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简要介绍了达尔文研究的历史发展，评述了《达尔文》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讨论了该书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并指出《达尔文》一书在达尔文产业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 《达尔文》 达尔文研究 达尔文产业 社会建构论 语境论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briefly the development of darwinian studies, comments on darwin, retells the story of early part of darwin’s life in this book, and gives some questions for advance reading.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historiography in darwin, and evaluated its place in darwin industry.

key words: darwin, darwinian studies, darwin industry, social constructivism, contextualism

德斯蒙德（adrian desmond）与穆尔（james moore）合著的《达尔文》（darwin）[1]一书是达尔文产业中涌现出来的第一本全新的达尔文传记。穆尔是研究与达尔文相关的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权威，德斯蒙德则以对进化论的社会政治语境分析而著称。wWW.11665.CoM该书以社会建构论为编史学的指导思想，用传记的体裁将历史语境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将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展现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该书在达尔文产业中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要具体评述这样一本著作，首先须简略回顾一下达尔文研究的发展。

1 达尔文研究的演进

学界通常把达尔文研究的开端追溯到达尔文的孙女巴洛（nora barlow）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对达尔文著作的编辑工作。她于1933年出版《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日记》（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m.s. “beagle”）[2]一书。1945年出版《查尔斯•达尔文和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3]一书，收录了达尔文在旅行期间的书信和笔记。1958年编辑出版《达尔文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4]的未删节版，为理解达尔文的宗教观点、私人生活以及和科学界的关系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起点。1887年由达尔文的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编辑出版的三卷本的《达尔文生平和书信集》（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5]毕竟有过多的删改 。
　20世纪30、40年代，综合进化论逐渐在生物学界获得主导地位，自然选择理论也开始被生物学家普遍接受，一批生物学家从自身专业的需要出发，从事和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此时，美国的科学史学科正处于初创阶段，一些历史学家受科学界重新尊奉达尔文这一风气的影响，也开始关注和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1959年是达尔文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暨《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在此前后涌现出一批历史研究文章和专著。它们主要集中于思想史领域，由生物学家主导了历史研究的方向和评判标准。其中，较重要的传记有埃尔文（william irvine）在1955年出版的《猿猴、天使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达尔文、赫胥黎和进化论的故事》（apes, angels and victorians: the story of darwin, huxley, and evolution）[6]和比尔（gavin de beer）在1962年出版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7]两部书，前者对于读者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活动的社会环境会有所帮助，然而其中关于达尔文的很多描写和评价失之偏颇；后者则侧重于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并不关注他的生活，对他个人的描绘未脱科学家的圣徒传记的窠臼。
　 自6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科学史职业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投身于达尔文研究中。剑桥大学图书馆也开放了保存的达尔文档案（darwin archive），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以此为基础的达尔文研究迅猛发展，成长为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影响逐渐扩展到社会之中，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达尔文的文学传记和影片 。某些历史学家将此种繁荣景象戏称为“达尔文产业（darwin industry）”[8]，这一称谓迅即被科学史学界广泛接受，用来指称和达尔文相关的历史研究。在此期间，对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史研究继续深入，同时受杨（robert young）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社会史的研究视角也逐渐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并将它整合到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之中。1981年，奥斯波瓦特（dov ospovat）出版《达尔文理论的发展：博物学、自然神学和自然选择 1838—1859》（the development of darwin’s theory: natural history, natural theology & natural selection 1838—1859）[9]一书。该书是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者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分析研究，揭示了1838年的自然选择理论的最初构想和自然神学之间的关联，以及它随后的发展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思想、经济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达尔文绝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思想家，他和当时的生物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受到这些人的研究工作和思想的影响。
1982年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时，相关的科学史家们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1985年由科恩（david kohn）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达尔文的遗产》（the darwinian heritage）[10]。这标志着科学史学家已经形成了一个职业化的团体，有着自己独立的史学思想、方法、问题和评价标准，从生物学家手中夺得了达尔文研究的主导权。该文集是对当时达尔文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科恩将全书分为4个部分：达尔文科学思想的发展、达尔文的研究工作与社会角色、欧美各国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情况和对相关的史学和哲学问题的讨论，希望能够将达尔文放回到维多利亚时期科学的语境之中去研究。书中收录的文章仍以思想史居多，但也出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社会史研究。例如，穆尔的文章《达温宅中的达尔文：身为乡绅－博物学家的进化论者》（darwin of down: the evolutionist as squarson-naturalist）（[10], 435—481页）和西科德（james a. secord ）的文章《达尔文和育种家们：一种社会史研究》（darwin and the breeders: a social history）（[10], 519—542页）。在前言中，科恩高度赞扬了思想史研究的贡献，同时指出今后达尔文研究的发展，要进一步重视历史语境的分析，强调首先需要重建达尔文活动于其中的科学界，进而讨论他的思想发展与科学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还预言随着对达尔文档案的进一步发掘，可以帮助重建达尔文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解决科学史领域关于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争论，澄清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到80年代中后叶，达尔文研究已经进入全盛时期。此时，保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达尔文的笔记和书信的相当大部分已经被编辑整理出版。1985年，《查尔斯•达尔文书信编目，1821—1882》（a calendar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1821—1882）出版。1987年，有750页之多的《查尔斯•达尔文的笔记：1836—1844》（charles darwin’s notebooks, 1836—1844）出版。截至1991年，《查尔斯•达尔文书信全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 ）也已经出到第7卷。 而且，随着大量以这些史料为依据的研究文章和著作的相继发表，许多以往研究中的疑问已经得到澄清，也纠正了许多错误。[11]同时，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到语境论的过程中，以往的史学思想和方法并没有被简单摒弃，而是被后起的学者所吸收消化，融入到他们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增强了历史解释的力度。[12]在关于达尔文的大多数历史问题上，科学史学家基本上能够达成一致。重写一本“权威的”[13]达尔文传记已经成为可能，并被提上了达尔文产业的议程。德斯蒙德和穆尔率先承担起这一重任。

