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放缓经济增速，另一方面提升质量效益，即实现经济上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经济增长；经济质量效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延式发展；内涵式发展；创新驱动；要素驱动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09-04
　　党的十八大报告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今天，我们重温《资本论》，运用其中相关基本原理探讨党的十八提出的新的经济理论观点，对于深刻认识《资本论》的时代价值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和提升经济质量效益
　　（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基调的崭新提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条新要求，居之首的就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基调的一个崭新的提法。“新”就新在我国连续18年（1994—2011年）经济发展基调中的“快”字第一次消失了。我国从1994年开始，每年年底都要召开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未间断。在这个会上都要为下一年的经济发展确定一个基调。这个基调便是下一年经济发展最权威的“风向标”。1994年以来，每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下一年经济发展确定基调的情况如下：（1）1994—2003年，连续10年确定的基调都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或增长）”。Www.11665.cOM（2）2004—2011年，连续8年确定的基调是“确保（或保持、或坚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或增长）”。其中，2005年强调“又快又好”即快字当头；2006—2008年间强调“又好又快”即好字优先。（3）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3年经济发展确定的基调，贯彻了党的十八大精神，改为“确保明年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在第19个年头第一次把“快”字从基调中去掉了。相应地，会议把2013年的经济增速确定为7.5%。这7.5%的经济增速表明，为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方面放缓经济增速，另一方面提升质量效益。
　　首先，从放缓经济增速方面来看，这7.5%的经济增速，既低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9.9%的增速（其中很多年份是两位数），也低于2012年7.8%的增速。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说：“我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到7%～8%将成为一种常态。2013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为7.6%，仍在合理区间。其次，从提升质量效益来看，这7.5%的经济增速必须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是建立在提高质量效益基础上的速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接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提出，2013年经济工作“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上的“一下一上”（经济增速要下来，质量效益要上去）都是为了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党的十八大在经济领域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有其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的。
　　（二）现实依据——既是国际经济形势逼迫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发展主动的调控
　　1. 国际经济形势逼迫的结果。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集中表现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经济疲软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这“两个不”的具体表现在：其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消费需求的恢复，而主要是靠高额赤字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美国的2013年财政赤字将达8 450亿美元，占gdp的5.3%，是奥巴马执政以来首次下跌到1万亿美元以下，但仍在高位。许多发达国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如日本黑田东彦就任央行行长后，很快就推出一个“黑田式异常层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两年内将基础货币供给量扩大1倍，这是一种超常量的宽松。其二，主权债务居高不下。欧债总额已达当地gdp的2～3倍；美国现在设定的债务上限已达16.394万亿美元，与美国gdp总额相当；日本外务省2013年5月10日公布，截至2013年3月底，包括国债、借款、政府短期债券在内的国家债务高达991万亿日元，超过gdp的2倍。其三，

兴经济体复苏的外部环境继续恶化。其四，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抬头。2013年上半年，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39起，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共17起，增长40%左右。所有这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疲软。imf于2013年4月16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3%，称世界经济复苏旧的危险仍然存在，新的风险崭露头角，并称这种复苏为“三速复苏”。具体表现在：2013年，欧元区将以0.3%的负增长倒行；发达经济体将以1.2%的增速爬行复苏；新兴经济体将以5.3%的增速高速前行。imf于2013年7月9日又一次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了2013年4月16日对全球经济的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增速从4月份预测为3.3%下调到3.1%，下降0.2个百分点。当前这种全球复苏疲软的经济形势逼迫我国放缓经济增速。
　　2. 国内经济发展主动的调控方面。把经济增速放缓到7.5%，把中心转到提高质量效益上来，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宏观调控上的必然选择。原因主要有：其一，经济增速放缓与我国当前“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相适应。“潜在经济增长率”通常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各种资源得到优化和充分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水平。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提出，判断我国经济增速快慢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根据是看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否大体一致。“十一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10.5%，“十二五”时期已下降到7.2%左右。在这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不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就没有大问题。其二，经济增速的放缓，有利于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也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把注意力引导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其三，在全球经济减速的大背景下，我国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条件下，经济增速放缓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刺激政策带来的两位数增长是难以持续的，也不能视为一种常态）其四，经济增速放缓到7%～8%，丝毫不影响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其五，现在我国的经济基数已经很大：2012年gdp总量已达519 322亿元人民币；同年人均gdp已达6 100美元。现在每增长1个百分点，要花费的力气更大，要耗费的资源更多，是我国资源环境难以承受难以为继的。加之，我国资源产出率2010年只及日本1/7～1/5。2011年，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不到10%，而能源消耗量却占世界的20%左右。这种高投入、低产出是不可持续的。把中心转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已刻不容缓。 　　（三）理论依据——《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划分外延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原理
　　《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资本周转》中，马克思在分析固定资本的局部更新时指出，根据固定资本实物形式的平均损耗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提取出来，转化为货币，“成为货币准备金要素”。这部分货币准备金在没有到期用来更新固定资本以前，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扩大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的”。又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资本论》第二卷第192页）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把质量效益提上去，在实质上就是实现经济上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二、创新驱动与要素驱动
　　这是一个关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的命题。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一新的经济理论观点。党中央、国务院曾在2012年7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就已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将这一发展战略正式写入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随后，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两会”期间看望政协委员时强调指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根本措施。”这就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向更多地依靠创新驱动指明了方向。
　　（一）创新驱动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遵循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周期性原理的必然选择
　　从国际范围来看，世界各国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复苏的进程与力度，都纷纷把科技创新作为战略选

