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关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讨会，于2012年10月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十几位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及转型期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和文化观的关系，是会议讨论最热烈最集中的一个话题。与会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包含真正科学的文化观、包含了怎样的文化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提出文化发展中需关注的三个问题：（1）马克思哲学话语中的文化问题。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关系，以及文化逻辑的自身理路是什么？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是什么？马克思哲学遗产与后继者的文化情怀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作为理论前提需要加以思考的。（2）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理论问题。基于文化的现实定位、逻辑定位，文化的精神维度、实践特性日益凸显。从社会资本、文化安全、文化决定论、文化史观等视角思考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叙事与微观分析的关系等等，需要进一步廓清。（3）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反思的哲学是文化的自我关注，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哲学的自觉。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文化自觉的语境下开阔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正确破解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WwW.11665.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副研究员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三：（1）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提出过严谨明确的文化定义，也没有对文化问题进行过系统完整的论述。（2）后人整理出来的唯物史观命题，主要强调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类似于自然必然性的铁的规律及相应的真理性认识，而“文化”只是作为一个分支性论题而得到了附带性的阐述，因而唯物史观并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真正科学的“文化观”。（3）绝大多数当代研究者在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时所使用的文化定义，大多未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加以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和严整的学理论证，而是单纯以“平移”的方式，直接从具有实证主义哲学背景的文化人类学学科中移植过来的。真正在确立唯物史观的文化观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哲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是有待于我们努力完成的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有三方面原因：（1）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原则来说，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唯物主义或粗俗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是被捍卫还是被批判。（2）历史唯物主义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存在论意义的基础，文化建设必须在这一基础上领会自己的前提和限度。（3）文化研究适应、契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
　　尽管学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观是有分歧的，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各持所见，但都认为把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考虑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文化发展问题，使文化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理论深度；另一方面，文化问题的哲学研究会进一步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使唯物史观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凝聚奋发的精神纽带。文化内蕴的强大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繁荣的重要表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与会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在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强调，文化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我们应重视在广义上对文化的理解。在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之间，自觉是首要的根本性的，缺乏自觉的自信，不过是盲目的自信，形同无根的浮萍。只有在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根基上，才会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同时，在关涉文化的理解、持守和创优等问题上，尤其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关注，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文化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创优的过程，文化创新重在创优。中华文化要在当代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就必须发扬这种文化的创优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副教授指出，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繁荣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人的思维创新同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文化的哲学规定与实践选择，认为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文化实践是思维创新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体现中华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胸怀。确认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文化规定，审视文化实践进程中的观念变迁，领悟在文化自觉中培育的创新思维，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社会与幸福中国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阐述了超越“王道”理想，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向民族传统回归的思潮，试图从道德良心和王道政治中寻找当代社会治理和制度重构的思想资源。他们呼吁用儒家的“王道”逻辑、“天下主义”置换西方社会的“丛林法则”，这是片面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节点在于公共交往领域的现代化，包括政治、法律、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德的重塑等等。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确立公民的社会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确定国家权力来自每个公民的权利授予，确认在社会事务中人人自由、在权利和义务上人人平等的原则，从本质上界定公共权力的来源。
　　三、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华文化凝聚力之最本真、最集中的体现。与会学者就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各抒己见，相互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