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文化安全战略体系构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是我们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社会稳定和中国崛起的准备性条件。新世纪的文化安全研究，将是我们坚持文化领导力和确立与中国经济地位相符的文化影响力的现实基础，这需要文化安全研究思路的拓宽、文化安全观念的拓展，更需要文化安全维护路径的战略谋划。文化的复兴和繁荣是中国崛起的历史使命，崛起的中国要构建文化安全的战略体系，要在文化发展和文化交往中实现文化安全。一国在与其他文明交往的同时，只有充分保持本国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才可能更好地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本质特征。
　　一、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使命和战略诉求
　　国家崛起的过程就是由相对落后状态转为繁荣富强的发展历程，是对地区或世界力量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一国崛起往往会带来国家冲突和战争。多数学者认为，新兴大国会冲击现有国际体系，与已经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国利益产生冲突，因而会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产生消极乃至破坏性的影响。“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很可能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单地说，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1]（p94）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为了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不利舆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战略与和平发展道路。Www.11665.com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与和平发展道路包含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国家战略目标，我们的目的是在21世纪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世纪梦想；二是中国发展的方式只能走而且必然会走和平的道路，这不仅仅是因为外部因素，即当今全球相互依赖的增强要求我们选择和平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内因，即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和过去的外交实践内在地规定了中国强盛与复兴只能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实现。
　　无论国际社会如何评判，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十一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都有大幅增长，出口额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综合国力提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先后超过加拿大（1995年）、意大利（2000年）、法国（2005年）、英国（2006年）和德国（2007年），2010年中国经济高调崛起，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贸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声音。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合作机制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中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在经济领域跻身于世界事务的核心决策圈。
　　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不只是经济物质层面的崛起，更根本的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崛起。文化实力是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前提下国家组织行动的整合能力。“文化力量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增添分量。”[2]（p13）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权力体和经济体，还是一个文化体。只有文化上的崛起和复兴，并对世界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具有影响力、吸引力和贡献力，才能获得世界的尊重。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文化对于世界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全面复兴[3]（p264）。美国学者也指出，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不能没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4]（p100）。中国选择了和平崛起，就选择了文化的道路，这一道路选择本身是中国文化的“内生规定”[5]（p4）。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软实力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和改变对方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来获取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和认同，相比政治和军事手段而言，文化的作用更为持久，可供选择的手段也更为灵活。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是中国文化对国家崛起之路的内在规定，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
　　传播中华文化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诉求。实行什么样的文化安全战略，取决于国家追求什么样的安全利益。从维护文化安全利益的行为看，可以分成内向行为和外向行为。一般来说，内向性行为是对现状的维护，属于防卫性的，适用于大多数中小国家；外向性行为主要是对现状的改变，适用于文化强国和大国。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区别于其他强国之处就在于采用商业和文化扩张的模式，把意识形态渗透到国家利益的界定之中。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了与外交事务有关的核心思想或意识形态，并对外交政策产生强大的影响。美国未来将积极寻求国家的伟大性和寻求自由、种族等级观念和对革命的一种复杂、矛盾的态度[6]（p20）。美国通过兴办教育、传播文化等方式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以美国对华文化交流为例，19世纪末，中国各地都有美国传教士的身影，从1886至1918年，仅美国“学生志愿者国外传道会”就向中国派出2500名传教士，占其派往海外传教士总数的近1/3[7]。美国传教士把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办报纸和杂志，向中国人介绍外部世界。可见，无论是崛起中的美国、还是维持主导地位的美国都很重视文化的对外传播，重视“隐形霸权”的建立。美国通过文化传播渗透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而中国文化输出的目的是拓展中华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力。文化因素不仅关乎中国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而且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关系着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

　　二、维护文化安全的观念变革
