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李约瑟的工作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贡献和意义的讨论作为出发点，进而在一些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目前国际上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背景下，对李约瑟的工作中的若干概念、假定与存在问题进行了科学编史学的分析，尝试发现一些国际上中国科学史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新的动向，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总结。
关键词 李约瑟 中国科学史 科学编史学
abstract taking the contribution and meaning of joseph needham’s work as a start point, based on some researches by foreign scholars, this paper,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alyzed some concepts, hypotheses and existed problems in joseph needham’s work, tried to find the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in ideas and methodology, and tried to make some summaries on such issues.
key words joseph needham,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来说，像科学史的其他领域一样，进行必要的编史学（historiography）思考，既是一种有意的反思和总结，也可以反过来对过去与现状获得某种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有所展望。Www.11665.Com由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本文将以其工作的编史学问题作为出发点，在对一些国外科学史家的有关文章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某种编史学的提炼与总结，并尝试性地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若干理论性问题进行一些的思考。这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也会是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从李约瑟的工作出发，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编史学问题，特别是对于“李约瑟问题”的重新思考，其意义也将超出中国，甚至东亚科学史研究的范围，并与世界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研究密切相关，除了像“科学革命”这样具体的编史学问题之外，也与更为一般的“元编史学”、科学哲学，乃至于像殖民主义等当代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1]，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这些问题的特殊视角。
1 中国科学史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李约瑟
一般地讲，科学史这门学科在西方大约在18世纪开始形成了一些专业学科的学科史，到19世纪，综合性科学史开始成形。到了20世纪，有关的研究更加深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科学史领域的职业化发展，使得科学史的建制化和学术化走向成熟。但是，在这些过程中，西方科学史家们主要的研究领域，仍是“主流”的西方科学史，对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也大多是在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相联系的线索与视角下进行的。因而，对于其他“非主流”的，被认为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无关的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史，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中国科学史也基本属于此列。
在此阶段，西方当然也有少量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些汉学家们做了较多的工作，但汉学家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科学方面。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西方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还是李约瑟的出现。
如果略去再早些的准备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始出版。这部后来在规模上又有了极大的扩展，而且至今仍未出完的多卷巨著，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局面。从技术性的内容来说，它一方面极为丰富地占有了东方与西方的各种参考文献，另一方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出现首次向西方的学者们展示了中国科学史的丰富内容，使中国的科学在西方受到尊重，使中国历史中科学的成就在国际历史学界得到承认，使西方人意识到中国有其自身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传统。