2 在成长为进化论者的道路上

《达尔文》一书的封面上印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一位饱受折磨的进化论者的一生”（the life of a tormented evolutionist），直截了当地提示读者这本书和以往的达尔文传记有着巨大的差别，将不只是讨论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和研究工作，还要追随达尔文一生的足迹，进入他的生活，考察他的家庭和亲友，揭示他周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描绘他活动其中的私人和公共空间，依次展示它们与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和研究工作之间的共生、互动和构成关系。“饱受折磨”，则暗示读者，达尔文的一生不仅仅是一场科学战胜宗教的胜利，也是一段充满着彷徨、犹豫、斗争、妥协和欺骗的历程。他的思想曾超拔于自己的时代，然而他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产物，不可能摆脱这一从属关系。他的思想依旧是当时某种利益和权力关系的投射和变形，是社会斗争和变迁的组成部分。他的个人生活将为此付出代价，而对这一点的自觉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
首先，让我们随着德斯蒙德和穆尔的叙述，把重点放在社会政治语境上，粗略地回顾截至1837年3月中旬，达尔文终于接受了物种转变的信念，成为一名进化论者时的生活，考察一下作者如何将这最初的思想变革展现为科学活动和社会生活共同的产物，从而对《达尔文》一书的内容和特点有初步了解。
1809年，达尔文出生于希鲁兹伯里（shrewsbury）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达尔文的祖父是一名无神论者，他不仅是伯明翰月亮学社的发起人之一，还是在英国提出进化论的先驱者。外祖父则是伯明翰陶瓷业的巨头，非国教徒，信仰唯一神论。总体而言，他的家庭和工商业中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贯支持政治和宗教的激进主义，隶属于辉格党的阵营。父亲是一名医生和无神论者，他还是理财的行家里手，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向乡绅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靠拢，让儿子在国教教堂受洗，成为一名形式上的国教教徒。达尔文16岁即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医。爱丁堡地处英国政治体制的边缘，保留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遗风，非国教徒和无神论者可以畅所欲言。在这里，来自法国的拉马克主义被广泛传播，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用来反驳上帝对世界的直接干预和以此为根据的国教对社会的控制，要求政教分离和激进的民主改革。颅相学也广为流传，以此宣扬唯物主义，强调个人特质和能力的重要性，反对世袭的乡绅和贵族的特权。达尔文的导师格兰特(robert edmond grant)正是拉马克主义和民主改革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宣扬者之一。学医期间，达尔文和格兰特的关系极为密切，正是后者把他引入了无脊椎动物学研究的领域。从格兰特那里，达尔文初次了解到拉马克主义，并激起了对自己祖父思想的兴趣，开始意识到物种转变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文在普林尼学会亲眼目睹了一场关于大脑和意识之间关系的争论，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导致了激烈的批驳和攻击，他开始明白科学和政治是交织在一起的。
达尔文学医期间的懒散和不情愿，让父亲相当失望，就想也许只能让他去做一名国教牧师，跻身于特权阶层，有自己的教区、乡村住宅和什一税的收入，可以游手好闲而生活优越。1828年初，达尔文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神学。剑桥是英国国教和贵族的文化堡垒，等级制和庇护制主宰着大学生活，非国教徒仍然被排斥在外，佩利的神学是学生们的主要课程。达尔文在剑桥的老师植物学家亨斯罗（john stevens henslow）、地质学家塞治威克（adam sedgwick）和哲学家休厄尔 (william whewell)等人基本上是在自然神学的框架内展开科学研究工作，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和全善全能。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拉马克主义都是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批驳的对象，上帝直接创造物种的奇迹和物种不变则是他们尽力捍卫的教条。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上帝在自然界中消亡，它也将不能在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以往对等级制、庇护制和政教合一的神学辩护将丧失依据，教士、乡绅和贵族的特权也没有了合法性，原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必定会土崩瓦解。这些教士科学家们统治着当时的剑桥，主宰着英国的科学界，在批驳、谴责和迫害对手时毫不留情。达尔文曾亲眼目睹他们是如何对待一位反教权主义、宣扬无神论的前剑桥毕业生泰勒（robert taylor），这一事件给达尔文造成的心理恐惧几乎持续终身，时常害怕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指责为“魔鬼的牧师”(devil’s chaplain)（[1]， xv、73页）。

