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路径

　　一、引言
　　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关注的原因既是因为地理空间上二者同处中国西南地区，还因为三星堆自被发现以来，许多试图证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同祖同根的假设不断受到质疑。越来越多学者提出三星堆文化是不同于中原文化、自行发生发展的古蜀灿烂文化[1-5]。同时，由于三星堆的许多文化现象一时不能很好地被解读，于是，学者们把眼光转向与三星堆在地域空间上更为接近的西南彝族文化[6-9]。把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联起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三星堆文物里发现了大量有规则的、类似于文字的符号。但这些符号与中原汉字体系不一样，目前学界还不能很好地解读这些符号。于是，这些符号被称为“巴蜀图语”。在逐渐否定了中原汉字体系与“巴蜀图语”有关系之后，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向跟汉字体系不同的彝文，试图从彝文探寻三星堆文化里的巴蜀图语，从而解开三星堆文化里的种种未解之谜。上述内容与观点，《新华网》、《四川日报》、《凉山日报》等媒体都做过相应报道[9]。学术界也积极就相关论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2009年10月11-15日，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凉山民族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西昌召开。2010年8月3-4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主持的“中国·凉山彝州论坛——古彝文化探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在西昌召开。WwW.11665.COM这两届研讨会的论文多有涉及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笔者在“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从语言学人类学证据谈古彝文化与三星堆古蜀文化的发生学关系”[10]一文。在“古彝文化探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彝族文化能为三星堆文化研究做些什么”的主题演讲[11]。
　　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方法论，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需要研究者睿智地判断用什么方法、从什么视角对其进行深度研究。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已经基本确定从中原文化的视角、以研究甲骨文的方法研究巴蜀图语等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需要另寻研究视角。从彝族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三星堆文化未解之谜是新的研究视角之一。目前已经有一些著述讨论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的关系。这些论述孤立地看，个个显得很有见解、很有新意，但问题是这些观点因为零散、系统性差，还不能很好地说服读者。本文试图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对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深度研究提出个人看法。应该说明的是，这仅仅是一种研究思路，旨在提出相关的假设，而不是研究成果汇报。
　　在彝族起源方面，目前中国学术界有两位知名学者的观点堪为代表，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位是彝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刘尧汉教授，他提出彝族是元谋猿人的后裔，中华民族甚至亚美人类是从元谋人后裔发展过来的。以今天中国境内而论，刘教授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及其文明是从西南走向全国的[12-13]。笔者认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彝族”概念相对于160万年前的元谋人晚许多，时间间隔太大，而且目前人类起源最有力的证据仍然是十多万年前的“非洲说”[14-15]。因此，笔者对刘教授的观点持保留意见。另一位是汉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易谋远教授，他提出彝族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融入了古东夷族而成。易教授与刘教授观点的不同之处是彝族先民部分由中国东部今山东地区古东夷西向再西南向进入今西南地区，与原居于四川成都平原的早期蜀人融合成为今天彝族的族源。易教授明确指出：1）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彝族多元起源的又一源是以母族昆夷而祖古东夷族；2）彝族的族称统称“尼”，是古“夷”字，即古东夷族的“夷”，通“彝”，成为今称；3）彝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民族始祖武洛撮，疑即蜀王蚕从；4）春秋中期蜀洪荒后彝族的民族再生始祖笃慕，疑即蜀帝杜宇；5）彝族的历数之祖额速，疑即颛瑞；6）彝史上的“鬼主”应释为“神守”、“鬼国”应释为“神守之国”[16]。笔者认同易教授的观点，在撰写本文的时候，笔者已假设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渊源关系。因此，本文不仅为彝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远景提供思路，同时亦为今后验证二者是否有发生学关系提供验证思路。
　　1964年，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g- skinner）响应当时学界“汉学已亡，中国研究永存！”（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的呼声，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中国研究能为社会科学做什么？” [17]。受施坚雅文章的启示，本文呼吁学界冲破学科牢笼，多学科协同合作，把三星堆文化研究视作整个四川盆地的区域研究。“彝族文化能为三星堆文化做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前提：（一）四川盆地是古藏缅语族的故乡；（二）古彝文是古巴蜀“图语”的嫡系文字；（三）彝族文化保留了古巴蜀文化。因此，笔者认为彝族文化研究能够，也应该对三星堆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二、从古彝语构拟论证三星堆文化
　　四川盆地区域历史上的族群，见于文献的计有犬戎、氐、羌、巴、蜀人、南夷/西南夷等名称。《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18]据学者研究“古蜀的地理范围，大致以今四川盆地西部和中部为腹心，向北包有今汉中盆地，向南跨有今川、滇、黔交界地带，向西进抵岷山以西的横断山区，向东直达川东地区，并曾较长时期及于长江三峡干流沿岸。”[19]从语言学角度论证彝文化与三星堆的关系，目前急迫要做的事情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做出古彝语和古藏缅语的构拟工作。其步骤是：1）古彝语的构拟；2）古彝语支语言的构拟。细分的第一步是各彝语方言古音构拟；第二步是古彝语构拟；第三步是古彝语支构拟加上古藏语支、古羌语支的古音构拟；第四步是古藏缅语构拟。只有完成了以上四步，才有可能与三星堆古蜀语进行比较。上述步骤图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