李约瑟本人在其后半生中，从职业科学家转向从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当然可以从各种的背景中去研究其动力。但至少在他后来多次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提出如今经常被我们称为“李约瑟问题”，以及他穷其后半生之努力来尝试找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其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詹嘉玲就曾指出，李约瑟的贡献不仅是提出了李约瑟问题，而且是把它变成撰写一部比较科学史的动力[2]。或者，即使更弱化一点地讲，对这一问题之回答的努力，始终是作为一种明显的背景存在于李约瑟本人大量的研究之中。这一点，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也有明确的表现[3]。
虽然关于“李约瑟问题”本身的意义与问题，已有极多的学者进行过众多的讨论，或是赞成并尝试对之进行回答，或是认为其问题本身提法的不当，本身是一个伪问题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毕竟带来了某种学术的繁荣。抛开他人的评价不说，仅就其本人而言，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或者说从这样一个出发点出发，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成就，使之在世界科学史界甚至科学史界之外都成为一位功不可没的传奇人物。正如席文所评论的，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与医学居高临下的考察，首次使西欧和美国受过教育的人意识到过去时代中国的成就。
然而，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审视的话，会发现李约瑟的著作是建筑在一些最初的假定之上。1988年，席文曾总结了其中最重要8条假定[4]。而雷斯蒂沃（sal restivo），则对其中的假说与要点做了更为全面的梳理[5]。
2 李约瑟的科学概念与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
李约瑟的巨著，不论是译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还是译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其中，核心的概念依然首先是“科学”。事实上，对于任何科学史的研究，虽然对科学概念的定义可能不会像科学哲学中要求的那么严格，但毕竟每个科学史家对之都有自己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贯穿在其历史研究中。
如果说，在研究和撰写伽利略时代之前的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科学史时，虽然所研究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在一种与这种“科学”有联系，或者说至少是有假定的逻辑联系的意义上，科学史家可以把他们所研究的“科学”（或按其原来的名称作为“自然哲学”）视为近代科学的前身，从而使“科学”史的研究合法化，那么，对于那些在西方近代科学主流发展脉络之外的非西方古代科学的研究，所涉及到的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则要更加微妙，也更需要论证。
但对于李约瑟本人来说，其对科学的定义和理解倒是比较清楚的。虽然在其1954年问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言中，他还就与中国古代科学相区分的意义上用了西方“近代科学“一词，几年后，他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三卷中明确地指出：
“在今天至关重要的，是世界应该承认17世纪的欧洲并没有产生在本质上是‘欧洲的’或者‘近代’的科学，而是产生了普适有效的世界科学，也就是说，相对于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近代”科学。”[6]
但在大约10年后，李约瑟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大滴定》中，对科学的概念又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扩展的说法。他认为在通常的科学史研究中，“所隐含的对科学的定义过于狭窄了。确实，力学是近代科学中的先驱者，所有其他的科学都寻求仿效‘ 机械论的’范式，对于作为其基础的希腊演绎几何学的强调也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等同于说几何式的运动学就是科学的一切。近代科学本身并非总是维持在笛卡尔式的限度之内，因为物理学中的场论和生物学中的有机概念已经深刻地修改了更早些时候的力学的世界图景。”（[7]，45页）
基于其“普适的”科学的概念，用席文的说法，李约瑟又使用了“水利学的隐喻”：虽然他并不否认希腊人的贡献是近代科学基础的一个本质性的部分，但他想要说的是，“近代精密的自然科学要比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要广大宽泛得多；不只是这两条河流，还有更多的河流汇入其海洋之中。”（[7]，50页） 对于这种普适的科学在中国科学史中的应用，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作者之一白馥兰（francesca bray）就曾说过，就其意义而言，《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使中国科学在西方受到尊重。但是，李约瑟是按照那个时期所熟悉的常规科学史来制订其计划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走向普适真理的进步来制订的。而其新颖之处，也正在于其前提，即中国对科学中“普适的”进步有重要的贡献。[8]