剑桥期间，达尔文和老师亨斯罗、塞治威克等人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在他们的指导下，他形成了对博物学终身不渝的兴趣，并初步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安排，在乡间做一名国教牧师，以便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博物学研究。不过，在此之前他准备效法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做一次远洋旅行，以进行博物学的考察。正是亨斯罗诱发和鼓励了他的这一想法，并为他提供了作为贝格尔号舰长费支罗伊的旅伴一同出航的机会。此时，正值英国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的前夕，政治形势相当紧张，似乎就要接近革命的临界点。达尔文在伦敦的兄长伊拉斯谟（erasmus alvey darwin）也卷入其中。不过达尔文对此并没有太多的留意。随贝格尔舰航行期间，他阅读赖尔的《地质学原理》，接受了均一论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在对自然现象的考察上。此时，他以地质学家自居，大量地收集化石和动植物标本，思考物种灭绝、动物的地理分布和南美大陆、岛屿的形成等问题。虽然远在海上，他借助通信和国内的老师和亲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寄回家的动物化石在英国的地质学和博物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他写给亨斯罗的书信也被编辑发表。他已经成为科学界的一颗新星。同时，他也未曾远离英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从书信中，他了解到改革法案的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流行、新济贫法的实施和工人阶级对其的阻挠和反抗，以及反印花税、争取十小时工作制等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1836年10月，他返回英国，随后定居伦敦。在英国的科学界，他不仅有昔日剑桥老师们的扶持，赖尔也主动当起了他的庇护人。在赖尔的引荐和陪同下，他成为在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家中举办的科学界上层社会的沙龙的常客。在休厄尔的推荐下，他出任了地质学会秘书一职。借助剑桥的私人关系网，他获得了政府的科研资助，不仅可以出版他在贝格尔号上的游记，而且可以分类、鉴定和整理他带回国的化石和动植物标本，编辑出版一套航行期间的动物志。此时的伦敦，唯物主义和进化论开始在医学界和激进的博物学家中传播，借此反对物种不变、上帝创造物种的教条。这些思想在社会中也被广泛宣传，为工人阶级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所吸收，以此反对政教合一、等级制和庇护制，并要求进一步的议会改革，推动民主进程等等。在编写动物志的过程中，达尔文拒绝了格兰特的帮助，把昔日爱丁堡大学的老师排除在外。此时，格兰特已在伦敦大学任教，因支持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宣扬唯物主义和拉马克主义而受到教士科学家们的排挤和攻击，在科学界逐渐丧失了学术地位，日益边缘化，贫困而终。达尔文的这一举动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早已在政治上成熟了，坚决地要和格兰特划清界限。多年之后，1876年，67岁的达尔文依旧在自传中撒谎，宣称格兰特和自己的祖父从未对他的思想有过丝毫的影响。
然而，达尔文在私人生活中，却深深陷入了一个主要由兄长伊拉斯谟、兄长的女友文学家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以及表兄、语文学家亨斯雷（hensleigh wedgwood）等人组成的在宗教和政治上持激进主义立场的中产阶级小圈子。兄长伊拉斯谟是无神论者，马蒂诺和亨斯雷则是非国教徒，信奉唯一神论。激进的唯一神论相信自然是依照上帝制定的法则和规律运行，永恒不变，可以预测。同时，自然处于永恒地向上运动之中，而生命则在持续地自我发展，不断地走向完善。所以，在社会中人必须自助，依靠个人能力，通过自由竞争，获得世俗的成功，展现上帝的荣耀。他们还都是马尔萨斯式的辉格党人，要求实施新济贫法，推动自由贸易和竞争，发展工商业，通过制定法律来推动社会改革。在他们看来，不仅自然依照法则运行，社会也必须按照法律来治理，社会和自然最终都将符合他们的理性设计。从他们那里，达尔文不仅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还培育了他对自然的想象。
