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所替代，兵不血刃，同样可以达到“增加财富”的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抢市场”、“抢竞争制高点”实质就是“抢财富”。
　　二
　　所谓金融，简言之，就是资金的融通。自金融活动出现那天起，为实体经济服务，是该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职能。但是，论文联盟随着股票的出现、投资银行的兴起、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的职能在悄然演变，逐渐由原来主要服务实体经济异化为主导、控制实体经济，从国民经济的配角异化为国际经济的主导。当今的美国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就是将这种异化演绎到极致。
　　金融机构的诞生与金融行业的出现，主要是解决投资者与借贷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风险与成本，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增进经济效率，间接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但是，金融家在利用借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发现人为制造、放大信息不对称，可以带来更大、更快的收益。虽然金融监管当局与社会舆论的制约可以适当扼制这种不道德行为，但是，金融家为获得垄断利润，可以不择手段。
　　他们巧立各种名目，美其名曰“金融创新”，规避金融监管与舆论监督，人为制造、放大信息不对称，通过操纵金融资产价格、吹大经济泡沫、转移风险、关联交易等途径进行敛财，如此金融就由原来一种配置资源的工具，异化为劫掠财富的手段。所以，现代金融具有两面性，即配置资源与劫掠财富。传统金融业务如商业银行业务，更多的是配置资源，积极面更大；现代金融业务如资本市场、影子银行，则越来越倾向劫掠财富，消极因素更多。
　　三
　　由于财富的货币化、数字化与虚拟化，使得金融本来作为一种融资服务工具，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工具，越来越异化成为一种获取、乃至掠夺财富的最隐蔽、最便捷、最经济的手段。在金融资本的长期不懈努力下，一些国家的金融利益集团控制了国家政权。在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在“金融深化”可以促进增长、带来繁荣的理论蛊惑下，用国家、国际组织的力量，令金融资本向世界扩张。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核心是金融自由化)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置于金融资本的统治之下。
　　金融异化的核心就是控制，金融控制决定资产定价权、金融话语权，最终决定利润、利益分配与支配权，决定博弈双方，谁是刀俎，谁又是鱼肉。金融大鳄于斗室谋划，国际战略家运筹帷幄，主要就是“控制”；后进国家、弱小国家的金融安全的核心就是免遭“控制”。透视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环视当今各类金融险象，那些遭遇金融危机、深陷金融险境的经济主体，无不是在“金融深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的旗帜下，逐渐失去对本国金融的控制。因此，金融安全防范与维护越来越集中到“控制”层面，金融理论思想的控制、金融决策与政策的控制、金融人才队伍的控制、金融市场交易的控制、金融资产价格的控制等直接关系到金融主权与金融治权、关系到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这些必须集中国家智慧与力量，在战略层面进行谋划与布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风险防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东南亚金融危机清楚显示，金融危机不仅会导致经济危机，还会引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国家危机。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几十年辛苦劳作而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就被国际金融大鳄席卷一空。印尼盾的货币危机，在内外游资的冲击下，很快演化为金融危机，恶化为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交织着种族矛盾，使危机不断蔓延与恶化，最终出现政治危机——政权更迭，统治印尼30多年的苏哈托政府倒台，更有国家危机——东帝汶独立，亚齐等省分离倾向更加明显。很显然，虽然金融危机不同于战争，但是金融危机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结果十分近似。
　　总而言之，金融是把双刃剑，合适运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应用不当，会增加经济风险、激化社会矛盾。所以，世人在关注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在经济金融化下，一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受冲击的不仅是虚拟经济，还有实体经济，而且金融危机往往会恶化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往往会波及其他尤其是邻近国家，进而演绎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经济金融化与经济全球化正使国际金融动荡成为常态，日趋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劫后余生的亚洲国家正是从东亚金融危机中，才认识到金融的强大破坏力，才认识到仅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未必能有效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才认识到金融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也是国家安全的薄弱环节。金融是“第二国防”，中国共产党应当像掌控军队一样牢牢掌控金融，实现党对金融的绝对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