具体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来说，李约瑟认为：
“因此，关于中国的‘遗产’，我们必须考虑到三种不同的价值。一种是有直接助于对伽利略式的突破产生影响的价值，一种是后来汇合到近代科学之中的价值，最后一种但绝非不重要的价值，是没有可追溯的影响，但却使得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与欧洲的科学和技术相比同样值得研究和赞美的价值。一切都取决于对遗产继承者的规定—--仅仅是欧洲，或者是近代普适的科学，或是全人类。我所极力主张的是，事实上没有道理要求每一种科学和技术的活动都应对欧洲文化领域的进步有所贡献。甚至也不需要表明每一种科学和技术活动都构成了近代普适的科学的建筑材料。科学史不应仅仅是依据一种把相关的影响串起来的线索而写成。难道就没有一种世界性的关于人类对自然的思考与认识的历史，在其中所有的努力都有其一席之地，而不管它是接受了还是产生了影响？这难道不就是所有人类努力的唯一真正继承者——普适的科学的历史和哲学吗？”（[7]，61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约瑟首先将“近代科学”的概念独立出来，并与古代、中世纪以及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传统的复数名词的“科学”相区分，但又相信科学终将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于“近代科学”之上的“普适的科学”。如果说在上述引文所谈到的第一种价值对于中国科学的遗产来说并不存在的话，那么，无论是在第二种还是在第三种价值的意义上，都可以找到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内在合法性。就像他在《大滴定》一书中所说的，诞生于伽利略时代的是世界性的智慧女神，是对不分种族、肤色、信仰或祖国的全人类的有益的启蒙运动，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有资格，都能参与。尽管，他依然没有像当代科学哲学家们那样对这种更为含义宽泛的复数的科学概念给出明确的划界定义。
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取向：参照标准与优先权问题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李约瑟问题”是李约瑟进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它也成为某种重要的动机。在《大滴定》一书中，对于“李约瑟问题”的经典表述是：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起来？……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应用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求方面比西方面文明要有效得多？”（[7]，190页）
且不说“李约瑟问题”自身的意义，以及由之引出的热烈的学术争论。当然，任何从事如此规模研究的学者都自然会面对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从第一卷问世起，李约瑟就因他的方法论、他的马克思主义前提，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他对科学与技术之等同的坚持而受到批判。”[9] 仅就李约瑟本人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以及这种研究背后的潜在假定来说，从“李约瑟问题”中也可以看出一点值得注意之处，即在“李约瑟问题”的第二个，或者说第二部分的表述中，首先，潜在地预设了欧洲或者说西方作为一个参照物，其次，在这种预设的参照物的对比下，更加关心发现的优先权问题。对此，一些国外的学者也有注意和论述。例如，日本科学史家中山茂就将研究者当中的“现代化主义者”（modernizer）定义为，这些人在评价他们的课题时，是以这些课题如何近似地接近西方的科学实践与建制的流行为标准的。如果我们注意到“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学术在科学史中比在任何其它领域中都更不可能”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直到60年代，对于现代化主义者们的用来衡量非西方科学的成就的判据是否有效，几乎没有任何疑问提出。……但问题仍然是优先权问题。李约瑟用近代欧洲的标准来评价古代中国科学的策略，自相矛盾地鼓励了世界各地的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包括那些在中国的追随者，来无批判地接受现代化的观点。这损害了他自己对比较研究之热情的典范的价值。”[10] 几年前，澳大利亚的科学史家洛（morris f. low）在为其主编的以“超越李约瑟：东亚与东南亚的科学、技术与医学”为主题的《俄赛里斯》（osiris）专号所写的导言中，也谈到：
“李约瑟并未将现代科学等同于西方科学。相反，他认为它是一种世界性的科学，地域性的传统科学，特别是中国的科学，汇入其中。他李约瑟想要通过做出机器和装置从欧洲引入到中国以及相反过程的资产负债表，向我们揭示西方文明极大地受惠于中国。他的历史植根于一种偏离当前的世界观。这些历史深究过去，并展示了一种西方人也发现很难忽视的遗产……在李约瑟的著作之前，科学史家经常把‘科学’解释为‘西方科学 ’。而其他知识的生产者的贡献，尤其是在亚洲的贡献，则倾向于被边缘化。李约瑟开辟了研究非西方科学的道路……为什么我们要高度评价亚洲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的价值呢？在过去，一种理由是：亚洲科学类似于西方科学，并以某种方式对之做出了贡献。显然，科学技术可以超越文化的差别，为已有知识的共享储水池加料，但社会与境（context）对如何接纳各种观点有所影响……如果我们确实想要超越李约瑟和单一的科学，我们还需要打破由现代化研究所强加的框架。近来的经验表明，进步可以不是线性的。……在撰写全球科学及其进步的线性的历史的倾向背后，是对于西方科学取代了传统的、更地域性的知识形式的信仰。……以这种方式写亚洲科学史，我们就是假定了在西方科学中的某种连续性和在亚洲科学中的不连续性。在李约瑟的方案中，地方土生土长的知识的重要性，是倾向于以其在多大程度上对现在我们所称的科学的形成有贡献来衡量的。”[11]
