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民间音乐出版物与民族音乐学的论文_音乐论文

延安民间音乐出版物与民族音乐学

　　革命战争时期延安作为革命文艺中心，出版了大量民间音乐出版物，其中最具代表性，学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广泛的，是1939年成立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大批书籍、报刊。马可、安波、吕骥、张鲁等音乐家持续开展了民间音乐采集、研究工作，对口头传承的信天游、、秦腔等解放区所在地的民歌、民乐、戏曲等进行广泛采录、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大量民间音乐的相关出版物。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自成立后8年间，在民间音乐资料方面，出版10种民间音乐研究资料丛刊，还有编辑完成未出版的民歌集6部，这些都是延安音乐家的大量田野调查成果的汇聚，保存了大批鲜活的民间音乐资料。在民间音乐研究方面，出版会刊《民间音乐研究》（第一期），同时在延安各类音乐刊物发表了一批重要学术研究论文，主要是关于音乐家在田野考察实践中的采访心得、实践研究成果等，如《目前歌曲创作上的几个问题》（马可）、《歌曲中国化的实践》（焕之）、《论民歌的节拍形式》（吕骥）、《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麦新）、《试论歌词的八股》（安波）等，其中不少论文汇编于《民间音乐论文集》（1948年东北书店），此外还有些未正式出版的铅印、油印资料。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出版的民间音乐资料与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解放区音乐事业发展，也奠定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其独特贡献集中表现在：由于延安音乐家的民族音乐田野采录实践与理论研究，是在未接受同时代境外学者的有关学科理论，也未经过专业的民族音乐田野考察的业务训练背景下展开的，因此这些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成果作为民间音乐调查、研究等方面的系统理论总结，是完全建立在音乐家对解放区田野调查实践之上的，是在实地采录工作中总结出田野作业的经验与理论。WwW.11665.com这些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两篇重要论文，即吕骥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41年撰，后不断增补，本文采用1947年东北书店《民间音乐论文集》版），张鲁、安波等1942年集体编写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1942年《民族音乐》1卷5、6期合刊），它们是延安音乐家长期从事民间音乐田野实践工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
　　1942年张鲁等编写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对民间音乐采集目的，采集者业务素质，采集内容、步骤，以及如何记谱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阐述，它是民间音乐长期采录工作的经验总结。文章特别强调民族音乐考察的现场性，带有鲜明的“实地调查”科学方法色彩。对于采集民间音乐的步骤，该文强调采集前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对该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生活，风俗习惯语言人情作一般的了解……调查该地区民间音乐活动的实况”，因为采集者只有预先对对象具有一定的初步认识，接近它们时才不至于手忙脚乱。而对于调查者而言，“如果自己还会演奏一种民间最流行的乐器……进行采访时带着它，对于收集工作是有很大用处的”，因为这样更容易融入调查对象。由于革命战争时期民间音乐采访对象包括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妇女、民间艺人等，文章强调针对不同采访对象，应采取不同调查方法，尤其对妇女更要注意采用诱导的方法，因为妇女一般较难开口，所以采访者开始要由她们的日常生活谈起，然后再慢慢引到中心问题。她们一旦开口，就会提供出乎意料之外的丰富材料。这些都是得之于实践，弥足珍贵的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重要经验。该文提出民间音乐采集者应具备的业务素质，如“普通音乐的知识”、“辨别音的高低与写谱的能力”、“对节奏的理解”、“对方言的了解”、“懂得新文字的拼音法”。采集者业务素质在记谱环节表现最为突出，因为它最能体现田野工作的学术性。该文将记谱步骤做了非常细致的概括；对于记谱中存在的困难，也提出解决方法。
　　吕骥为更好地指导民间音乐研究工作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由“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目的”、“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原则和方法”、“民间音

乐的范围”、“应该研究的问题”四部分构成，对民间音乐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等进行界定，并对研究民间音乐的目的，应注意问题等进行阐述，至今仍是指导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指南，如《提纲》着重提出：对于民间音乐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已出版的文字资料上，而“特别应当注意民间音乐在人民生活中应用演奏的情形”，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形式上技术上的问题不是文字或符号所能说明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从民间音乐的应用与演奏中更能使我们了解民间音乐在人民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存在的价值，以及与生活相结合的情形”。这些源于实践的真知灼见，对今天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与理论研究都有重要启示。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出版的民间音乐资料与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一方面，采集的民间音乐资料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成果，成为新中国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方法建立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更大规模民间音乐普查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张鲁等编写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是解放区民间音乐采集工作实践经验的重要总结，对建立中国特色民族音乐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文章对于记谱法的探究，就作出了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同时他们通过实践的摸索，逐渐总结出一些特殊的工作方法，如对于如何解决记谱困难就提出了解决办法。应该说，这些方法强调了客观、忠实的记录原则，并涉及对唱法、表情、嗓音的处理，真假声的互换，方言音韵，调式和语言等，这是对构成民间音乐完整性因素全面记录的方法，只有在真正深入学习、研究民间音乐的切身经历后，才能总结出如此科学有效的方法，它们完全是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考的成果，成为记录民间音乐重要原则。而且，延安音乐家通过自身实践摸索出的田野作业方式，不仅符合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基本要求，而且还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特色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形成做出独特贡献。
　　另一方面，延安民间音乐田野作业经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并在实践中进行理论总结与提升。很多采录、研究成果之所以至今还产生着积极影响，正因为其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因此对实践具有直接指导作用。如随着田野考察实践的深入，延安音乐家陆续发表的《民歌的节拍形式》（吕骥）、《秦腔音乐概述》（安波），《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马可）等研究成果，其中《秦腔音乐》是近代首部深入考察并全面论述中国地方戏音乐的专著，影响深远，据乔建中《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2）统计，至20世纪末约有30余部剧种音乐概论出版，其论述范围与基本框架多与《秦腔音乐》近似。
　　当然，由于延安民间音乐调查与研究工作基本是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通观延安民间音乐出版物，可以明显看到当时民间音乐收集、整理活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它们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也有一定负面影响。一方面体现在采集工作不够全面、客观，完整性与真实性不足，以及不太符合民族音乐学田野记录的某些要求等问题上，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后民间音乐调查与研究工作中仍表现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延安开展的民间音乐采录工作，尚无完整系统的计划，因此大多成果还是无重点、无系统、较为凌乱的，这造成不能全面、正确地挖掘、认识民间音乐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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