同时，在伦敦的科学界，由一批数理科学家掀起了一股以自然法则代替超自然的奇迹的思潮。辉格党人、数学家巴贝奇用上帝制定自然法则来代替上帝的直接干预，提出一种升级版本的设计论证明。而天文学家赫歇尔（johan frederic william herschel）也在写给赖尔的信中，指出新物种的形成必须像地质过程一样，用自然原因来解释，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赫歇尔是当时英国科学界公认的领袖，他的书信通过赖尔被广泛传阅和转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过，赫歇尔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物种形成的机制，更没有去设想物种转变的可能。毕竟，物种转变的理论和无神论、拉马克主义、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是巴贝奇、赫歇尔和赖尔等人绝不能接受的。在伦敦的私人生活圈和科学社交界的影响下，达尔文逐渐远离了他昔日剑桥的老师们，放弃上帝直接创造物种的教条，转而思考用自然规律来解释新物种的形成。然而，他和所有这些科学绅士们（gentlemen of science）有所不同。他家庭中的无神论传统、祖父的进化论、格兰特的拉马克主义对他的影响，使他在寻求物种形成原因的思考中比这些人走的更远。物种转变的可能性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而古尔德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的分类工作，最终使他接受了物种转变的理论。他清楚地知道进化论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十分明白如果公开自己的思想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无论他所隶属的剑桥或者伦敦的科学界都不会支持他，而只会批驳、谴责和辱骂，“魔鬼的牧师”将会是他唯一的归宿。他不得不把思想埋藏在心底，在公共生活中把自己伪装起来，同科学界的同仁们虚与逶迤、保持沉默。他时常想到伽利略的命运，并以此警诫自己。巨大的精神压力、双重的生活给他的身体带来了痛苦，患上缠绕终身、医学上始终原因不明的胃痛、恶心和呕吐。
在转变为进化论者之后，达尔文的生活中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1838年10月提出自然选择理论的雏形，1842年9月逃离伦敦隐居达温宅、1858年6月的华莱士事件、1859年11月《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等等。它们早已是科学史教科书上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这些事件的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例如：自然选择理论是如何社会建构的？达尔文是怎样转向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人猿同祖是进化论的必然结论，它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意义，以及达尔文在发展和传播自己理论的过程中对此是如何处理的？隐居达温宅期间，达尔文和科学界之间的联系，及其对自然选择理论发展的影响？达尔文的乡绅－教士式的生活方式如何影响了他在不同社会处境中对宗教的态度？华莱士事件有什么样的社会史意义？为何《物种起源》一书能在中期的维多利亚英国社会获得成功？此时的科学界与早期的维多利亚英国的科学界有何不同，达尔文在这些变迁中起了什么作用？达尔文为何一直修改《物种起源》一书，共有六版之多，他为何最终放弃了将自然选择理论作为解释物种转变的唯一机制？自然选择理论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进化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对此，达尔文和支持达尔文主义的其他科学家之间有哪些分歧，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分歧？达尔文死后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这作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标志，其中蕴涵着什么意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达尔文》一书关注的重点，并希望借助详尽的叙述给出解释。讨论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篇幅的许可，所以在这里只是把它们提出来，读者可以到《达尔文》一书中寻找作者的解答。

