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借鉴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理论，结合中国高等教育人口供需情况，构建了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并提出了高等教育即将出现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判断，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入学人口不再呈现完全弹性的无限供给状态，高校招生形势将出现根本性转变。在此基础上，运用指数平滑法的相关模型测算了未来中国高等学校的生源供需变化趋势，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应根据人口因素而相应转变。
　　关键词：人口约束；高等教育；生源拐点
　　中图分类号：f24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00307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教育发展的基础，也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回顾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庞大的适龄人口与精英筛选机制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当前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两种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是近五年高考报名人数持续下降，从2008年的1 050万下降到了2013年的912万；二是中国高校数量仍在持续扩张，全国各地新建、筹建本科院校不断增多，2008年3月至今，全国共有257所高等院校获批升格为“大学”，占到目前全国高校总数的10.35%，其中2013年筹备新建本科院校及筹备升格本科院校达177所。在逐渐减少的高考报名人数与不断增长的高校数量之间，我们不难看出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将面临生源形势逆转的全新挑战，高等学校的生存环境与发展模式也必将因此发生根本性转变。生源问题将是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面临的重大约束，近十余年来快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亟待调整。WwW.11665.CoM对生源拐点到来的趋势进行未雨绸缪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人口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变，人口出生率自1987年以来持续下降，导致各层次教育的适龄人口均出现下降趋势。虽然高等教育受到人口因素影响的时间要滞后于中小学，但近五年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下降的事实，反映出人口转变的寒意已然袭向金字塔之尖的高等学校。事实上，在学术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且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生源危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应对之策。杨益民和凌亢[1]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对考生和学校这两类行为主体的力量对比变化进行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招生将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部分高校将因生源不足而产生生存危机，尤其是社会公众形象不佳的和地域位置较差的学校，更是难为“无米之炊”。陈伟和顾昕[2]认为新生人口减少将沿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学龄链条最终作用于普通高校报名人数，未来普通高校的计划招生数可能会超过报考人数，出现录取率达“百分百”的现象，提出“控制人口数量将是中国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一项重要任务”。贾永堂[3]通过对弱势高校的生源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催生了一批弱势高校，这个群体的数量还在不断扩大，其薄弱程度也在不断加重，学生的入学愿望与入学能力也在持续弱化，弱势高校必将面临生源短缺的困境。袁先海[4]则以独立学院生源为例分析了高等教育人口问题，认为全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下降对独立学院的生源影响更大，在生源危机面前，独立学院要有所作为，须提高教育质量，形成办学特色。从现有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如果不改变中国高等学校现有发展模式，未来部分高校将面临破产危机，同时会产生教学质量、教育效率和学校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以定性分析为主，较少对人口结构与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进行定量分析；二是没有形成规范的理论体系，多是进行经验分析或是对近年来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探讨。
　　从高等学校近几年的招生实践来看，招生难问题的日益凸显正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各地高校为了争夺生源花样百出，“美女招生”、“卖萌”广告层出不穷，甚至在南方的一些城市“空调房”也成为“卖点”之一。从人口转变理论层面看，高等学校的生源危机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就高等教育生源而言，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化扩张，生源供给开始改变完全弹性的状态，成为稀缺资源，生源“价格”开始上涨，这时高校必须以更加优惠的教育回报才能招收到学生，因此这种生源转变的现象可称之为生源“刘易斯拐点”。
　　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会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深刻影响。从

不利的方面看，高考报考人数逐步减少将会成为一个常态。一方面，高考适龄人口会逐步减少；另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高等教育服务国际竞争的加剧，选择报考国外高水平大学的考生会持续增加，对中国高校生源的分流作用会愈发明显。因此，中国高校生源逐步萎缩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势必会导致部分高校由于生源不足而面临困境。同时，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下，绝大部分高校为公立学校，其退出机制尚不健全，一旦出现生源枯竭，将面临人员分流、资产处置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从有利的方面看，生源问题会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通过院系、学科及专业资源的调整与优化，由注重学生数量转变到提高办学质量上来，发挥高等院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根本转变的一个契机。若能及时把握变动趋势，决策得当，人口与教育的互利作用将会提高国民的总体福利。从不利的方面看，如果不能根据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则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不利影响。因此，根据人口转变特征对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进行及时调整变得非常迫切和重要。
　　二、人口转变与高教生源“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是关于二元经济中劳动供求转变拐点的论述。主旨思想是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部门富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不断转移，劳动力会由无限供给逐渐走向短缺，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其实质在于劳动力供给由过剩向短缺转变和劳动力工资从不变向上涨的转变 [5]。“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的结束，支撑工业部门快速扩张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与劳动力供需结构转变类似，高等教育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刘易斯拐点”，我们不妨构建一个简单的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对此加以说明（见图1所示）。 　图1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
