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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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因数量下降而退出货币体系的黄金自不必道，东汉以后的史实说明了这一点。拿白银来说，唐宪宗元和初每年银矿课额仅为一万二千两，到宣宗时因银治有所恢复，课额较元和初翻了一番多，但也仅为二万五千两。〔39〕"货币天然是金银"，如果贵金属金银有足够的适当的供应量，稳定的由贵金属金银和贱金属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是能够建立起来的，只是因为金银数量不足，这种合理的稳定的货币体系无法建立起来。铜并非贵金属，但和铁锡铅相比，还是算价值较高的，

，用的是贱金属铸币。南宋的一些地方性纸币也属于这种情况，如始用于湖北路，后通行于湖广的湖会分一贯和五百文二等；流通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的铁钱会子，分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三等；用于两淮的淮交面额分四等，和会子相同。金朝发行交钞，分大钞小钞两类，和辽、宋旧钱及后来金自己发行的铜钱并行。金的大钞分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七百文五种。这些，都说明了纸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货币的，用于大数额交易，纸币在货币体系中起到应由较高价值金属充任的"货币"的作用。宋金在发行纸币的同时都有铜铁等价值较低的金属铸币与之并行，铜铁等铸币起"辅币"作用。wwW.11665.coM纸币和贱金属铸币共同构成货币体系。

　　元代的纸币有二贯、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面额的，这和宋金纸巾面额大体一致。元代纸币面额和宋金不一致的是发行了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上文的小钞，甚至发行过五文、三文、二文的厘钞，这些小面额的纸币，自然是用于小额细碎文易。考虑到元代使用纸币的程度很高，其主要币制中统钞、至元钞都是纯纸币，这种安排是必然而合理的。元代的这种纯纸币结构，使人基本上无法看出货币体系，因为这样的货币结构，表明所有金属，不管价值高低，都从交换媒介行列中退出了。

　　最能说明纸币在货币体系中地位、作用的是大明宝钞。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明政府开始发行"大明宝钞"，钞面以钱文计，分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一百文六等。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曾加印过五十文至十文的小钞。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复设行钞时罢废的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并具体规定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46〕洪武十年所作的钱钞兼行规定是宋代以来最完善的钱钞结构。从大明宝钞制的具体规定来看，纸币在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充任的是"货币"，而铜钱则担任"铺币"的角色。这里需要说明，从洪武八年实行钞法，停止铸钱以后，直至孝宗弘治中的约一百二十年间，一直很少铸钱，〔47〕洪武二十二年加印的小钞，是针对这种情况而采取的措施，有回复到纯纸币的趋向。

　　根据上述，如果说萌芽于唐，形成于宋的古代纸币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一开始还不那么明朗，那么清晰的话，那么发展到明代的大明宝钞制度所作的钱钞兼行，百文以下的交易支付专用铜钱的具体规定就明确了纸币在新形成的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纸币和贵金属的关联中进一步证实。

　　纸币是金属货币的象征和代表，而用作货币的金属又因其价值大小有贵贱之分。我们知道，贱金属辅币和贵金属货币之间有相权关系，小数额贵金属等于大数额的贱金属铸币，这样，主要用于代赞大数额贱金属铸币的纸币自然会与贵金属相关联，这在历朝历代的一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北宋时因四川是铁钱区，交子的面额单位和实际使用只能直接表现为铁钱。南宋会子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和白银的比价，但孝宗时一再用银、钱回收会子以保持其价值，说明纸币和贵金属白银有内在的联系，虽然会子的面值单位是钱而不是银。纸币制度在金朝有较大发展，这一情况也表现在纸币和贵金属的关系上。据《金史·食货志》所载，金代发行的几种纸币已直接和白银联系，金宣宗兴定元年（公元１２１７年）发行"贞祜通宝"，规定"通宝"四贯，值白银一两；元光元年（公元1222年）发行"兴定宝泉"，二贯当白银一两；金灭亡前数月发行的"天兴宝会"，面额已经完全以银计，分一钱到四钱共四等。金朝交钞和贵金属白银的直接联系还只体现在后期发行的几种纸币上，元朝的纸币则一开始就和贵金属联系，如"中统元宝交钞"，以丝为本钱，以两为单位，丝钞二两值白银一两；"中统元宝钞"二贯等于白银一两，十五贯易赤金一两（后改为二十贯易赤金一两）；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发行"至大银钞"，更直接地规定了纸币与白银之间的直接联系，面额均以银两计，自二两至二厘共定为十三等，同时铸造铜钱并行流通。〔48〕明代大明宝钞制规定，钞面以钱文计，钞一贯等于银一两，四贯等于金一两。〔49〕以上史实，说明随着纸币制度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纸币和贵金属的联系日益紧密，纸币日益表现为贵金属的价值符号。

