大的突破，明清的城市却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反而有倒退的迹象。首先，像赵冈指出的，中国的大城市停止扩大。第二，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流往农村，流往陆路交通十分不便的西部、西北和西南，当地人口只能选择自给自足。这使中国的社会分工下降。第三，由于明清两代的海禁，宋朝时一度因国际贸易而颇为繁荣的港口城市，因失去内在的活力而凋零。第四，明清时的京城如南京和北京，其城市设计风格更接近汉唐时追求的等级和威严，对商业活动至少增加了地点的限制。例如，北京的商业区，内城主要集中于西单和东单，外城主要集中于前门外。城市的商业活动自然不像宋时的都市那样繁华和方便了。
①“梦粱录”卷13“铺席”、“团行”。转引自陈智超和乔幼梅所著“中国历代经济史”第三卷，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
3．纳贡体系的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实行政府垄断，华而不实。宋朝虽然疆域狭小，但强敌压境，出于对关税收入的重视，十分鼓励国际贸易，“严格限制朝贡贸易”(黄纯艳，2003，p.77)，以减小损失。宋和辽、金、西夏有边境贸易，和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等地有海上贸易。宋进出口的商品达400多种。从史料来看，宋进口的大多为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以弥补土地和资源的不足；出口的多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品，例如茶、瓷、丝、手工产品及文化产品等。所以宋的国际经济交往十分符合现代贸易理论所示的方向。
宋政府对民间商人经营外贸则持鼓励态度。民间商人只要按规定领取公凭，交纳关税，不往禁区贸易，不贩禁物，便是合法的贸易者。宋政府对贸易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直至授予官职。对外商的待遇更为优厚，他们有在中国的居住权和贸易权，并有入学、入仕的机会，其财产和习俗也能得到尊重(黄纯艳，2003，p.85)。
宋朝政府由于自身比较虚弱，对城市工商业的控制和海外贸易的管制采取的形式和汉唐以及明清相比，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例如，宋政府对工商和外贸的管理主要出于征税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宋政府给予民间更多的自由从事国内外的贸易。由于严格限制得不偿失的纳贡贸易，宋朝政府实际上将对外贸易的空问的相当部分让渡给民间。这就给民间自发推动市场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例如，当时参与外贸的阶层不但有商人，还包括官吏、军人、僧道人员和一般的寻常人家，可谓十分广泛。他们或兼业性参与海外贸易，或因生意做大，不再出海而采用“雇人贸易”，或因资金有限而采用“合资经营，几人同租一船”，或干脆“租大商海船的舱位，出海贸易……”(黄纯艳，2003，p.103)。
这些做法表明，民间的各行各业不但对海外贸易抱有极大兴趣，而且正在探索集资和股份的渠道。若能坚持下去，这些做法也许会导致融资和集资的新制度。然而明清两朝至少中期之前都有大片荒芜的土地急等重新开垦，人口有极大的回旋空间，政府可以全面实行海禁，并将国际贸易置于纳贡体系之内而不会有严重后果。郑和虽七次率领庞大船队访问西洋，名扬四海，然而代表的只是一种政府的垄断行为，并未找到任何商机，得不偿失。郑和的财政和政治后台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违反商业原则的远洋因失去政府的资助而寿终正寝(费正清，1994，pp.142—143)。这场早于西欧的远洋对明朝的市场制度、商业制度、金融制度和明朝的科技发明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清朝同样实行海禁和垄断性的纳贡制度，民间难以探索新的金融制度、股份制度和其他市场制度，也无从开拓新的贸易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