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汇率是开放 经济 环境下的核心工具变量,汇率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变动是汇率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壁垒的逐渐多样化以及反倾销、保障措施使用逐渐的广泛,对汇率传递的研究也逐渐渗透到贸易保护政策上来,为此弄清汇率不完全价格传递现象存在的原因,从而发挥汇率传递在贸易保护中的作用。
关键词:汇率传递;贸易保护;理论体系
汇率在维持一国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核心工具变量。对于汇率传递问题的关注开始于世界由固定汇率体系向浮动汇率体系转变的时期,目前它仍然是关于外部调整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尝试对不完全汇率传递的原因进行解释,在明确汇率变动对价格体系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的同时,分析汇率传递在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中的作用,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方向指引。
一、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理论预期与现实差距
汇率变动对价格的影响是汇率传递(ept,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研究的主要内容,ept的基本思想是假定厂商只关心以本币表示的收益,这样,汇率的波动就带来了是由出口国还是由进口国来承担相应价格调整成本的问题。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以一价定律为基础,一般假定本国是一个小国,世界市场完全竞争,本国是一个价格接受者。在没有运输成本、关税和其它贸易障碍的情况下,国际套利使商品价格满足一价定律,汇率变动会引起进出口价格同比例变动,在这种情况下,汇率传递是完全的,而且价格对名义汇率冲击会做出即时的调整。wwW.11665.COm
然而,实证研究却显示,汇率变动对价格水平的传递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完全的,这方面的 文献 可谓数不胜数。woo(1984)曾研究了汇率变动与美国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认为传递效应大约为40%。goldbert 和knetter(1997)的研究表明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传递大约是50%。burnstein et al.(2002)研究了九例货币贬值事件,他们发现,消费者价格对汇率变动没有产生大的反应。卜永祥(2001)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1个百分点,会带来零售物价指数047个百分点和生产者价格指数053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化。
二、不完全汇率传递的理论解释
对汇率传递进行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汇率传递的理论体系,它们主要是围绕不完全汇率传递的原因展开研究的。这些研究可分为静态收益最大化理论(dornbusch,1987;knetter,1989),沉淀成本(sunk cost)理论(baldwin and krugman,1989;dixit,1989)以及本地货币定价(lcp:local currency pricing)理论(obstfeld and rogoff,1995;engel,1999)等。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完全汇率传递进行了解释,并都在实证研究中获得了一些数据支持,但从根本上这三种理论分支都认为市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传递的程度。
(一)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理论解释之一
dornbusch(1987)使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研究本国厂商和进口竞争品厂商的策略行为如何会导致进口价格对汇率变动不敏感的结果。他假设经济存在确定的、外生性名义汇率运动,汇率运动和较低的货币工资弹性对某些厂商产生了成本冲击——本国市场上的外国 企业 和本国的出口型企业——从而带来了行业范围内的价格和产出调整。这一调整过程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本国和外国同类商品的替代程度;市场的组织结构。在市场细分的情况下可贸易品的生产商就可能获得实行三级价格歧视的市场力量,根据目标市场的不同对自己的商品收取不同的价格。在同质产品的古诺模型分析框架下,厂商最大化其利润,从而得到均衡价格对汇率的弹性为:φ=[sx(]n*[]n[sx)][sx(]ew*[]p[sx)]。它决定于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外国厂商的相对数量[sx(]n*[]n[sx)]和外国供应商相对成本对价格之比[sx(]ew*[]p[sx)]。它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强,进口在总销售量中所占比重越大,价格对汇率越敏感。
hooper 和mann(1987,1989)的研究表明传递程度与利润加成和生产成本对汇率的弹性成反比关系。当本币升值时,如果向本国出口的企业获益越多,则本币进口价格下降就越小,传递就越不明显。如果以本币表示的外国生产成本上升,而本币升值时成本上升较小,则本币进口价格上升幅度就小,即传递程度也较小。
dornbusch和hooper-mann的模型都表明传递程度与消费中的进口品比例和行业的竞争性成反比关系,这一模型巧妙地与下面讨论的“据点”(beachhead)模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二)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理论解释之二
