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在界定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的基础上，以爱因斯坦为议题，着重剖析了他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实践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最后再次指明，消除两种文化分裂的正确途径是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
　　关键词 爱因斯坦 科学的人文主义 人文的科学主义 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 哲人科学家

　abstract: taking einstein as subject under discussion,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humane scientism and scientific humanism this paper analyzes his thoughts and practices about humane scientism and scientific humanism, and their great enlightenment to us. finally author again indicates that right path, eliminating split of two cultures, is to advance towards humane scientism and scientific humanism.

　　key words: einstein, scientific humanism, humane scientism, scientific culture and humane culture, philosopher-scientist.

爱因斯坦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列 。wwW.11665.cOM他亲自发动了现代科学革命（19和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也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和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时代。多种因素促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人文的科学主义者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者。

一、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 中对人文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的人文主义做了纲领性的界定，其要点如下。
科学的人文主义是在保持和光大人文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给其注入旧人文主义所匮乏的科学要素和科学精神。它的新颖之处在于：树立科学的宇宙观或世界图像，明白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一；尊重自然规律和科学法则，对激进的唯意志论和极端的浪漫主义适当加以节制；科学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自身也能够提供新的价值和意义，依靠科学自身的精神力量和科学衍生的物质力量，有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科学的实证、理性、臻美精神以及基于其上的启蒙自由、怀疑批判、继承创新、平权公正、自主公有、兼融宽容、谦逊进取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思想、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方式是我们思考和处理社会和人事问题的背景和帮手，科学人的求实作风和严谨风格值得人文人学习和效仿；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要尽可能学习和借鉴科学方法，以拓宽视野，更新工具；……要而言之，科学的本性包含着人性，科学的价值即是人的价值，科学的人文主义就是人文主义的科学化。
同样，人文的科学主义是在发掘和弘扬科学主义的宝贵遗产的前提下，给其增添旧科学主义所不足的仁爱情怀和人文精神。它的鲜明特色是：人为的科学理应是、而且必须是为人的，为的是人的最高的和长远的福祉，它因此必须听命道德的律令，这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科学家用数学公式描绘的世界只是多元世界之一或一元世界的一个侧面，诗人用文字、画家用色彩、音乐家用音符、哲学家用思辨概念描绘的世界同样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科学只提供手段，而不创造目的，对价值判断先天乏力，它应该尊重并辅佐人文主义的导向作用；科学的误用或恶用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科学人应该念念不忘科学良心，时时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制止科学的异化和技术的滥用；纯粹的智力难以弥补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失，科学人切勿以救世主自居，要虚心向富有人文精神的贤人和哲人学习，从人文学科中吸取各种营养；适度冲淡科学的“冷峻”面孔（例如把客观性冲淡为主体间性，把实验证实冲淡为确认，用直觉补充逻辑之不足，把内在的完美引入理论评价标准），扶助科学中本来就有的为善、审美功能，让情感成为科学活动和科学发明的积极因素；历史中的科学理论总是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科学人像常人一样往往会犯错误；……要而言之，人性应该寓居于科学之中，人的智慧亦是科学的智慧，人文的科学主义就是科学主义的人性化。
在下面，我将循此纲领深入探讨爱因斯坦的人文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实践。

