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法律语言运用上表现出用词简约、表达空泛、指示模糊的倾向，以我国早期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刑书《吕刑》中的一段为例说明：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唯官，唯反，唯内，唯货，唯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
　　这段引文句子形式是四字句，之间没有关联词语，仅凭内在语义联系，此种句法称为表达中的意合现象。当然这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归纳而轻分析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的。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上也是简约、经济。汉语用关键性词语去负载全句的意义，把非关键性词语去掉，而把整句浓缩成四字语来表义。四字句具有短促明快、灵活多变、表现力强、言简意赅、含义丰赡的特点，用在文学语言里使文学形象产生简约、内涵丰富的特点，用在法律语言里不仅使法律表述具有极强的弹性，而且这种严整的四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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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显示出“王命”不可违、法律不可疑的威严来。因此这种表达方式非常普遍地存在古代法律语言里。整理：WWW.11665.COM 。
《吕刑》的四字语对后世法律语言影响极其深远，这种影响不仅在四字格这种句形上，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所蕴含的内涵成为后世法律语言运用的一种境界追求。例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南齐书日录序》中说：“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法律语言必须“至约”，凝炼简明，有以简驭繁的语言运用能力。至今，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法律语言简约、模糊的风格仍影响着现代的法律语言。例如，我国立法以简约为上的传统和立法“宜粗不宜细”基本方针的影响，使我国刑法中出现了一些非逻辑、模糊性的现象。可以说具有准确精炼庄重的规范化要求的现代法律语言，也是精确与模糊矛盾地并存着。与中国法律语言相比，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西方语言大多是曲折语，其特点是严谨，表现为主语与谓语，形容词修饰语与中心语的结合要求一致严格的关系，动词对它所支配的宾语也有特定一致的要求。正是这种形式，使得西方语言在表述严谨、复杂的法律内容的时候得心应手。而中国法律语言在这方面则有些距离。
　　其次，在谈法律语言问题时，不能不探讨汉字对它的巨大影响。作为汉语最基本单位的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法律语言的物质载体。它以音形义兼记的方式存在，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具有表音和表意功能的文字，表达词义简洁、构词灵活，其字形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和联想。因此由这种汉字构成的汉语形成了语义意合特质以及模糊表达等规制，合生出“文约而事丰”的文风。这种文风正与上述传统哲学思想形成的文风吻合。
　　再次，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产生一批独特的法律词汇和概念术语。中国古代君权至上，君权代表国家的意志，“权”即“法”，从战国李悝著《法经》以来，便民刑不分、诸法合体。而实际上，在国人眼中，“刑法之源本乎礼教”，“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把法视同为刑，“法”即“刑”，“刑”即“法”。中国古代的法治其实就是一种“刑治”。法律是以“禁令、刑罚、命令”形式出现和存在的，所以一种“杀伐”之气时常流露在法律语言中，形成独特的法律词汇和概念术语，而且表现这种“杀伐”的中国法律语言，也总是凸显出一种高昂的“政治热情”：律、令、科、比、五刑、五听、狱、判、囹圄、录囚、八议、城旦、鬼薪、凌迟、车裂、腰斩等概念记录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固有的特征。潘庆云认为“汉语法律词汇发展的过程是旧质要素不断消亡和新质要素不断产生的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随着法律制度的演变，法律旧词语如：“昏”“墨”“廷杖”“车裂”“流”等逐渐被淘汰消亡，新的词语逐渐产生论文联盟http://，但现代法律语言词库里仍有一些法律词语保留着其旧有的含义和色彩。如：古代多指“狱讼”“讼案”的“狱”，现代法律语言中仍存在，指称“监狱”。
　　总之，传统文化孕育了[转贴于:论文大全网 https://www.11665.comhttps://www.11665.com/culture/traditionalculture/201209/1353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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