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理论观点对汇率调整的延迟现象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说明,这一视角实际上和厂商的长期市场战略相关,认为出口企业在进入外国市场时需要支付相当数量的沉淀成本,正是这些沉淀成本延缓了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的传递程度。
有关贸易的沉淀成本和滞后效应(hysteresis)的文献(baldwin和krugman,1989;dixit,1989)表明大汇率变动的贸易效应不会仅仅由于汇率反向变动而得到逆转。如果出口企业已经支出了沉淀成本在目标国建立“据点”(beachhead),则在某种程度上出口价格和贸易流对汇率变动的响应是不完全的。
使用沉淀成本对汇率不完全传递进行解释的模型主要是滞后模型(hystersis models)。krugman 和 baldwin(1987)以及baldwin(1988)的研究表明,如果外国企业由于面对显著的沉淀成本或消费者的转换成本比较高而不敢轻易进入美国市场,则美元升值可能使得采取进入策略就是有利可图的。企业的市场份额上升意味着它的需求曲线会发生变动,这反应了更高的需求弹性,从而降低传递程度。一旦进入了该市场,即使发生了大的美元贬值的情况,新企业趋向于保持它的价格稳定而不会采取提价或退出市场的策略,因为将来存在更大的再进入成本。但为了保持价格稳定厂商必须调整它的收益率。滞后模型表明汇率变动的传递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是稳定的,但超出这一范围的汇率波动可能会改变市场结构和长期传递关系。
baldwin(1988)发现美国汇率与总体价格水平的传递关系在1982年存在结构断点,这一时段是美元高度升值的时期。在同一时期总的进口品市场份额显著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的其他年份情况也大致如此。长期传递水平的下降加之进口品市场份额的上升验证了滞后模型的假设。
(三)汇率不完全传递的理论解释之三
由于一些研究表明汇率变动对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接近于0(engel 和rogers,1996;campa和goldberg,2002,等等),这说明汇率变动很少显著地改变相对消费者价格。因而,在mundell-fleming类型的模型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支出转换效应似乎在消费品层次上却无关紧要。正是基于这类实证分析结果,一些经济学家(如betts和devereux,2000;devereux和engel,2002)得出货物名义价格是以本地货币定价的结论。
devereux 和 engel(2002)认为,在存在名义刚性和lcp的情况下,消费者价格在汇率变动时可能确实只存在微小的响应。价格是以生产商还是本地货币设置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生产者货币定价(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pcp)模型结论支持弹性汇率制度,而lcp模型则怀疑弹性汇率制度的优越性。lcp和pcp模型得出的汇率变动对进口和出口价格的传递程度是不同的甚至相反。obstfeld和rogoff(2000a)的研究表明汇率与贸易条件的相关性在lcp时为正,在pcp时为负。choudhri et al.(2002) 发展 了一个融合lcp和pcp的一般化模型,尝试对不同的lcp和pcp模型进行整合,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obstfeld和rogoff(1995)的分析创造性地将名义粘性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建立了分析 经济 主体行为的微观基础。通过求解经济个体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可以对宏观政策进行明确的福利分析。而名义粘性和垄断竞争的假设前提又使模拟冲击的传导机制更贴近实际,因此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较之传统国际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大大前进了一步,并成为目前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主导方法。就汇率与价格的关系而言,在粘性价格环境中,生产者名义价格是预先确定的,一期过后才能得到调整。对于相对小的冲击,产出变成由需求决定,由于垄断厂商通常以高于边际成本的水平设定价格,因此在预设价格情况下满足未预期的需求是有利可图的,因而在短期,弹性价格情形下通常可以得到满足的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方程在粘性价格情形下不再成立,产出完全由需求决定。虽然价格是以生产商货币预先设定的,但是厂商产出的外币价格必须随汇率变动而改变。因而粘性价格情形下,汇率变动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为:p&=(1-n)e&,p&*=-ne&,p和p*分别为本国和外国基于消费的货币价格指数,n为本国厂商在世界同类商品厂商总数中所占的比重。
(四)其他的解释途径及方法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对不完全汇率传递的研究也逐渐深化,认识也更加全面,分析过程也引入了跨国公司、理性预期、非贸易商品等与 现代 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因素。
krugman(1986)的研究将汇率引起的国际市场价格歧视称为“按市场定价”(pricing to market,ptm),ptm方法结合了具有微观基础的汇率传递研究成果。在ptm框架下,细分的目标市场允许 企业 通过改变价格加成而使得产品价格保持平稳,以达到稳定国外市场份额的目的,从厂商的市场策略角度对不完全汇率传递做出了合理阐释。
