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白修德，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本文讲述了白修德在重庆的事迹。
　　【关键词】重庆；美国记者；白修德
　　人物简介：白修德（1915年5月6日-1986年5月9日），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1915年出生，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访问延安后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
　　1972年早春时节，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招待美国贵宾。当乐队正演奏起美国乡村音乐《牧场之家》时，尼克松起身离座，举杯向邻桌的中国朋友敬酒。坐在宴会厅末端的一位美国记者赶忙趁此机会，离开座位，匆匆穿过大厅向这边走来。随侍一侧的两国保安人员不明就里，慌忙上前阻拦这位身材壮实的闯入者。正在此时，周总理和美国总统夫人都站起身来，看清来人，不由得同时向保安人员挥挥手，示意他们放行。这位闯入者，就是在西方久负盛名的鸿篇巨著《总统的产生》的作者、大名鼎鼎的白修德。早在二战期间，白修德便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特派记者。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宴会他没能和周恩来说上一句话。七天后的杭州，再次相遇时，白修德便有些冲动地说：“我没能回来不是我的过错。”周恩来敏捷地回复道：“也许是我们双方的过错”。wWW.11665.cOM中美的敌对状态阻隔了白修德访华的行程，这是历史造成的。但这毕竟因为尼克松的访华而将成为过去。一语双关。
　　一、美国学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时间倒退到战时的重庆，虽然远离前线，但在国共合作时期，却是风云际会之地、内部斗争依旧硝烟弥漫。这里有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及塔斯社、美联社等通讯社和各国大报刊的新闻机构，常驻重庆的外交人员有1000多人。美籍犹太人白修德便是其中之一。1939年，刚从哈佛毕业的白修德来到重庆，在“美国顾问团”主管“中国新闻委员会”工作。几个月后，白修德发现中国官方提供的新闻资料都是虚伪的。他追求历史真实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此时，历史给白修德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成为了美国《时代》杂志的通讯员。在给《时代》写过几篇邮讯后，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干新闻。于是白修德到山西抗战前线做了一次实地采访，这次采访让他看到了战争，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了游击部队，使他成为一名公认的记者。《时代》在引用他发来的文章时，描述他是“15年来首次采访该地区的西方人”。1939年12月他递交了辞职报告，结束了这段为期9个月的中国国民政府宣传官员的身份。在扑朔迷离，复杂纷繁的局势中，作为一个新闻界的新手，他在黑暗中摸索，开始了漫漫寻求真相的记者之路。
　　二、周恩来帮助白修德了解中国
　　如何认识新闻的真谛？如何了解真实的中国？白修德迫切需要一盏指路明灯，需要一把万能钥匙。所幸的是，他与周恩来相识了。很快，白修德就被他那渊博的学识、丰厚的阅历、非凡的气度和超人的记忆力所倾倒，在他的帮助下开始尽情的用笔挥洒对新闻对真相的一腔热血。
　　在周公馆简陋的小会客室里，白修德与周恩来开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作为新闻记者，白修德初识周恩来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先生，您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居多呢，还是共产党人居多？”周恩来回答说：“我说中国人多于共产党人。[1] ”白修德又问道：“先生，俄国共产主义已经废除了宗教；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掌了权，您们也会废除宗教吗？”周恩来的答复是：“中国共产党人尊重所有宗教信仰，各种形式的信仰都将会允许存在的。”白修德的聪颖和对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好奇引起了周恩来的好感，而周恩来这种应付自如的卓越的政治家的才能更令白修德佩服。
　　白修德这样评价周恩来：“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其他任何人物，没有比他更才华横溢和铁面无私了。他敢作敢为，具有猫向耗子突然猛扑过去的那种敏捷身手。他刚毅、果断，深谋远虑，坚定不移，然而他又是热情满怀、极通人情、举止洒脱、彬彬有礼的人。他风度迷人，待人真挚，人们敬仰他，他也信仰他们。无可否认，他确实使我五体投地。[2]

“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完人。”于是白修德经常带着疑惑来找他心目中的完人周恩来解答，而周恩来也非常乐意帮助这位想了解真实中国的记者。
　　在周公馆里，周恩来常常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同白修德交谈，讲白修德感兴趣的军阀轶事，讲中国的社会现状，讲中共的历史，剖析局势，讲述国共合作的形成，所受的阻力当然也讲自己的经历。白修德没法忘记他与周恩来相识相交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相识的早期，他常常用他那种不太连贯的英语和我谈话。后来，他变得不那么拘束；露面的时候不像往常那样仪表整齐。他往往比约定的时间稍晚一些才走出来欢迎我，身穿宽松下垂的、有皱纹的衣服，没有刮胡子。他的脸色和肤色浅黑，好像是地中海那一带的人。当他心情轻松的时候，谈起话来眉飞色舞，表情丰富……后来我的中国话有所进步，他就开始用中国话和我交谈。他经常给我上中国的政治课。[3] ”在周恩来的耳提面命下，白修德飞速进步着，他很快成为了一个“中国通”。
　　1941年2月1日，“皖南事变”后的两个星期，周恩来和白修德谈了几个小时，周恩来不仅详实的说明了事实的真相，而且对此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周恩来有惊人的记忆力，对事情的细节和错综复杂的情况记得一清二楚，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回忆起每个日期、情节。并印证各方的言论。他从头到尾叙述了全民抗日联盟的解体过程，列举了从1937年到1940年所有有关的日期，然后不假思索地一一指出1941年1月上半月10天反共高潮的日期和时。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详细地说明有关政府的性质、中国军队、电话通讯设备以及蒋必须使其保持平衡和加以操纵的各派不尽可靠的力量。他头脑异常冷静，尽管他对新四军的惨遭屠杀极为愤概。”最后周恩来对前途作了极为冷静的判断，阐述了中国抗战到底的方针及政策。这次长谈对白修德很重要，实际上，这是他了解真实中国的开始。因此，白修德说这堂课令他受益终生。
　　三、勇敢探寻真实的中国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地方当局对此却无动于衷。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有关生死存亡的消息却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在此背景下，作为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千里赤地。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
　　1943年3月，这篇报道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回到重庆，白修德花了五天的工夫软磨硬泡，终于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将拍摄到的灾区照片——几只野狗正站在扒出来的尸体上嘶咬，摊在蒋介石的面前。不久，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元也从重庆流向灾区。
　　1947年，做为新闻记者的白修德，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中国的惊雷》一书出版，客观生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将伴随着流血和阵痛的东方古国的嬗变，及时地介绍给了美国民众。
　　1983年春，白修德再次访华，重游了他极为熟悉的重庆。
　　注释：
　　[1][2][3]白修德1978年出版回忆录《追本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