　　文化安全首先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过程中的一个时代命题，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不仅是器物层面的流动、经济层面的一体化和效率化，还有文化和观念层面的巨大撞击和体制层面的巨大变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拉近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世界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频度上相互交融、碰撞，每一个国家都难以隔绝与外部的信息交流，文化安全问题随之得以重视。一方面，全球化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大众化，冲击了文化的封闭性，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全球化加深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同时也使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产生了担心本国文化将被外来文化侵袭或吞噬的不安全感，各国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国文化的思潮。全球化和信息化又使美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战略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如虎添翼，美国把其优势文化强加或者至少传播给其他国家的人们，模糊每个国家独特的文化身份。我们从全球化的命题思考文化安全时，主要是指防止异质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生活的渗透和侵蚀，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被重塑和同化，是从文化主权和外部威胁的视角来思考文化安全。我国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是指文化存在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其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是对文化主体的生存权利、生存方式和改造世界的独有方式及其文化成果的理解、承认、尊重和保护，是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合法生存和合理发展[8]。面对全球化所引发的“文化地震”，中国在接受和拒绝之中寻求平衡，通过政府的行动来“管理”全球化进程[9]（p916）。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带有广泛意义、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即是在全球化大环境下，中国应该如何兼顾文化市场的对外开放与维护文化安全、文化主权的问题。对全球化命题的深入探讨和全面理解，将促使我们以更复杂的思维和立体化的观念去应对多变互动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探索当代中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创新之路。
　　文化安全又是一个中国命题，伴随着中国崛起得以突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必须充分调动与合理运用国家的全部战略资源、力量和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也包括文化力量及由此产生的广泛的国际影响和世界认同。中国只有增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别人才会追随；中国只要建立与内部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就没有必要改变自己。文化作为不同于经济、军事的一种软手段，既可长期固守安全的防线，也可对别国文化施加影响。对于崛起的中国而言，文化安全不仅仅是筑起壁垒的被动回应，从防御性的被动文化安全观念转变为防御和拓展相结合的主动安全观是维护文化安全应有的战略思维和观念。文化安全的核心是全球化形势下民族国家文化竞争力的问题，既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还需要有多渠道的文化交往，也就是说要在文化发展和交往中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这是国家的一项战略议程，文化安全的内涵从文化主权延伸至文化发展与文化交往。中国文化应当而且完全有能力走向世界，在让世界尊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同时，也认同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经济发展的方式和发展方向。
　　国家文化安全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安全主题。造成一个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在思考全球化语境下逐渐得到认识和重视的文化安全时，更加注重外部威胁，即文化安全的外部因素。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在逻辑和理论上应包含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内部威胁在某些领域甚至要大于文化安全的外部威胁。文化安全战略观念中要重视内外互动与结合。我国文化安全的外部威胁源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及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高科技载体带来的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其中，美国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其实质是以强权形式输出、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实现文化“入侵”和“占领”，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里继续存在[10]（p10）。全球化无疑强化了这一现象，帝国主义的西方/非西方这一典型的二元对立仍是当今西方世界用来构建其话语的主导修饰语，只不过控制这一修辞的帝国已经从英法转移到美国。美国“通过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销售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发生作用。”[11]（p369370）在学术的理论层面，美国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非西方世界的相关领域具有核心地位；在观念和行为实践层面，美国除了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外，还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以及网络新媒体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或显或隐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和价值观念。美国将文化战略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把文化霸权视为主导世界的一个重要资本，文化战略和政治战略已经不分彼此。国内经济发展引发了道德和社会危机是中国文化安全的内忧。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也使中国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伦理道德、文化审美和对自我的理解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遭遇到复杂的前所未有的文化和认同危机。以富强为目标和使命的发展道路使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容易急功近利和专注物质成就。一旦功利、物质观念侵蚀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的道德教化功能则会大大减弱。因此，全力应对中国文化安全的内忧外患，规划和构筑21世纪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成为时代赋予的任务。
　　三、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体系
　　和平崛起的中国以战略视野和战略观念审视文化安全，要解决三个相互联系的关键问题：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文化挑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更加开放的思想体系；如何从总体上认识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挑战，维护文化安全不能采取闭关自守的消极回应，而应以开放心态充分引进并吸收消化。如果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前提是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那么，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开放的思想体系，同时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相融合。此外，我们必须从总体上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它如何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传播要有战略谋划，使之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维护文化安全的最终目标是创建出新的中国现代化文化和现代文明秩序，这需要基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础消化吸收外来文化，并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全方位的文化安全战略是以文化发展为中心实现文化的繁荣，以文化对话和文化建设为路径，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构筑文化安全的战略体系。