3 编史学评价和小结

《达尔文》一书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的达尔文传记。从一开始，它就致力于“提出棘手的问题，考察利益和动机，将科学家刻画为他自身时代的产物，描绘一位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斗争的人。”（[1], xviii页）它分析达尔文的家庭背景、他在科学界的地位、他的社会角色和他的政治立场，考察它们之间存在的种种冲突，以及这些因素对达尔文科学思想的发展和他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影响。它的目的是要把自然选择理论放回到19世纪马尔萨斯式的、自由放任的、辉格党的英国社会之中，展现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表明达尔文主义从来都是来自社会的，不存在作为科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的截然两分。由于达尔文的书信和笔记被完善地保存下来，科学史家已经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和诸多细节，重建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甚至具体细微到每天的发展。德斯蒙德和穆尔在充分占有这些史料的基础上，将其娴熟地应用于《达尔文》一书的历史叙事中，把达尔文的科学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完美地实现了他们的初衷。可以说，它是一幅将达尔文的生活描绘得细致入微的社会画卷，它将分散为各个细节的历史事实编织到一幅完整的图画里，使尘封在历史中的真相明朗化。
《达尔文》一书出版前后，还相继出版了鲍勒（peter bowler）的《查尔斯•达尔文：这个人和他的影响》(charles darwin: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14]和布朗（janet browne）的两卷本的《查尔斯•达尔文：旅行》(charles darwin: voyaging)[15]和《查尔斯•达尔文：地位的力量》(charles darwin: the power of place)[16]。总体而言，这些传记都接受社会建构论的史学思想，强调在历史叙事中将达尔文放回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语境之中，在关于达尔文的形象、自然选择理论和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建构等重要的历史问题上的见解基本一致。鲍勒是研究非达尔文进化论的权威，而非熟悉达尔文档案的专家，他这部1990年首版的达尔文传记仅有250页，适合作为了解达尔文的入门教材。布朗是《查尔斯•达尔文书信全集》一书的编者之一。她的巨著比起德斯蒙德和穆尔的《达尔文》一书，史料更为充分，叙述也更加细致，但在社会政治语境分析的力度上则稍逊一筹。相比之下，她写的达尔文传记的第二卷更为重要。《查尔斯•达尔文：地位的力量》一书对于想深入了解《物种起源》发表之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和生活的研究者来说是首选之作。



参考文献
1 desmond a ,moors j. darwin [m].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inc, 1994.
2 barlow n,（ed）. charles darwin's diary of the voyage of h.m.s. “beagl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3 barlow n, (ed). charles darwin and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m]. london: pilot press, 1945.
4 barlow n, ed.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the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 [m]. london: collins, 1958.
5 （英）达尔文. 达尔文自传与书信集[a]. 达尔文进化论全集[c]. 第1卷. 叶笃庄, 孟光裕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其中收录的《自传》被删去近四分之一的篇幅，绝大部分达尔文关于宗教的自白和有关亲友的评价都已经被删除，书信往往也是摘录，并不完整。该书美化达尔文的形象及其科学研究活动，投合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科学界推崇的归纳方法，在当时成为一本标准的达尔文的圣徒传记（anglophile），并在此后的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中，一直维持着其权威地位。不过，对于即将兴起的达尔文研究来说，它的地位和史料价值将日渐衰落。
6 irvine w. apes, angels & victorians : the story of darwin, huxley, and evolution [m]. lanham, md :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7 beer g d. charles darwin [m]. london: collins, 1962.
这些文学传记数量很多，不过它们多是人云亦云。影片则以bbc的传记片最为有名。详情可见参考文献[11]第220—221页和[13]第176—177页。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中央电视台曾经译制放映过bbc的传记片，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8 ruse m.. the darwin industry—a critical evaluation [j]. history of science, 1974，xii : 43－48.
9 ospovat d. the development of darwin'stheory : natural history, natural theology, and natural selection, 1838－1859 [m].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0 kohn d (ed). the darwinian heritage [m].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笔者未能在国内找到这3种原始史料，关于它们的整理、编辑和出版情况可见参考文献 [1]第xix—xx页、[10]第2—4页、[11]第 218 — 220页和[13]第175—176页。
11 ruse m. the darwin industry: a guide [j]. victorian studies, 1996, 38(4): 217－235.
12 柯遵科. 达尔文研究中的编史学变迁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7, 29(6): 72－77.
13 colp j r. charles darwin’s past and future biographies [j]. history of science, 1989， xxvii: 167－197.
14 bowler p. charles darwin: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 browne j. charles darwin: voyaging. volume 1 of a biography [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5.
16 browne j. charles darwin: the power of place. volume 2 of a biography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