这也就是说，李约瑟即使是在其比较科学史的研究中，其比较的参照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辉格式的。事实上，在某些分析中，人们有时是把过去西方中心论的科学编史学观念视为带有某种种族主义色彩的，因而有人论证说，“李约瑟因为未能把他自己与西方科学及其方法的优越与不可或缺性的概念分离开，所以他没有成功地带来对欧洲种族主义的明确突破。”[12]
与这种参照标准相关，是科学史研究中对优先权问题的关注程度与关注方式。李约瑟本人的工作，包括了对中国众多科学技术之发现的优先权的发现，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承认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世界上的形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当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深入到某种程度，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优先权的发现固然重要，但却已经不是惟一重要的内容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学者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也是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其实，可以注意的是，韩国科学史家金永植在总结韩国的科学研究时，曾这样讲过：
“关于韩国科学史的较早期工作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对韩国科学成就的创造性和原创性的强调。突出了韩国科学的这些特征的论题被研究，而其它的论题则被忽略。这种强调，是对日本殖民时间的殖民主义编史学的自然反应。……这种倾向在科学史中持久……它过分强调技术与人造物，而不是观念与建制，因为前者倾向于表明韩国成就的创造性的独创性，以及它们比其它国家的优先和优越。”[13]
当然，早期韩国科学史家对韩国科学史的研究有其特殊的背景，其编史学问题也并不完全等同于目前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存在的编史学问题。不过，类似像这样的反思，却是很值得中国科学史研究者借鉴的。至少，在研究的价值取向上，其间还是存在有某种类似之处的。
4 在李约瑟之后
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成就与功绩，是无需质疑的。然而，像其他的学科一样，科学史一直处在发展中，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也是一样。当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李约瑟及其中国科学史研究时，自然也会提出新的、对未来的发展有意义的见解。当然，也有人会从李约瑟的著作中找出一些细节上的技术性错误，但这几乎是在任何科学史研究者的工作中都会存在的，更不用说像李约瑟这样一位外国研究者，其成果超乎寻常的丰富，甚至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与之相抵。这更属于枝节性的问题。更重要的，则是在科学观和研究方法、研究进路上的观念的变化。
首先，依然可以从科学的概念谈起。李约瑟所信奉的那种将走向统一的、普适的科学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古代科学对之的汇入，以及像对自然界的有机论的态度等，从一开始，直到如今，几乎一直不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主流。美国一篇将李约瑟著作中的宗教与伦理作为研究内容的博士论文的作者，甚至从其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出发，将李约瑟归入19世纪浪漫主义学者的行列[14]。也正如白馥兰在李约瑟逝世时所写的短文中所指出的：
“现在，李约瑟的计划处于一种悖论的境地。后现代对西方至上的元叙述的批判，从对思想的内史论研究到向社会和文化的解释的转向，以及对实践的强调，这一切，都（至少在理论上）给非西方世界在主流科学史中带来了合法的空间。然而，这种修正主义的硬币的另一面，是作为来自作为普适的知识形式的‘科学’这一概念被提出异议。”[8]
但是，这种对李约瑟的科学概念的质疑并未给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带来实践上的困难。虽然科学哲学界对科学概念的规定仍然充满争议，但在像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实践中，发展中的科学概念依然可以应付实用的目的。剑桥大学的科学史家谢弗（simon schaffer）在其一篇面向公众讲述20世纪有多种不同说法的科学定义的文章中，曾这样介绍科学的概念：
“用纲要性的术语来说，科学可以被看作统一的或形形色色的，可以被看作是在人类的能力中共同具有的世俗的方面，或是罕见的、与众不同的活动，可以被看作是非个人的现代化的力量，或是人类劳动和社会群体的技能形式。在这些看法中，一种突出的看法断言说，各种科学都具有关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常识。关于科学态度，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科学提出的问题，是那些向所有的人表现出来的问题。人们争辩说，在使其成功的过程中，科学家只不过是以一种与其同伴相类似的方式来观察、计算和提出理论，只不过偶尔地更加细心。”[15]
