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经济专史研究

【关  键  词】国债理论/清末公债/经济分析

【  正  文】

国债是在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个特殊的财政范畴。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展，特别是在对外进行战争和加强国家干预经济之际，国家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仅靠增加税收已不能满足国家各项开支时，政府往往在信用制度业已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上，以国家信用形式集中部分社会闲散资金，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最初筹措国债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克服当时的财政困难。在资本主义初期，国债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杠杆。马克思说：“公债成为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每次国债的一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人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3页。）
在正常情况下，国债的发行都必须以一个发育完善、运作正常、流通顺畅的国债市场为依托。如果没有相当发达的国债市场，特别是发达的国债二级市场，国债的大量发行也是不可能的。国债市场的发展状况，直接制约着一级市场上的国债发行。同时由于国债市场作为综合实施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结合点，而日益成为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wwW.11665.cOM因此，国债市场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政府经济目标的实现和政府调控市场的成效。
一、问题的提出
清末，由于军费及各项赔款支出巨大，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弥补财政不足，于是便效仿西方，发行国内公债。清末总共发行了三次公债：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信股票”和1911年的“爱国公债”。
清政府第一次发行内债是1894年的“息借商款”。这次发行公债的目的是为了应付甲午战争的军费，由户部建议向“富商巨贾”借款，成为“战争留下之纪念品”。发行办法是向北京及各省分额募款，以地丁、关税担保，各省实行的募款办法各不相同，如北京规定分两年半还本付息，以6个月为一期，第一期还息不还本，自第二期起本息同还，每期还本1/4，月息7厘，印票以100两为一张，如在1万两以上，可“给虚衔封典，以示鼓励”，举债对象是“官绅商民”。（注：千家驹：《旧

公债没有起到西方公债那种原始积累杠杆的作用，而且从国债市场本身看，当时存在着法律与监管体制不完备、中介机构不成熟、市场发展空间比较狭窄等差距。第四，清末滞后的金融市场严重妨碍了国债的发行、流通，国债的金融功能呼唤

义又逼迫清政府在短期内支付巨额赔款和还辽费；不久，帝国主义各国又向清政府勒索一笔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此外，甲午败绩，使清政府深信武力的大规模现代化刻不容缓：新式军队的操练，对中央及督抚来说，俱为额外的财政负担。这些非常支出，远远超过了清政府财政负担的能力。甲午战后

际上不会均匀地落在每个消费者身上，每个消费者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也不尽相同。近代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特权阶层不仅不交税，而且还可盘剥平民百姓，由此特权阶层的消费倾向与平民百姓有着天壤之别。这样便从两个方面破坏了等价定理的前提。所以康有为就当时负担不均、侵吞严重的弊病指出：“吾见己未之事，酷吏勒抑富民，至于镇押，迫令相借。既是国命，无可控诉，酷吏得假此尽饱私囊，以其余归之公。民出其十，国得其一，虽云不得勒索，其谁信之？”（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
第三，等价定理实质上假定税收只是总额税，因此认为公债替代税收只会产生一种税收总额的变化，而总额变化又完全可以由公债数量上的变化来抵消。但近代，大多数税收并不是总额税，而是针对不同的产品、不同的经济行为而开征的，如盐税、厘金等。不同的税种具有不同的经济影响。比如，厘金会限制物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盐税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不同的税收会使经济行为发生不同的变化，而经济行为的变化就意味着李嘉图等价定理可能不成立。
第四，导致等价定理可能失效的最重要原因或许是有限期界的影响。等价定理一个重要的假设便是：人的寿命期是无限的，不同时期的税收是向不同的人群组征收的。这样，债券持有人才会在未来的时期中面临纳税问题，而且他不可能逃避纳税。但是，每个人在实际上都不可能长生不老，从而不会关注在他死后所开征的税。如果消费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则他们确实可以通过死亡来逃避将来的税负，而他们又都享受到了当初由于政府以公债代替征税而产生的减税的好处；如果政府把当前的税收用于支出，那些当时活着的人便承受直接的税收负担；如果政府借债以用于支出，并在以后向将来的各代人征税以偿还债务，当税收提高时那些活着的人可能不在世了。清末发行公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偿还战争赔款，不影响政府的其它财政收支，当期税收也没有减少，相反还有所增加，因而债券持有人享受不到减税的好处。 三、公债认购主体——“官绅商民”的经济分析
国债本身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财政杠杆，在调节经济，尤其是在调节不同阶段和阶层收入分配方面，具有强有力的作用。清末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信股票”两次公债的认购主体是“官绅商民”，1911年的“爱国公债”则一般商民很少认购，只有少数王公贵族、文武官员购买少许，绝大部分是由清皇室以内帑现金购买。具体到各地，每一次公债的应募情况也不完全一样。如“息借商款”系首次由政府向民间募借资金，从商民应募的实际情况看，由于统一的章程没有发挥作用，在京城，应募者主要是在京银号、银庄；在广东，主要应募者为忠义公司、七十二行商等。
在“官绅商民”和清皇室看来，认购公债是其可支配收入的运用项目，并不影响其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购买公债的人是富商，这些钱本来会拿去奢侈消费，但购买公债在近代是一种新式的投资行为。这一投资行为，本应是自愿的，而1894年的“息借商款”是向北京及各省分额募款的，带有很浓的强力摊派色彩。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时虽然规定“官绅商民，均量力出借，无庸拘定数目”，“劝令绅商士民一体量力出借，仍不得苛派勒捐，致滋纷扰。”“所拟章程，既不责以报效，亦不强令捐输，一律按本计利，分期归还……”。（注：千家驹：《旧

为收付，不经胥吏之手”（注：《申报》1898年2月7日。），但州县以下之募款几乎完全依靠原有的征赋机构，因此清朝财政中的各种弊端也就在征借过程中层出不穷。（注：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351页。）
发行公债的技术条件是要有近代化的金融机关，有全国性的金融市场。有金融机关，才能通过公债吸收社会上的流动或闲置的资金；有金融市场，资本家或投资者才愿意把资金投资于购买公债，而公债亦才有可能当为“有价证券”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