　　既然纸币主要是用来代替大数额贱金属铸币，进而和贵金屈货币相联系，那么很自然纸币就能够代替贵金属"货币"和贱金属"辅币"相权，共同构成货币体系，事实上纸币产生后的货币体系就是这种结构。从形式上看，由铜铁等贱金属铸币和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是完整的，从理论上看也是合乎规律s的。如果纸币和它所代表的大数额贱金属铸币以及贵金属之间的比价能够按规定保持得住的话，那么纸币作为"货币"同用为"辅币"的铜铁等贱金属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也就能够稳定下来，从事实角度看这种新结构的货币体系也就证明能够成立。但是，纸币只是金属货币的象征，"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纸，可以作为金货币的象征发生作用。"〔50〕纸币作为宋、金、元、明的主要交换手段，受到自身规律的制约。事实上自宋

至明，历朝历代的各种纸币制度无一例外地在膨胀中崩溃，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这种情况，给这一段时期的货币流通带来新的波动。

　　马克思指出："在（纸币这种）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币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51〕在掌掘纸币发行权的政府把纸币发行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和市场需要相适应的量上时，纸币价值是稳定的，由钱钞构成的货币体系从而能够存在下去。历史上这种情况还是有的，如南宋孝宗至宁宗的数十年间，会子价格大体保持稳定；〔52〕元中统钞初发行时的近二十年"钞法无少低昂"。〔53〕但这种情况毕竟太少。"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54〕由于纸币相对没有价值，"以无用为有用"，〔55〕超量发行是解决短期财政危机立竿见影的有效方法。总的说来，纸币是无法按市场实际需要量发行的，纸币因膨胀而崩溃在所难免。如果说北宋和西夏的战争是四川交子膨胀的原因之一；蒙古骑兵南下促使金交钞、南宋会子迅速崩溃：而执政不得人是元代纸币制度短期内瓦解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大明宝钞制度则是在明初相对平静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环境中因纸币膨胀而很快解体。实践证明，新的，由纸币以贵金属价值符号身份充任"货币"以和铜铁等贱金属"辅币"构成的货币体系无法长期稳定，常因纸币的瓦解崩溃而解体，货币体系的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本解决。

　　但在自宋代纸币产生至明中叶开银禁的四百多年中，纸币毕竟作为大数额贱金属铸币以及贵金属的代表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商品经济持续发展所造成的对货币的需求压力。当然，纸币带来了新的波动．形成对政治、经济、社会的新的冲击。纸币是金属货币的象征和代用品，从纸币名称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其与金属的关系。纸币唐代称"飞钱"，北宋称"交子"、"川引"，南宋称"关子"、"会子"，金始用"交钞"之名，元代省"交"用"钞"，明因之，"钞"字最终成为纸币的定称，沿袭至今。"钞"字原只有掠夺和誊写的含义，用作货币名自纸币始，而且成为专门用字，原有的掠夺、誊写之义渐渐湮灭。从"钞"字的结构看，从"金"从"少"，形象地表明，因"金"过"少"，纸币才代表金属加入货币行列。