席文则说得更明确：“如果科学的概念宽泛到能包容欧洲从早期到目前对自然的思考的演化，那么这个概念就必定可以用于多种多样的中国的经历。”[4] 从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自然继续存在。当然，这是在将宽泛的科学概念与更狭义的西方近代科学概念有明确区分的前提之下。就像有学者在论述科学教育时所言：
“长久以来，教育者把科学或是看作凭其自身的资格而成为的一种文化，或者是超越文化的。更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教育者都开始把科学看作是文化的若干方面中的一个。在这种观点中，谈论西方科学是合适的，因为西方是近代科学的历史家园，讲近代是在一种假说-演绎的、实验的研究科学的方法的意义上。……如果‘科学’来指通过简单的观察来对自然的因果研究，那么，当然所有时代的所有文化都有其科学。然而，有恰当的理由将这种对科学的看法与近代科学区分开来。”[16]
相应于这种多元化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对任何社会中科学史的研究来说可以采用的基本原则就成为：“正是关于实力与弱点、关注与忽视的的模式，以及关于各种科学学科及其与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关联，可以给出在——特定社会中的科学史以一种具有其自身特色的特征。”李约瑟强调的是普适的科学的概念，但目前尽管存在有地域性的研究科学的途径，但如何能够把这样的地域性的途径与本质上普适的特征相协调呢？有人相信，“答案是简单的：普适性的问题只有当人们充分广泛地看到了分化的历史时才会提出。当只有单一的乐器时，人们不能谈论和谐。此时，更重要的是获得更多的乐器。”[17]
除了科学的概念之外，在研究的参照系、标准以及与之相关的目的与方法上，也同样存在有新的思考方式。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研究科学革命的重要权威霍尔(a. r. hall) 就曾在在大力赞扬了李约瑟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倾向问题。例如，举出几个《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的具体的例子，说明其将中国的发明与西方的发明之联系以及比较的不恰当等。尤其是：
“从一开始，正如我们所见的，李约瑟的目的的主要部分，是展示中国科学与技术的丰富多产；与西方的比较对于西方的读者来说是有启发性的（其实上对其自身也是回报），但却没有中国材料固有的魅力那么重要。”[18]
在与李约瑟的研究以及背后与他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相关的参照标准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论述。白馥兰在充分地肯定了李约瑟的工作是由一位科学家对非西方科学与技术的最初严肃的历史研究，认为它在对非西方社会的非历史的表述的挑战中，绝对是基础性的。但与此同时，却指出它所构成的，是第一步，而不是一场批判性的革命。在李约瑟的策略中，中国的知识被区分为近代西方纯粹与应用的各学科分支，其中技术是应用科学，如天文学被分类为应用数学，工程被分类为应用物理学，炼丹术被分类为应用化学，农业被分类为应用植物学等。但重要的是：
“在李约瑟的计划中的目的论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接受一种知识谱系的革命模式，其各分支对应于近代科学的各学科，这可以让李约瑟辨识出近代科学与技术的中国祖先或者说先驱，但代价却是使其脱离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与境。……这种对“发现”和“创新”的强调，是以一种很可能会歪曲对这个时期的技能和知识的更广泛与境的理解的方式。它把注意力从其它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没有出路的、非理性的、不那么有效的或在智力上不那么激动人心的要素中引开，而这些东西在当时却可能是更为重要、传播更广或有影响力的。
其次，在把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作为人类进步的一种自然结果的情况下，使得我们在判断所有技能与知识的历史系统时，是使用了从这种特殊的欧洲经验中导出的判据。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科学的诞生，以及工业革命，在我们的思想中是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我们发现很难把技术的科学分开，很难想像在工程的复杂精致、规模经济或增加产出之外强调其它判据的技术发展轨迹。于是，从这条窄路的任何偏离都必须被用失败，用受制停滞的历史来解释。那些无可否认地产生了精致复杂的技术贮备但却没有沿着达到同样结论的欧洲道路发展的社会，例如像中世纪的伊斯兰，印加帝国，或中华帝国，便会遇到所谓的李约瑟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为什么它们没有继续产生本土的现代性形式？出了什么问题？缺失了什么？这种文化的智力的或特性上的缺点是什么？”[19]
在这种分析中，联系到对李约瑟采用的参照框架，也即欧洲发展道路的分析，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作为李约瑟之研究出发点的“李约瑟问题”。或者说，在当我们采取了新的、不将欧洲的近代科学作为参照标准，而是以一种非辉格式的立场，更关注非西方科学的本土与境及其意义，“李约瑟问题”就不再成为一个必然的研究出发点，不再是采取这种立场的科学史家首要关心的核心问题了。正如埃岑加（aant elzinga）其对“李约瑟问题”的重新估价与分析中所说的那样：
“更新近的科学编史学中产生了文化倾向，以及科学的跨文化研究计划与对现代性更激进的批判之间的联系（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基本范畴的表示方式和文化同一性政策）。在这种强调知识的本土性质、鼓吹基于文化的陈述与同一性的交叉的论述中，“李约瑟难题”核心问题的基础变得荒唐可笑。一个人不会问：为什么，又何以在某些文化背景中的科学知识更成功，而在另一些背景中的科学知识却不那么成功。因此，‘李约瑟难题’以及它所依赖的进化论和剩余唯科学论的基础已是昭然若揭。”[20]