　　与经典“刘易斯拐点”模型相比，在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中，劳动力供给曲线由生源供给曲线所取代，劳动力需求曲线则变为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曲线。图1中的纵轴由原来的劳动力工资价格变为教育质量或教育回报，横轴则由劳动力数量变为生源或招生数量。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生源数量开始逐渐减少，生源供给曲线由原来的s0变为s1，即由完全弹性的无限供给状态变为向上倾斜的有限供给状态。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招生需求曲线则由d0变为d1。在传统的无限供给状态下，高校可以在原有教育质量及教育回报下招收到任意数量的学生，但随着供给曲线弹性的减少，高校要想招收到足够数量的生源，则必须相应提高教育质量或教育回报水平。这意味着由于生源的减少，生源的“价格”开始上涨，高校必须付出更多的回报才能实现供需的平衡，同时此时的均衡点f1的生源数量要少于e1点的数量，表明现在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也因此受到抑制，无法向过去一样无限地扩大招生规模。因此，由于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必须通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教育回报，同时减缓高校扩招速度，才能实现高等教育市场的供需平衡。
　　通过高等教育生源的“刘易斯模型”，我们可以参照经典“刘易斯模型”及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变的实践来更深入分析高等教育生源供需市场的情况。从劳动力市场看，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已得到许多学者研究的证实[6]-[9]。与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相类似，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受益于其特殊的“人口红利”。在过去30年间，中国总人口中青少年人口占比的上升，对高等教育形成了强烈需求，高等教育规模得以实现迅速扩张，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国内高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因此，“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过去30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原因。
　　然而，随着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结构进入重大的转型时期。据联合国研究报告测算，从2010年开始中国人口抚养比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下降，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也显示，截止2012年末，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 727万人，占总人口的69.20%，比2011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而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 390万人，占总人口

的14.3%，比2011末提高0.5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自2010年以来，“用工荒”、“招工难”等现象在部分地区频频出现。虽然学术界对于“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否已经出现尚有争论，但中国即将步入漫长的“人口红利”衰减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无疑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与之类似，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也将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冲击。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中国的实现，中国高校规模和数量均已达到了高峰。然而随着人口结构转变，适学人口逐年下降，高等教育生源问题将日益突现，生源逐步萎缩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可以预见，在中国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已不再遥远。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刘易斯拐点”的核心在于人口供给的有限性，劳动力的供给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后弯，原有工资上涨的幅度不足以替代人们享受闲暇能够获得的效用，除非大幅度地增加工资。劳动力的稀缺足以推动工资大幅上涨，挤压企业利润，导致投资下降。所以，经济起飞后的国家必须解决发展初期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的问题，积极寻求相应的破解路径。同样，高等教育发展也会存在这样的生源“刘易斯拐点”。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持续走低，适学人口逐年下降，高等教育的生源供给会出现类似劳动力供给那样由以前的完全弹性变为向右上方倾斜，这时，高校也只有不断地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提高院校知名度，提供更加优质的教学服务才能吸引到学生，这种生源供给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我们称之为高等教育的生源“刘易斯拐点”。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事实表明，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可避免，中国高等教育即将面临一场重新“洗牌”。随着高考报名人数下降，如果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不能及时调整，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招生缺口。未来高校间的生源竞争将日益加剧，不能实现合理定位和顺利转型的高校必将被淘汰。生源萎缩是人口约束下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此外，随着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还会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如生源质量下降，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资源的闲置、浪费，大量高等教育从业人员面临失业等。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要充分考虑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约束，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实现高等教育由“粗放扩张”向“以人为本”转变。
　　三、人口约束与高等教育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中国未来出现高等教育生源不足将迫使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进行战略转型。而从现实情况看，中国高等教育生源 “刘易斯拐点” 的出现也已不可避免。
　　（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得益于充足的适龄人口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是今后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基础和起点。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各子系统都关系密切。尤其是以人才培养为主的教育产业发展，会因适龄入学人口的变化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例如，生育率变化引起的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波动，会使教育资源产生不足或者浪费；人口迁徙则会引起迁入地教育资源紧张；由市场景气程度决定的就业人数又影响着返回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口等。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重要因素之一。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充裕的适龄人口密切相关。与庞大的适龄人口相比，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短缺造就了中国高考的火热现象，参加高考并进入大学被绝大多数中国家庭视作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但自从1988年开始，中国新生婴儿出现持续的负增长，这也直接导致了近年来出现生源开始减少的历史性转折。相较于中国而言，欧美日等先进国家和地区早在20世纪就出现了高等学校生源不足的问题，所以需要转而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招收学生。展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随着适龄人口减少也必将面临这种局面，因此应当提前应对。 　　（二）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逐年减少