　　经过由宋至明的四百多年实践，稳定的货币体系没有形成，一旦纸币膨胀，由纸币和贱金属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便告瓦解，并给货币本身和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波动。然而商品经济仍在发展，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日益增加，货币受到的需求压力有增无减，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客观要求依然存在。到了明代，一些情况起了变化。

八、货币体系重新建立

　　在自北宋至明中叶的约四百年中，纸币以金属货币代用品的身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压力，但是纸币相对没有价值的天然缺陷造成了货币新的波动。金、南宋、元的灭亡都伴随着纸币的最后崩溃，纸币恶性膨胀成为这些朝代垮台的促进因素之一。事实证明，纸币并不是构成货币体系的合适币材。

　　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贵金属白银成为了主要货币，其在货币行列中的地位终于稳定住了。这样一来，黄金退出后造成的应由贵金属充任的货币体系缺环终于由贵金属白银填补上了。

　　明代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开始时间，一般定为英宗正统元年（公元１４３６年），这一年明政府解除银禁，并将南畿、浙江等地田赋折征银两。实际上正统年间弛用银之禁只不过是在法令上承认了民间"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56〕的现实。但是应当看到，明初白银生产并没有突出的增长，国外白银的输入也还少，白银之所以能够在正统年间正式成为主要货币，主要原因在于经过长期积累，社会中白银数量已达到和社会经济的需要相适应的规模，〔57〕这一事实导致明初大明宝钞的大幅度贬值，另一原因则是明初铸钱的极度不足，其中宣德以后的五十年里完全没有铸钱。明初两种主要货币既然已难以承担交换媒介的作用，百姓才不得不冒犯禁之险用银，白银遂成为主要货币，贵贱货物均用之。山于明初没有很充足的白银在市场上流通，所以银价颇高。据彭信威教授考证，以米价为参照，明代十六个年号中，（泰昌仅一月余，未计入）银价最高就是弛用银之禁的正统年问。〔58〕以绢价为参照，明代白银购买力最高是十五世纪前半，也就是正统前后〔59〕。以后随着国内银产量的增加，海外白银的大量输入，特别是白银的不断积累，白银才算最后解决了数量问题， 银价也随之回落。

　　我国银产量原来并不丰富，到了明代，这一情况有一定好转。明初的洪武二十四年（公元１３９１年）政府的矿冶收入只有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四十年后的宣德五年（公元１４３０年）达到了三十二万零二百九十七两，〔60〕增幅不小，绝对量却不能说很大。云南等地的开发是明代白银生产增加的重要因素，如天顺四年（公元１４６０年）云南银课额为十万两有余，占该年全国银产课额的一半以上。〔61〕明政府对白银生产的控

制管理不是很有效的，很多地方的银产无法用银课来衡量，"奸民"生产的白银当不在少数，从明代抗矿税斗争力各朝之冠可以看出这一点。当然，明政府管理控制不到的矿山所生产的白银最终还是进入流通，从而增加了流通中的白银数量。国内产量的上升和社会中积累量的增长是明代流通领域白银增加的首要原因，占第二位的原因就得算海外输入量的迅速增长了，这一点跟世界形势有关。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随着美洲丰富矿产的开发，大量金银到了欧洲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辗转运到东方，在换货贸易中为平衡国际贸易差额作为世界货币流人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是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于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有用矣。"〔65〕马端临谈到上古之世由珠玉、黄金、刀布构成的货币体系，也谈到了由于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数量太少，使得铜钱长期在交换媒介中唱独角戏，这就是货币体系的破坏。对于后来纸币加入货币行列马端临是反对的，他虽然认识到"五金"都可制币，但仍主张以"可贵而适用者制币而通行"，也就是要建立结构正常的货币体系。马端临的见解是正确的，虽然他未及见明中叶后形成的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货币体系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在这漫长时期的两头，都存在完整的货币体系，即由黄金和铜钱，白银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这两种货币体系的结构是正常的，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而自魏晋至明中叶的十二个多世纪中，货币发生极大的动荡。从货币体系角度入手，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背景的变化，可以在二千余年货币的动荡、变化和恢复稳定中理出一条线索，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