而法国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詹嘉玲更明确地指出，“许多研究传统中国科学的西方科学史家批评了李约瑟陈述他的核心问题的方式。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进路，关心对于思维模式的更深入的理解胜于关心补充中国对当今科学知识之贡献的清单的补充。在这一领域中，目前被认为是最为创新的研究，集中于关注在中国的科学传统中发现了什么，而不是缺失了什么。” 虽然关注缺失的传统仍然还有影响，但在努力摆脱它的过程，科学史家们近来的研究力求正面的描述，努力对原来那些由“西方崇拜”的同事们提出的问题找到出替代者。替代的问题经常被表述为：“中国科学是否做出了……？”，或“中国人怎对待……？”等等。不过，“寻找这种替代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相对主义：对普适有效模型的研究并不能避免对我们的研究工具提出质疑。”[2]
从另一个方面讲，白馥兰甚至提出这样的出发点所带来的别一种后果：“自相矛盾的是，科学技术史家们能够继续忽视在其它社会中发生的事情，恰恰是因为像李约瑟这样的学者们的先驱性的工作，因为他们就中国，或印度，或伊斯兰而提出的那些要予以回答的问题，是用宏大叙事所确立的术语来框定的……在技术史学科内，在欧洲与中国或其它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别，不是被当作一种恢复带有不同目标和价值的知识与力量的其它文化的挑战，而只是作为对西方才真正是能动的并因而值得研究的观点的证明。”[19] 美国科学史家罗杰（roger hart）站在更加后现代立场上的分析，也表现出类似的看法：“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批判研究中的探索，已经对科学与文明的这些宏大叙事提出了质疑。”他还进一步突出了李约瑟的范式与对西方科学的参照之间的关系，发现那些对李约瑟的批评者“看到李约瑟过分夸大地试图为中国科学恢复名誉，却忽视了他最终把近代科学作为西方特有的看法的再度确认”[21]。
在与那些更有后现代意味的分析相比，在一种稍缓和些的意义上就对于李约瑟的研究范式的超越来说，由席文负责编辑整理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生物学与生物技术”第6分册“医学”在李约瑟去世后于2000年的出版，可以说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此分册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他已经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册有明显的不同。席文将此书编成仅由李约瑟几篇早期作品的文集，对于席文编辑处理李约瑟文稿的方式，学界当然存在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席文的做法确也明显地表现出他与李约瑟在研究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为此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系统地总结了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的研究成果与问题，并对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综述，提出了诸多见解新颖的观点。按照席文的判断，实证主义渗透在李约瑟对于什么才是恰当的科学与医学史的判断之中。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则比李约瑟和他的同代人更可能以对他们所研究的时期和地点的技术现象的整体理解为目标，并随其目标的要求而规定他们的判据。这一转向极大地限制了李约瑟的方法论对于年轻学者的影响。[22]
席文的这篇序言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表现出与李约瑟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更新的编史学立场，考查了李约瑟的研究中从一般性基础、假定，到具体的观念框架与方法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乃至展望了未来研究的发展和未来研究的课题。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之一一详细总结转述。但其中，至少可以提到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的“考证”方法的意义与局限的问题。席文指出：
“仍然还有大量类似的工作需要专家去做文本研究（考证）。问题是，对于世界其它地方（甚至非洲）的医学的研究，不再依赖于这种狭隘的方法论基础。随着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研究和其它学科采用的新的分析方法的结果，其范围在迅速地改变着。对这种更广泛的视野的无知，使东亚的历史孤立起来，并使得它对医学史的影响比它应该有的影响要小得多。
少数有进取心的研究东亚医学的年轻学者已经开始了对技能与研究问题的必要扩充。他们开始自由地汲取新的洞察力的源泉，其中包括知识社会学、符号人类学、文化史和文学解构等。我将不在更特殊的研究，像民族志方法论、话语分析和其它他们正在学习的研究方法的力量与弱点方面停留。我只是呼吁关注已经提到了的中国的问题，对之这样的方法可以带来新见解。”[22]
5 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与人类学
在李约瑟之后，像整个国际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一样，虽然在国际范围内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但其研究的内容、视角、方法和指导思想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对李约瑟的某种超越。正如小怀特（jr. lynn white）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指出的那样：
