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工具，它本身无所谓善恶，即它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所带来的后果的好坏依赖于使用技术的人。好人可用它为善，坏人则可用它为恶。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很肤浅的看法，他认为技术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座架”。海氏的思想非常晦涩，很难理解“座架”一词到底意指什么。但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技术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它也不是价值中立的；现代技术具有强有力的价值导向作用，它作为一种渗透于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力量，无时不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施加着巨大压力。对于这种压力我有切身的感受。

我是搞哲学的。搞哲学的人大多有个毛病：不善技术操作。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早就给我配备了电脑，可我因不善操作而很少捣鼓它。我的几位同事则相反，他们很快便对电脑产生了“感情”，很快就能熟练操作了。不久他们就在工作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电脑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现代社会是极重效率的社会，个人若不能适应社会的平均工作效率，就有可能被淘汰。我原来工作所在的大学是处于急速发展之中的大学，故对效率的重视犹甚。它以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刺激教授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例如，出版一本专著，月薪增加300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一些教授每年都有一本以上的专著出版。电脑帮了他们很大的忙，在电脑上既可以高效率地进行创造或制造，又能极方便地对科研成果进行改编和重组。相比之下，我的工作方式就完全不能适应新形势了，我仍然笨拙地用钢笔在稿纸上“爬格子”。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教授必须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否则就是不合格的教授。www.11665.com我切实地感受到了技术对我的挤压，我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电脑，你都得学会使用电脑；用电脑写作，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已是现代学术圈子的基本要求，起码的电脑操作技术已是现代学术圈子的平均技术要求；达不到这项平均技术要求，就别在学术圈子“混”。于是我屈服了，开始极不情愿地强迫自己学习电脑操作，因为我毕竟喜欢学术，更有甚者，人到中年再改变职业已十分困难了。我没有哈佛大学教授丹和美国农场主兼作家白瑞的那种拒斥现代技术的勇气。丹认为20世纪的美国文明史实乃一部机器包围并不断蚕食花园的历史，“机器”代表不断进步的科技，“花园”则象征着日益萎缩的人文精神。丹对“机器”之蚕食“花园”深怀忧虑。声讨之余还身体力行，长期蔑视科技进步。比如，他拒不驾车，也不用电脑写作，抽烟时全凭烟斗火柴，决不考虑电子打火机的方便（《读书》1995年第6期第50页）。白瑞说：“我几乎像每个人一样依赖于我所并不敬佩的能源公司。我希望自己能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它们。我在工作中总是尽可能少地依赖于它们。作为农场主，我几乎用马做所有的活儿。作为作家，我用钢笔、铅笔和纸工作”。他和妻子一起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有人劝他买一台电脑以提高效率，但他却以如下理由拒绝了别人的好心建议：首先，他不希望自己的写作直接依赖于被掠夺式地开采出来的煤炭，他不能一边在写作中依赖于对自然的掠夺，一边又义正词严地写文章抨击这种掠夺。其次，他并不认为电脑的普及会导致对他真正有意义的进步，例如，和平、经济正义、生态健康、政治诚实、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以及好的工作。再次，技术革新要求抛弃所谓“旧模式”，但使用电脑所要抛弃的“旧模式”不仅包括他传统的贵族标准，而且包括他的妻子、他的批评者、他最亲近的读者以及他的伙伴工人。最后，他不相信用电脑写作真的胜过用铅笔写作。（a·h·泰希编《技术与未来》1993英文版第66-68页）。

丹和白瑞都看出了技术的强有力的价值导向作用。“机器文明”对“花园文明”的“蚕食”也便是现代技术对传统价值的排挤。说技术革新要求抛弃“旧模式”，也便是说技术革新要求抛弃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对于已适应旧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自然是很不舒服的事情。情愿按“旧模式”生活的人们有他们的价值观，要求抛弃“旧模式”，便要求抛弃他们所珍惜的旧价值。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丹和白瑞都表现了可贵的坚强和勇敢，但现代技术不会因为少数人的抵制而停滞不前。

人类自超越于其他动物以来便一直在追求技术进步，人类文明史与技术进步史是分不开的。但现代技术与传统社会的技术有根本的区别。第一，现代技术是加速进步的，而传统社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例如，中国的牛耕技术延续几千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有极其缓慢的改进，中国农民几千年年复一年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生产；而现代社会从蒸汽机到电机，从电报到电话，从电视到电脑的变化，都只要几十年，而现代电脑的换代则以年份计。加速进步的现代技术迫使人们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让技术革新的弄潮儿们兴奋不已，却也让许多人无法适应。第二，现代技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技术在传统社会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完全不同，或说技术在现代“价值谱”中的地位根本不同于在传统社会价值谱中的地位。技术在现代价值谱中占据着极其显赫的地位，即现代人崇尚技术，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当今高中生考大学选择专业的情况就清楚了。工科专业总被认为是好专业，理科较受冷落，哲学人文学科则更受冷落。这与传统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传统社会，并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技术，科技被贬低为“奇技淫巧”，在中国经世之学才是最重要的学问，在西方中世纪，神学才是最重要的学问。第三，现代技术创造出一个“人工世界”，创造出无比复杂的人工系统，这便使大多数人封闭于人工世界之内，沉溺于人际游戏之中，从而无暇亲近大自然。每个人都得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弄清别人设定的许多秘密，却无暇体认大自然的奥妙无穷。例如，电脑和网络完全是少数人编排和设计的复杂系统，它对于设计者之外的人们来说，充满了诱人的奥秘，所以它吸引了无数个“网虫”，使他们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古代技术则不然，古代技术是联结人与自然的纽带，特别是农业技术，总使人们保持着对大自然的亲近。第一、第二两方面的区别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技术已成为现代人最重视的价值之一，人们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从事技术研究和技术创新，才建立了大量的研究工程技术的机构和培养技术人员的学校，从而才有技术的加速进步。现代技术已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渗透于文化的各个层面，这便使我们无法逃避技术对我们的挤压。丹和白瑞对现代技术的抵制，正是对这种挤压的反抗。