文化安全的内部目标是确保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和绝对合法地位，实现个人的充分发展和文化权利的保护；外部目标首先是通过增强文化要素的竞争力来抵制外来文化中破坏稳定和侵蚀中国价值观的“文化渗透”倾向，维持较高的安全系数，还要提升和拓展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以坚持和维护文化领导力为目标，文化安全的国内战略包含观念形态文化安全、文化事业安全和文化产业安全三个主要部分（见表1）。文化不仅有作为观念形态的存在方式，而且还有“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存在方式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存在方式，对于文化概念理解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和存在方式的基本结构与整体性，也是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路径依赖。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获得治理的合法性，源于民众的“同意”，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12]（p83）。“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坚持和维护文化领导权的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它们规定和决定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在当代中国的运动方向和价值取向。
　　维护文化安全的内部路径体现在发展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和文化自由所培育的文化创造力。公民的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以及对个人进行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保护权[13]（p12）。随着公益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以及文化产业的成长对文化生产的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成果的总量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文化供给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如何给公民创造更多享受文化的条件是文化权利实现的最基本的内涵，包括对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基本的文化场馆的建设与安排，对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多种多样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供应等。如果仅仅是享受文化成果，那还停留在基本的甚至是被动的层面上，还要通过开展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得到充分的文化参与的权利。要真正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就必须要最大限度地提供老少咸宜、各得其所的参与文化活动的条件与氛围。只有当全社会的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并投入到文化创造活动中去，才能切实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化建设高潮，才能使群众的文化创造热情和潜能得到极大的发挥。没有这种自由的文化创造的空间和机制，文化权利的实现还将停留在较低层次上，还不能真正造就具有文化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现代公民群体。中国崛起使文化建设逐渐进入本体发展的阶段，确立以内容建设为主体的内涵发展模式。内涵发展模式以追求产品的质量为主，以完善文化激励机制、制度创新为主，以文化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的考核评价为主[14]（p17）。此外，社会文化新环境的营造、民间文化资源的调用、现代人文精神的培育、文化载体的创造等也是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文化安全的国际战略有两个层次：文化主权和文化影响力，即保障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地位，塑造文化影响力，提升软实力，实现全球范围内文化的多元并存。文化主权是针对文化扩张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民族文化被全面侵蚀的危险，并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完整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文化领域的扩张与反扩张、渗透与反渗透是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些西方国家把文化当成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对我国来说，只有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建立有效的文化安全机制，保证我国文化主权不受侵犯，进而在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赢得主动。然而，文化主权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体系，维护文化主权不能采取文化封闭主义的态度，在捍卫民族文化的同时，要有广阔的胸襟接纳外来文化，并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崛起的中国在战略谋划文化安全时，要拓展文化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是国家影响力的重要内涵和实现方式。国家影响力指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或对外交往中，为体现国家价值和理念，运用所需手段，使他方的行动与思维发生变化或产生认同的能力[15]。中国文化外交和文化安全的国际战略已经卓有成效，海外文化中心成为我国对外文化工作的新平台，既是我国整体外交阵地的拓展，更是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教中文和中国文化。在中国读书的外国学生从十年前的仅3.6万人增加到24万人。中国政府在对外宣传方面加大投入，包括开通24小时新闻电视频道。然而，我们也应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塑造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方面仍任重而道远。中国拓展文化影响力的行为也不应仅是宣传中国，更要传递中华文化，使其他国家认同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而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文化不是单一的，只有思想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文明的内部神经，因此，我国要注重输出中华文化中深刻的思想和高雅的艺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内涵和高度，而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包括当下的思想和精神。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增强是一个长期、逐步积累的过程和战略，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文化传播和交流。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国家与我国文化相近，是我国拓展文化影响力的重点区域，中国在东亚地缘文化战略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是维护中国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战略议程。
　　一个国家的文化要形成一种强大的影响力量还源于每一位国民的文化自觉。因此，在构建文化安全的战略体系时，要注意国内与国际文化安全战略的互动影响，即国内文化建设和跨国文化对话的良性互动，国内文化创新战略与对外文化交流战略的良性互动关系。内部文化发展是基础，外部文化外交是保障。在可信性是最稀缺资源的信息时代，最好的宣传是不宣传[16]。中国在努力利用文化介绍中国和讲述中国故事时，只有发出与国内相符的信号才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中国文化安全的构建需要过去和当下的文化资源，既要依托传统文化，也要依托当今的公民社会、艺术和私人领域的杰出人物和事迹，而这需要公民文化权利的保障，需要释放公民社会的聪明才智。文化安全的战略体系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外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