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中国古典音乐文化史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样音乐文化也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政府就设立了“大司乐”，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所谓的乐德，就是“中和、祗庸、孝友”等伦理道德观念；乐语就是“兴道、讽诵、言语”等礼教行为规范；乐舞则包括大舞、小舞等音乐理论和音乐诗篇的唱诵、舞蹈及六代乐舞的表演。
　　六代乐舞据说是六部史诗性乐舞，包括黄帝时期的《云门大卷》，尧时期的《咸池》，舜时期的《大韶》，禹时期的《大夏》，商汤时期的《大闱》以及西周时期的《大武》。它们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宫廷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等重大典礼活动。
　　西周时期宫廷除乐舞之外，还引进了秦、楚、吴、越等地的四夷之乐，说明当时各民族的音乐已经开始融合。
　　如果说西周是我国古典音乐的开端，那么春秋时期便是从理论上奠定了我国古代乐律学的基础。在《管子.地员篇》中，正式记载了计算五声音阶中各音弦长比例的数学方法，史称“三分损益法”，并完整记述了我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的名称。在《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国语.周语》中，还记载有与五声音阶同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时并存的七声音阶，它的半音位置在四五度和七八度之间，各音分别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是运用三分损益法在求得五声音阶后进一步推算的结果。当时五声音阶在音乐实践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为合乐和旋宫的需要，还确立了十二律制，也称之为“十二律吕”。www.11665.cOM有了五音、七声、十二律，便有了音阶中以宫为主的观念，“旋相为宫”的理论也由此进一步确立。
　　到了秦朝为适应政治与文化的统一，政府设立了专门管理音乐的官署——乐府。西汉时期，更是扩大了乐府的机构与职能，当时政府四处搜集民乐，还兼收了西域、北狄等边远民族的音乐，并在此基础上以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与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对此进行整理、加工、填词，以供宫中祭祀、宴乐之用。
　　两晋南北朝期间，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安、民族迁移，致使外域音乐同中原音乐之间相互交流，这在音乐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曹魏时期建立了清商署，实为乐府变体。到了晋朝，南北两方音乐互为交流，使清商乐成为包括前朝传下来的相和歌、鼓吹曲，以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的总称，成为了当时南方乐府民歌的代表。北方民歌在歌词、题材方面比南方要广泛，其中《木兰辞》就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热情歌颂了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
　　隋唐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古典音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隋唐时期不仅是中国史上最灿烂的篇章，也是中国音乐史的一个高峰。在这个时期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成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一个特征。李白、杜甫、刘禹锡、王之焕、王维、柳宗元等诗人的著名诗篇有的被编成了民歌，有的则以琴歌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尤其是王维的《阳关曲》，更是成为了人们送别朋友经常演唱的曲目。
　　宋代时期都市经济逐渐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在词体音乐方面，宋代堪称是我国词体音乐创作的黄金时代，按风格可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婉约派多以男女之情为主，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如柳永的《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而豪放派在词的内容上，打破了音律的束缚，风格雄健粗犷，代表词人有苏轼、辛弃疾、张寿祥、岳飞等。如俞之豹在《吹剑录》中所说，“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元明清时期，音乐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市民音乐逐渐成为音乐的主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戏曲和乱弹，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艺术成就。
　　这个时期戏曲主要分为弋、昆两腔。弋起源于江西弋阳又称高腔，它不以丝竹管弦奏乐而只以锣鼓伴奏，选用民间的帮腔形式，以此渲染气氛、烘托人物的内心活动达到独特的戏剧性效果，又因其唱词通俗易解、唱腔自由灵活而经久不衰。昆腔发源于江苏昆山，在演唱上细腻抒缓，转音若丝；在节奏上采用“赠板”，使一板三眼的曲调放慢一倍，具有“曼声徐度”的特点；在旋律创作方面要求“依字行腔”，讲究曲、字、调的和谐；在伴奏方面形成了以笛为主的笙、箫、琵琶、三弦、月琴、鼓板等多种乐器配合的乐队。当时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作品，如：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乱弹又称“梆子腔”，其曲调高昂、强烈、急促，唱词通俗易懂，能够表现不同的情绪，尤擅刻划人物性格和表现戏剧性冲突，且其主要以梆子、二弦、胡呼拉弦乐器为主，因此很快便得到传播。至今我国各地仍保有梆子腔，如山西梆子（现晋剧）、河南梆子（现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四川梆子（即弹戏）、绍兴大班（或称乱弹）等。
　　值得指出的是，在光绪年间已进入盛期的京剧，在清朝末期开始面临着被封建统治者攫夺和垄断的危机，逐渐脱离人民和现实生活。随着清末民初一系列反帝反封运动的开展，具有封建统治性质和垄断性质的京剧在群众生活中的地位每况愈下，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京剧开始在上海崛起。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汪笑侬出于对清政府昏庸腐败、屈辱媚外的不满，自编自演了《党人碑》、《哭祖庙》、《骂阎罗》等新戏，借此抨击时政，宣传爱国，寄寓了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根据自己嗓音，吸取汪桂芬和孙菊仙二派之长，另创苍劲悲壮、吐字有力的新腔。
　　辛亥革命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对戏剧进行改良，使之更符合时代的气息。在当时，汪笑侬曾主持开展了戏曲改良运动。在戏曲改良运动及“文明戏”的启示下，上海的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等也编演了《潘烈士投海》、《黑奴吁天录》等爱国反帝、鼓吹革命的新戏，使海派京剧进一步成型。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活动，对戏曲艺术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联系起了促进作用；不少新剧目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人民要求摆脱封建枷锁的愿望；在唱腔、表演、舞台装置、服装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革新。继后的周信芳发扬“海派京剧”锐意改革的精神，于“五四”前后编演了《宋教仁》等新戏。同一时期，梅兰芳等人对京剧的创新和改革的成绩也十分突出，他们融青衣、花旦、刀马旦所长，聚唱、做、念、打于一身，别创“花衫”行当，使京剧旦角艺术臻于完美，他的代表作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
　　中国古典音乐包含着民族的文化与特点，反映着民族历史的发展变迁，彰显着民族独有的风格和特色。了解中国古典音乐文化发展史，可以使我们受到艺术的感染，更好地进行情感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