“我怀疑，极少有（至少是更年轻的）科学史家在今天还具有李约瑟的那种带有对于在巴洛克时期在欧洲出现的科学风格的全部的信心。其原因，不仅仅是一种偶然性的意识对于我们大部分思考的渗透，或是对如此令人兴奋的库恩的范式的争论，或近来对“迷信”—这个最令人误解的词—在17世纪科学的滋养中的作用的公正的承认。主要的原因是一种对于科学的生态的深刻的兴趣的出现，也就是说，对于在任何阶段和地区的理论科学每样形成了其总体的与境，以及客观存在怎样由其环境、文化和其它因素所相互形成的兴趣。近代科学的历史不是对利用伽利略的方法而得到的一个无限系列的对绝对真理的发现之记录的成功过程，它与所有其它的历史成为整体，在类型上决非与所有其它种类的人类经验有所差别。”[23]
其实，早在将近十年前，席文就已经谈到了在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方法与观念上“跨越边界”的问题。他认为，对科学史研究已经在三个边界的探索中被实践着。其中第三个边界，是它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共有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才从迷雾中出现。可以注意到的是，在席文倡导将人类学方法用于科学史的研究的看法中，带有着比较鲜明的社会建构论的背景。席文本人也明确地认为，“也许，历史学家从社会科学那里得来的最有影响的见解，必须涉及到所谓的‘ 对实在的社会建构’。”作为科学史研究的对像的那些人，是用他们从周围的人那里继承来的素材而使其经验有意义的。“我们所见的他们的世界观或宇宙观或科学，只是人们随着其长大而建构的单一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更大的结构的一部分，宇宙观不是外来的。他们在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观察到的秩序的概念使宇宙观形成。他们采纳的社会秩序，是他们知道会使社会之外杂乱的现象有意义——否则就会没有意义。” [24]
确实，无论就一般科学史还是就中国科学史研究目前的发展来说，与人类学的结合是诸多发展方向中非常突出地值得重视的方向之一。甚至于目前已经有了专门从理论上论述科学编史学与人类学之联系的专著[25]。但对这样一个大问题的系统研究，也还需要另外专文讨论。在这里，不妨仅以一个近来的研究实例，来说明人类学方法在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具体表现。
恰恰就是那位作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作者之一的白馥兰，在几年前《俄赛里斯》题为“超越李约瑟：东亚与南亚的科学、技术与医学”专号中，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技术文化史的论文[26]。这篇论文的出发点，就是将中国技术史的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结合起来。白馥兰认为，在公元1000—1800年这段被称为“中华晚期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的社会与境下，可将家居建筑视为是一种技术，其重要性可与19世纪美国的机床设计相比。在以住人们研究包括中国技术史在内的技术史时，都是关注那些与现代世界相联系的前现代技术，如工程、计时、能量的转化，以及像金属、食品和丝织等日用品的生产，换言之，也就是关注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最重要的领域，因为它们构成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从而，认为西方所走的道路仍然是最“自然的”，与之相反，在所有非西方的社会中（包括中国），技术进步的自然能力以某种方式被阻止了走上这条自然的道路。所用的隐喻则是障碍，刹车（制动，闸），或是陷阱。非西方的经验于是被表述为一种未能建立成就的失败，这种失败需要解释，于是通常受到责备的，就是在认识论或建制的形式上的文化。她指出，李约瑟批判了利用科学来支撑西方至上的做法，但像他那一代的其他科学家一个，他也充分地具有“辉格立场”的目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是把技术分类为应用科学，而李约瑟对技术进步的道路的绘制，仍然是按照标准观点的判据，就在技术史中，这种标准观点把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强加在非西方的社会上，然后，它就通过辨认其未能走西方道路的原因来不恰当地表述它们。在对比中，我们可以联想到，在一篇从社会学角度评论“李约瑟问题”的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文章中，就有人总结说，在“李约瑟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总假说，即主要是想在同西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比中，用社会与经济的因素来进行说明。[26]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辨别重要的技术时，关于那些对社会的本性的形成最有贡献的技术，中国技术史家通常沿袭西方历史学家的样子，关注带来工业世界的日常用品的技术——冶金、农业、丝织。然而，白馥兰看到，晚期帝国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它特征性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并不是按现代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构成的。在建制中最本质地形成了晚期帝国的社会与文化的是等级联系。因此，她认为，如果人们完全可以把建筑设计作为一种“生活的机器”(machines for living)来看待，它反映了特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人类学和文化批评研究者表明，建筑不是中性的。