长期收益最大化模型(dohner,1984;froot 和klemperer,1989)表明进口价格的决定随本币预期的将来价值一起变动。在froot 和klemperer(1989)的两期模型中,长期收益在第一期依赖于市场份额。向本国出口的外国企业需要在市场份额上所作的投资依赖于其对本币将来价值的预期。一次“永久”的本币升值会降低第二期的成本,提高将来的利润,因而提高企业现期的市场份额。但是如果现期的升值被认为是临时的,则该企业将来本币收益的外币价值与现期相比就会有所下降。企业的响应就是在市场份额上不做投资,因此价格下降就少,与永久性升值相比传递程度就有所降低。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不断下降的趋势,wilamoski(1994)认为进口商品属性的结构变动可能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 工业 制成品的比重发生变动,或者国家来源构成发生变动等等都可能造成传递程度发生变化。如果资本品的传递效应较低,则进口结构朝向资本品的变化就可能为汇率传递程度下降提供一个解释。此外,如果来自某个国家的整体进口份额上升,而该国又具有低的传递性,则总体的传递效应也可能降低。传递程度可能在不同的制造业产品之间不同,或者在不同来源的商品之间也不相同。
(五)汇率传递研究的新发展动向
关于汇率传递的研究正朝向更加明确的政策研究转变,最近的研究主要围绕合适的汇率政策,一般均衡模型中汇率制度的优化以及对国家外部冲击的调整等议题展开。还有一个新方向就是汇率传递关系的稳定性。
taylor(2000),goldfajn和werlang(2000)认为在某些国家,汇率传递效应正在随时间变化而下降。taylor(2000)使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模型表明汇率的持续冲击以及受冲击影响的厂商比例将决定厂商对汇率变动的反应方式,他由模型分析得出一个可检验假设,即汇率的传递是内生于一国的通货膨胀状况的。他认为,在全球竞争压力提高和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中,企业难于将汇率变动对价格的影响完全转嫁到出口商品上,进而推导出结论认为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也降低。
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成长壮大,公司内贸易(intrafirm trade)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学者认为公司内部交易可能对常规的经济刺激没有反应,然而相反的观点认为在不同的国家设立制造业子公司增强了信息流在厂商内部的国际交流,允许它通过在国家间转移生产活动对国际价格变动做出更加快捷的反应,rangan和lawrence(1999)提供了公司内贸易对汇率变动具有显著反应的证据。
aksoy和riyanto(2000)在垂直相关市场结构下为研究汇率传递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他们假定厂商在最终品市场上进行古诺竞争,在投入品市场上进行bertrand竞争。汇率冲击对最终商品市场的影响可分解为两种效应:贬值通过使外国竞争者的成本增加直接提高了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此外,由于汇率冲击也影响投入品市场,因而它也会产生间接效应。贬值会提高进口投入品在本国的价格,增加本国生产最终品的厂商的成本。这种分解在以往的汇率传递研究中往往是被忽视的。汇率传递程度依赖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相对重要性。通过在中间品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达到均衡,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垂直一体化市场上的汇率传递程度系统性高于垂直分离市场的传递程度。
对于流通环节较多的商品,从进口直至到达消费者,它们实际上包含了大量的非贸易的市场投入。此外,商品也可能经历了不完全竞争的流通 网络 ,因而在消费者价格和原始价格之间的联系可能进一步弱化。corsetti和dedola(2002)提供了对这些现象的正规模型分析,他们表明当存在分销成本时,企业也可能面对汇率波动的抵消因素,这会导致国际价格歧视和不完全传递汇率传递。
当然,这些对不完全汇率传递进行研究的经济理论之间并非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在dornbusch(1987)的分析中,汇率变动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他指出的四种因素包括:商品之间的替代性,市场组织结构,本国和外国厂商的相对数量以及市场需求曲线的函数形式。在利润最大化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市场结构的影响。
三、传递效应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深化
最初研究汇率传递效应的理论无外乎目标都是汇率变动的政策效应,比如对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机制的影响,汇率贬值的贸易促进效果的衡量,等等。然而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壁垒的逐渐多样化以及反倾销、保障措施使用的逐渐广泛,对汇率传递的研究也逐渐渗透到贸易保护政策上来。
finberg(1989)研究了美元贬值和美国发起的针对巴西,日本,韩国和墨西哥的反倾销指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美元相对于外币贬值导致明显的反倾销指控增加,特别是针对日本的。他认为这是由于美元贬值会立刻降低外国公司以自己货币表示的向美国出口品的价格,而这个价格正是美国商务部确定存在倾销的主要依据。因此,如果存在不完全汇率传递,或者外国 企业 调整价格的速度较慢,则裁定倾销成立的可能性就大。
knetter和prusa(2000)修改了上述文章的结论,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他们 发展 的模型表明汇率也影响损害确定结果,但结论可能是不确定的。因为美元的升值会压低进口,因而,使得损害确定更加不可能发生。因此,汇率对反倾销裁定的影响依赖于是确定存在倾销还是确定存在损害。他们检验了美国,加拿大,欧盟以及澳大利亚总体的以及双边的反倾销发起案件,与feinberg(1989)的结论相反,他们发现美元升值导致反倾销活动增加的强有力的证据,这说明要成功地发起反倾销,损害确定更加重要。
总地来看,汇率传递本身是研究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价格的影响程度的。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日常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已经司空见惯,许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