　　随着文革后参加高考的一代人进入生育期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新生婴儿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持续快速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同时，高等教育的规模化发展也使越来越多年轻人改变了婚姻和生育的计划，进而影响了中国人口整体的增长趋势。中国新生婴儿数量由1991年的2 250万人持续下降到2012年的1 63

5万人。
　　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中国小学入学人数的减少。中国小学生在校人数已由1995年的13 195.15万人逐年减少到2011年的9 926.37万人，16年间减少了近3 200万人。同时，小学学校数量也在锐减，2011年全国共有小学24.12万所，相比1995年的66.87万所，缩减了63.93%。而同期，在校大学生数量却在逐年增加。其中研究生数量，从1990年的3万左右，激增到2012年的44.64万，18年增长近14倍。这种人口转变趋势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必然是显著的。一方面，新生儿增长率的减少可以使国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中，而非解决人口的温饱和基本生活，并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高等教育师资和硬件设施的压力，转向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但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学龄人口变化做出前瞻性的判断，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思路也需要相应调整，应当避免在遇到波峰时只顾一味投资和扩张，却忽视教育波谷时出现资源浪费的短视行为。
　　（三）高等教育的招生趋势将出现拐点
　　近三十年来中国高校数量及招生规模逐年上升。1985年突破50万人，达到62万。1997年达到100万人。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年录取人数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高等学校录取率也不断上升，从1998—2011年高等学校录取率年均增长率达到15.30%。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尽管北上广考生扎堆现象依然严峻，但其他省份部分高校及部分专业开始出现招生难问题，这从高等学校近年来花样百出的招生方式就可见一斑。同样，不少学校还在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导致部分高校部分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也开始面临招生难的问题。可以说，在现有人口变动趋势及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下，高等教育未来必将面临生源危机，高等教育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与之相对应，中国高考的报名人数则从2007年开始下降，由2007年的1 144万人，下降到2013年的912万人，下降比例达25.44%，平均每年下降比例超过4%。同时，弃考的人数也在以每年10万人左右的速度增加。2010年，全国大约有80万名学生弃考，2013年全国弃考学生更是达到100万人。从好的方面看，生源的减少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提升教育质量和普及高等教育，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但从坏的方面看，如果控制不好高等教育的扩展速度，生源的减少将直接影响许多高校的生存。而西方发达国家在面临招生难问题时所采取的大规模海外扩招的发展对策，基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世界主要的高等教育市场就在中国，而且短期内中国也很难把国内高等学校整体教育水平提高到世界较为领先的地位，以吸引众多的留学人员。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当前人口现状，同时兼顾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尤其是对学龄人口的变动要有科学的预测和充分的考虑。
　　四、高等学校供求缺口预测
　　为清晰地勾勒中国高等学校生源变动趋势，我们有必要测算中国中长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趋势和高校教育供求缺口，从而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中长期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一）指数平滑预测模型
　　对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与高等学校数量变化趋势的预测，所选用的指标数据并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对此，我们采用指数平滑方法中无季节性模型和双指数平滑两种方法进行拟合与预测。
　　1.无季节性模型（holt-winters）
　　时间序列yt的平滑序列t的计算公式表示为：
　　（二）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测算
　　由于难以准确判断未来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年龄的分布情况，对于中长期高等教育需求量的预测，我们将采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一统计指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判断高等教育相对规模和教育机会的重要标准，指宽口径高等教育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重新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1997》，1998年教育部制定了高等教育统计口径和毛入学率的计算方法，宽口径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包括研究生、普通高校本专科、成人高校本专科、军事院校本专科、学历文凭考试专科、电大注册视听生专科、网络学院本专科、电大开放式本科、在职攻读学位研究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科。在校生人数与适龄人口（18—22岁学龄人口总数）之比。对于中国中长期高等教育需求量的预测，我们将首先预测中长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18—22岁适龄人口数。
　　1.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测算
　　在不考虑高等教育适龄

口死亡、迁出和迁入等因素的假设前提下，以1982年、199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采用年龄推移法，可测算出1982—2028年18—22岁学龄人口数。
　　1982—2028年18—22岁适龄人口数变化呈现波浪式变化趋势，1997年为1982—2028年的最低点，为0.59亿人，1989年与2008年出现两次波峰，分别为1.29亿人、1.25亿人，2009年后18—22岁适龄人口数再次下降，2020年18—22岁适龄人口数下降至0.72亿人，2021年出现波底，为0.70亿人，2022年开始上升，2028年18—22岁适龄人口数为0.76亿人。1982—2028年18—22岁学龄人口数总体上呈衰减趋势。