择。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和阐明的经济危机周期性规律发生作用的一种必然表现。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为从危机中走出来，摆脱危机的冲击，就必然要依靠技术创新使经济逐步复苏，进而走向新一轮的高涨。由此他进一步判定经济危机过后往往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1929—1933年的大危机证实了马克思这一科学判断的正确性。那次大危机使美国经济倒退了30年，美国便依靠汽车、石化、通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仅用了8年时间就摆脱了危机，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这一科学判断的正确性。这次危机从2008年9月15日开始爆发到现在快5个年头了，用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目前还处于“软复苏”状态。为了让“软复苏”变成“硬复苏”，进而走向高涨阶段，西方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迎接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是一次以互联网的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相互整合为基础的工业革命。当前，世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正孕育突破，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正蓄势待发。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纷纷提出创新驱动的“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并不是简单重归工业化，而是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核心内容的一种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精细工业化”，用来争夺产业竞争的制高点。美国2011年和2012年先后出台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欧盟委员会于2012年发表的《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复苏》的工业政策提出了“增强型工业革命”，以便在新工业革命中占据领先地位；日本实施了应对资源匮乏、经济停滞的新增长战略。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迎接新科技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二）我国为经济转型升级必须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
　　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驱动，即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释放出来的红利来驱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现在这种红利的释放逐渐减少，使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来推动经济发展已难以为继。为了使经济转型升级，打造经济升级版，就必须改变对传统的要素驱动的依赖，从要素驱动为主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以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习近平同志强调“更加自觉地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大创新驱动的力度上来，不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央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2）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3）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的环境。（4）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
　　党的十八大刚闭幕不久，习近平同志于2012年12月7—11日沿着20年前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路考察工作时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再坚的堡垒也得攻，再深的水域也得趟。
　　（一） “坚”在哪里，“深”在何处
　　一是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花了8年时间，终于在2013年2月出台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今后在贯彻落实“提低、扩中、限高”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限高”。这是一种“抽肥补瘦”的利益调整，是要从既得利益的高收入者身上“割肉”的。正如李克强同志所说，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扩中”也并不容易。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23%～25%，约3亿人。与发达国家同等发展水平相比，严重偏低。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5 000美元，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均gdp就是5 000美元，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60%以上。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均gdp达5 000美元，60%的日本人自认为中等收入水平。党的十八大把“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某些研究单位认为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扩大到6亿人，占总人口的40%，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难度也是不小的。二是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落实起来并不容易。不久前闹所谓的“钱荒”，其实金融市场上并不缺钱。2012年我国m2存量与当年gdp的比率高达约1.9倍，而同期美国仅0.6倍。问题出在大量货币在

金融体系内空转，追逐金融资产、房地产等，从中牟利，没有形成实体经济的资本。还有，中央一再要求金融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显示，我国95%的小微企业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三是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这一改革中的“土地财政”已成为一个“顽症”。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10日公布，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大约有40%要靠土地收益来偿还。而现在，部分地区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因此也使得房价居高不下。四是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中央决定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为突破口来进行这一改革。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 700多项，本届政府决定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截至2013年6月19日已分三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共165项。这是政府部门从自己身上“割肉”之举，是需要有“壮士割腕”的决心和勇气的。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论那个国家只要搞市场经济，就都有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关系问题。这一点，萨缪尔森也认识到了。在他所著《经济学》第18版中指出，“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1]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经济生活中各有不同的、不能互相替代的独特作用。政府的独特作用主要是：（1）创造良好发展环境。（2）提供优质公共服务。（3）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市场的独特作用主要是：（1）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2）市场利益的刺激作用。（3）市场信息的传递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是有缺陷的，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在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干预加以弥补；在政府失灵时，如政府的作用出现越位、缺位、错位，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时就需要及时加以纠正。
　　党的十八大强调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很强的针对性在于当前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一方面是政府干预过多，如政府用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和过多过细的审批程序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2013年“两会”期间，山西大同煤矿集团董事长张有喜说：“一个煤矿，在办手续的过程中，最少需要跑33个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先后要出147个文件，盖205个公章。2013年年初，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制作了一张项目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显示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中心、站，盖108个章，共有100个审批环节，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如果碰上某些部门或人员故意设卡、刁难，企业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其成本和代价就更大了。另一方面，也存在本应是政府管的事，没有管住、管好，如不少企业为谋取高额利润，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大量排放污染物，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时，就没有管住、管好。以上情况表明，政府这只手不该出手时伸得很长，该出手时不出手。党的十八大为解决这一改革的核心问题，提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了“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我们确有必要重温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揭示、精辟地阐明了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四大规律，即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只有尊重这四大规律，按照这四大规律办事，才能使市场这只手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得以充分、有效的发挥。
　　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进程，实质上就是逐步划定与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要求改变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改革的深化、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改变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过程。
　　（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问题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关系问题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2012年12月31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1. 关于“顶层设计”的问题。这个问

题是在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的。全会指出，“着力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并写入了“十二五”规划中。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顶层设计的概念，原本来自系统工程学，就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系统全局和高层的角度，对系统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总体构想和战略设计。后来，人们把这一概念引申到社会科学领域，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设计也要从战略高度、全局视野来进行。具体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来说，就是对改革提出整体思路、总体规划；明确重点任务、关键领域；确定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等。
　　2. 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16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2]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陈云同志的讲话，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3]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吸取，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到实践这条大河中去摸石头、摸规律。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现在有一种说法：改革开放初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方法，始终是必需的。更何况现在我国的改革已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
　　3. 丝毫不能忽视摸着石头过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关于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顶层设计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提，因为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而是要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进行；另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又是顶层设计的基础，因为离开在实践中摸到的石头、经验、规律去搞顶层设计是设计不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7.
　　[2]陈云.陈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5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54.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