吴国盛教授认为技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技术服务于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地表现了它的后一方面（吴国盛《技术与人文》）。在我看来，技术到底以表现哪个方面为主依赖于文化。在古代文化中，技术主要是表达自由的，在现代文化中，技术因服务于贪欲和效率而抑制着自由。服务于贪欲和效率便是服务于现代性的根本目标——发展。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而发展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可见发展也涵概了技术进步。有朝一日，现代社会若宣称它不再谋求这种意义的发展了，那它就不再是现代社会了，即它已超越了现代性。发展便是人的扩张性、侵略性的主体性的张扬，是对权力的追求，也就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须转化为技术才能成为力量。在英语中“力量”和“权力”是同一个词，即power，可见对力量的追求便是对权力的追求。现代性对力量的重视，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对霸权的追求，在经济上就表现为人类对地球的榨取与征服。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促进的，例如，一个国家越能高效地榨取地球就越能确保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霸权。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浪潮至今已被“搅和”成至大无外的全球化政治角逐、军事斗争和经济竞争的旋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游离于这个旋涡之外袖手旁观。

现代性所内蕴的经济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是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唯一源泉。所以，为能拥有越来越幸福的生活，我们应不知疲倦地谋求发展，为能保证不断发展我们必须永不休止地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革新。于是所有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国家的人民都必须永不止息地在发展之路上拼命奔跑。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不断急剧变化，它催促着每一个人毫不懈怠地努力跟上发展的步伐。我们刚刚适应了一种工作方式，新技术又要求我们放弃它以采用更先进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效率、促进发展。

现代人的幸福观深受享乐主义的影响，在大众文化中，享乐主义又常常表现为物质主义，当代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又表现为消费主义。人们认为物欲和肉欲的满足就是幸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公开宣称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贪欲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也确实需要贪欲的推动。西方心理学家则宣称，人的欲望应得到充分满足，压抑会导致心理病态，能适时地满足自己欲望的人才是健康的人。于是，克制和艰苦朴素不再被看作美德，因为如果人人都抑制自己的欲望且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市场需求就不足，市场需求不足，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就这样，那些充满贪欲且极善于实现自己贪欲的人们，即卓有成效地推动着经济发展的人们，被现代社会奉为楷模。他们的生活就是幸福生活的标准模式，绝大多数人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然而，我不禁想问：这样的生活真的幸福吗？实际上，现代人在繁忙中失去了很多人生幸福，如内心的宁静，逸思的悠远，恬静的闲适，境界的超越，…… 我们常以轻浮的态度嘲笑原始人的野蛮和古人的愚昧，殊不知原始人和古人有比我们幸福的时候，有比我们高明的地方。高更曾以赞美的笔触描写毛利人的生活，“…他们…快乐和平地过日子，每日只求温饱，不多劳动，对金钱诱惑从没想过。当大自然的礼物唾手可得时，他们要把东西卖给谁？”（高更著：《生命的热情何在》第21页）。回到原始社会当然是不可能的，但高更的描述至少表明，原始人有原始人的幸福。中国古代哲人能在平凡的生活中体味人生的宏旨和情趣，例如，“程明道谓观鸡雏可以观仁，又喜养鱼”。张横渠曾叙述并评论：“明道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观万物自得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惟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之见，可同日而语？”这是古人所能享受到的幸福，现代人有几个能见得自然物之“生意”，能感受鱼鸟虫兽之“自得意”？或有人说，程明道非平常人也，大儒也。现代高级知识分子该相当于古代的大儒，可又有几个现代高级知识分子能感受到这种人生乐趣？他们总是处于紧张的竞争之中，总是忙于完成一个又一个“科研”任务，总是忙于网上搜索和电脑操作。总之，他们忙于赚钱，忙于解开种种前人或他人设定的“迷团”，忙于“解难题”（库恩语），忙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哪有工夫去欣赏“造物生意”？

贪多求快是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态度，然而这是很愚蠢的生活态度。就物质生活资料而言，够用不就行了，干吗非要那么多？如果我们不贪多又何必非得求快？如果我们不贪多求快，又何必要那么快地更新技术？多不等于好，快也不等好，高效率也不等于好，适度才是好。实际上现代人的贪多求快已导致极其深重的生存危机。由于对物质财富贪得无厌的追求和对地球的长期榨取，地球生态平衡已受到严重破坏。人类若不改变这种贪多求快的生活态度，地球不久就可能被破坏得不可居住。今天在中国反对贪多求快当然不合时宜，因为中国还比较落后，还不够发达，故多一些比尔·盖茨才好。但在发达国家实在应该多一些像丹和白瑞那样的人，应该多一些反对贪多求快的呼声。

现代人在用技术操纵自然物的同时，自己也失去自由而受制于技术。只要我们还生活在现代文化场中，我们就摆脱不了技术的挤压，因为现代文化场就是欲望之场。在这个场中，那些贪多求快的人们主导着时尚和潮流，而时尚和潮流又裹挟着大多数人。在这大多数人中，又可分出不同人等。大部分人只是自觉不自觉的跟着潮流走，还有少数像丹和白瑞那样的特立独行之士，在顽强地抵制潮流的裹挟，不幸的是也有像我这样的懦夫，明知这潮流和时尚正把人类带向深渊，还是无可奈何地、跌跌撞撞地跟着潮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