　　2.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以及利用年龄推移法计算出的1982—2011年18—22岁人口数， 　　利用年龄推移法计算出的1982—2011年18—22岁人口数大于非人口普查年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而使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会导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偏高，因此，本文以1982年、1990年与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年龄推移法计算出1982—2011年18—22岁人口数，并以此计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可计算出1982—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8年，中国坚持走精英化高等教育发展道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1982—199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为1.47%，1993—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年均为3.73%。1999—2003年普通高校连续5年超常规扩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速加快，年均为7.61%。2004—2011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迅猛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速也随之加快，年均达到24.91%，2011年已达到30.25%。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04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在19.92%—30.25%之间，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
　　图21982—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3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2004—2011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为高等教育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在职人员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网络本专科生、学历文凭考试、自学考试等在校学生数的和。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断增长的趋势与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不断下降的趋势，前者决定了中长期中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可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表明高等学校可容纳的学生规模是不断增加的，而后者表明高等学校生源却不断下降，可以推测未来中长期高等学校可能面临严峻的招生困难形势。
　　（三）中长期高等教育供求缺口预测
　　2008—2013年中国高考报名人数出现连续下滑，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46万余人，比2009年的1 020万减少74万人，到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已下降至912万人，与2008年最高峰时的1 050万人相比，减少了138万人。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联动效应的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导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的减少，高考报名人数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出现下滑趋势。而高校招生规模却在不断扩大，2009年招生人数同比增加30万人，2012年招生人数比1999年增加了525万人，录取率已由1977年的4.8%上升到2012年74.86%，但仍出现大面积的高职院校招生计划未完成的情况。
　　假设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10—20年间不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高考报名人数和招生人数维持2009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可以预测未来10—20年间高考报名人数和招生人数的变化趋势（如表1所示）。holt-winters——无季节性模型预测结果与双指数平滑方法预测结果均表明未来10—20年间高考报名人数将继续呈现出下降趋势，2018年左右高考报名人数将下滑至900万人以下，2034年左右高考报名人数下滑至850万人以下；高考招生人数将在2025年前后突破800万人，并在2030年左右超过高考报名人数。根据holt-winters——无季节性模型预测结果，2032年高考报名人数为855万人，而高考招生数为855.05万人，将产生500人的招生缺口。双指数平滑方法预测结果表明高校招生出现缺口的时间提前至2030年，且出现3.35万人的招生缺口。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生源危机的时间点会早于预测出现缺口的时间，即早于2030年。原因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就业压力、经济困难和低龄留学人数增加等方面的原因，放弃高考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自

2009—2012年，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300万，占4年报考总人数的7.84%[10]
　　。同时，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保持高速增长，2008—2011年出国留学人数增速达到20%，其中本科生占50%。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的减少以及高考弃考生的增加，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下降速度可能高于本文所预测的结果，因此，高校招生困难出现的时间点有可能早于高考招生人数大于报名人数的时间点。二是高等教育的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即高校招生与考生报考意愿之间会存在结构性错配。因为绝大多数考生都希望自己能够进入较好的大学深造，宁肯复读或进入社会也不愿进入较差的大学就读，这必然导致排名靠后高校的招生出现困难。即使高考报考人数高于招生人数，依然会有学校招生出现困难。当报考人数逐渐接近招生人数时，部分高校部分专业的生源问题就会极其严峻。因此，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源危机必然出现于2030年之前，可见问题已迫在眉睫。
　　平滑系数α为1，β为1，截距为912，斜率为-3.00；双指数平滑预测结果的均方根误差为36.27，残差平方和为19732.49，平滑系数α为0.999，截距为912，斜率为-3.03。
　　五、结论与展望
　　自1999年国家提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来，中国高等学校的数量及其招生规模不断扩张，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0.25%，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以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然而正如本文研究表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高等学校在不久后将面临严峻的招生困难。人口问题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不得不面临的重大约束。本文基于经典“刘易斯拐点”理论构建了高等教育生源“刘易斯拐点”模型，系统解释了高等教育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生源“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对中国现有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严峻挑战，会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形成倒逼。与其被迫改革，我们更应当利用这一机遇，尽早制定与人口结构转变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推动现有教育模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制定，既要立足于当前的人口现状，同时必须兼顾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尤其是对学龄人口的变动要有科学的预测和充分的考虑，尽量降低人口波动对教育发展的冲击。此外，必须转变“人口红利”上升阶段所形成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从依靠增加招生计划，扩大办学规模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向依靠提高教育质量，形成办学特色的“内涵式”转变，形成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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