房子是一种文化的寺院，生活在其中的人，被培养着基本的知识、技能以及这个社会特定的价值。因此她选择家居建筑中的宗祠作为中国技术史研究的对象，这一对象把所有阶级的家庭联系到历史和更广泛的政策中，它将特殊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结晶化，规范化了晚期帝国的社会。在具体的对中国家居建筑的具体研究中，她主要是根据朱熹的著作以及《鲁班经》等文献进行分析，也包括风水等内容，她发现，家祠是一种家族联系与价值的物质符号，从宋朝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政治精英们利用以宗祠为中心的仪式与礼节，来将人口中范围广泛的圈子合并到正统的信仰群体中，并提出，作为一种物质的人造物，宗祠包含了不明确的意义，对应于道德的流变，帮助其成功地传播，并使它成为一种在面对潜在的破坏力量时使社会秩序重新产生的有力工具。总之，抛开具体的结论，关键点在于，白馥兰所关注的，是那些在传统中被认为是“非生产性”技术起改变作用的影响，以便提出一种更为有机的、人类学的研究技术及其表现的方法。应用了这样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视角来重新思考非西方的技术史，就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解过去的可能性，以及新的与其他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分支的对话的可能性。
然而，像这样的研究兴趣，所要解决的问题，就不再是像“李约瑟问题”之类的预设了。
6 简要的小结
在本文中，基于有关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研究，特别是对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概念、假定和指导思想中的问题的研究，以及在李约瑟之后的反思的考察，讨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几个基础性的编史学问题。对之，在此可以简要地总结为：
（1）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的重大贡献与意义，主要在于他通过对中国科学史多方面多学科的系统考察，最先使西方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科学史的态度，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科学史界奠定了基础，也为到他完成其撰写的著作时为止的相关文献做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
（2）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是以解决其提出的“李约瑟问题”为主要动力与目标的。其基础性的科学概念，是一种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别的、有机的、普适的世界性科学，他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将汇流到这种科学之中。这种普适的科学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代的成就与其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得到了合法化的地位。
（3）在李约瑟的研究中，在相当的程度上仍是以西方近代科学的成就作为潜在的参照标准，在这方面，依然有某种辉格式历史的倾向。
（4）基于李约瑟的前提概念与假定，在其工作中，展示中国古代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与之相关，或者间接相关地，在早期其他西方学者以及更多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或更一般地讲，在许多非西方科学史的研究的早期，都有类似的对优先权之发现的极度关注，联带地，考证的方法突出地得到重视。
（5）随着国际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以及当代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李约瑟的科学概念、参照标准以及对中国发现之优先权的注意和强调，已经是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带来变化。以科学的概念为例，现在持李约瑟的那种普适的科学的概念的科学史家人数很少，但在与西方近代科学相明确区分的前提下，在更关注观念、建制、文化等关联时，对非西方科学（甚至于对某些西方科学）的历史研究中，在对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具体历史研究中，科学的概念的泛化或多元化已是一种现实，并为众多科学史家所接受。
（6）虽然“李约瑟问题”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无可否认的促进作用，带来了学术的繁荣，但基于新的对李约瑟的前提假定的看法与立场的变化，“李约瑟问题”的重要性已不像以前那样，至少不再是一部分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所首位关注的核心问题。
（7）随着对中国科学编史学的研究的发展，在国际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和总趋势下，除了基本观念和指导思想之外，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中也表现出变化。在诸多的变化中，与社会建构论有某种相关的将人类学方法引入科学史，是值得注意的发展之一，与之相关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是非常有新意义和有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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