二、爱因斯坦的人文的科学主义
爱因斯坦的人文的科学主义思想非常丰富、十分精湛，我们不妨把他是零散的论述条分缕析如下。
1．科学是人的科学、历史的科学，因此它也具有主观性，总是可错的、不完备的。
爱因斯坦给科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科学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努力，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这个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彻底地联系起来。说得大胆一点，它就是这样一种企图：要通过构思过程，后验地重建存在。” 这个定义点明了科学的人的属性和历史的属性。
既然科学是人的精神的产物，它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人的主观性，尤其是在科学追求和科学创造的过程中。爱因斯坦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一看法：“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但是，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却同人类其他事业一样，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 爱因斯坦的看法既避免了科学主观主义的天马行空，又防止了科学客观主义的画地为牢，而是在二者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而显得游刃有余。
科学的主观性和历史性决定了科学理论根本不是客观世界的“摄影”和“映像”，更不可能是“物自体”本身，至多不过是像“地图”之类的东西。因此，“科学的现状是不可能具有终极意义的”（[4]，p. 562），而是假设性的、暂定的或暂时的，永远不会是完全最后定论的，始终要遭到质问和怀疑（[4]，p. 384）。“科学理论家是不值得羡慕的”，他们像常人一样经常犯错误。“大自然从来不对一个理论说‘对’，即使是最获青睐的理论，也只不过得到一个‘也许’的评价，而绝大部分理论都被它评为一个‘否’字。” 对于自己精心构造的相对论，爱因斯坦也如是观，尽管它是一个“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的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玻恩之语）的炉火纯青的理论。
2．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武器，科学的发展以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为先决条件。
爱因斯坦把科学视为人类争取自由、趋向更高精神境界——从生存到存在——的武器。他说：“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的各个分枝。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3]，p. 149）爱因斯坦进而认为，自由——“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也是“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所谓外在的自由，意指言论自由、教学自由、交流自由、出版自由这样的社会条件，为此需要宽容精神，更需要法律保障，也应该有闲暇时间和精力才行。所谓内心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不仅科学，而且人的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3]，pp. 179~180）他还说过：“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 。
3．科学探索的动机和动力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为科学而科学”和“宇宙宗教感情”是高尚的。
作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爱因斯坦在该群体中看到各种探索动机。有的是在科学的特殊娱乐中享受超乎常人的智力快感，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有的纯粹为的是功利的目的。他对这两种动机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人步入科学的庙堂完全取决于环境，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不过，他认为这是消极的动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以最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和谐的世界图像，用来代替经验世界，并来征服它。正是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才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这种态度并非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和修养，而是直接来自激情——类似于信仰宗教或谈恋爱的人的激情。（[4]，pp. 100~103）
爱因斯坦称这样的激情为“宇宙宗教感情”，指出它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在这种感情不存在才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4]，pp. 282，52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像彭加勒一样，大力倡导“为科学而科学”。他说：“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的，正像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一样，它既不从事自我表白，也不从事荒谬的证明。”（[4]，p. 285）“科学研究仅当不考虑实际应用时，才会兴旺发达。”（[6]，p. 98）作为一为有造诣的音乐爱好者和小提琴手，他发出内心的共鸣：“为思想而思想，如同音乐一样！”（[5]，p.23）
4．科学具有巨大的物质功能，但是它的精神价值更为珍贵。
在论及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时，爱因斯坦表示，科学对人类事物的影响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科学直接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这把最大的实际利益带给人类，使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废除了苦役，而且丰富了物质生活。但是，爱因斯坦更为强调科学的教育功能——它作用于心灵。“科学的不朽荣誉，在于它通过对人类心灵的作用，克服了人们在自己面前和在自然界的面前的不安全感。”使之“相信人类的思维是可靠的，自然规律是普天下皆准的。”（[3]，pp.135~137）他还说过：“科学研究能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4]，p.244）
5．科学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其他学科或部门也不可或缺。
爱因斯坦说，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简化的、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世界。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4]，p. 101）在这里，爱因斯坦的意思很明确：科学家用数学公式，画家用线条和色彩，诗人用日常语言，哲学家用抽象概念，音乐家用音符和旋律描绘的世界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对世界的某一侧面的认识，无所谓高低贵贱之分，只不过其目的、结果和作用不尽相同罢了。爱因斯坦一生关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问题，他很喜欢各种文学作品和音乐，对科学之外的学科一视同仁。他从妥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中洞见到生活的真相和意义，思考了精神存在之谜。他从莫扎特的音乐中发现了宇宙的固有和谐和大自然的普遍韵律，扶摇直上的巴赫音乐使他联想起耸入云霄的哥特式教堂和数学结构的严密逻辑。
6．科学的概念框架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想像力是科学中的实在因素。
在科学的起点和终点，爱因斯坦赋予经验资料以启示和最终检验标准的恰当地位。在此前提下，他充分肯定了主体的能动作用，响亮地提出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础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4]，pp. 342，314）。请注意，爱因斯坦在这里使用“发明”而非“发现”是意味深长的。正如米勒所说，发明是精神跨越以经验资料为一方、以概念原理的创造为另一方的鸿沟的能力，因为二者之间并没有逻辑的通道。虽然爱因斯坦有时混用发明和发现这两个概念，但是他始终认为发明乃是通向创造性科学思维的途径。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家的能动性，爱因斯坦也强调非理性在科学发明中的积极意义。他说：“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像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4]，p. 284）他经常推崇：“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是直觉！” 在跨越“鸿沟”时，他甚至鼓励科学理论家“异想天开”地“自由发挥他的幻想”——这是因为“他的幻想并不是无聊的白日做梦，而是为求得逻辑上最简单的可能性及其结论的探索。”（[4]，p,263）
7．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科学具有臻美取向，科学家应有审美禀赋。
爱因斯坦是一位绝妙的科学艺术家，他的科学创造性工作有一种艺术的秩序。他深信，科学创造的动机和过程与艺术创造的动机和过程是相同的，人类智慧的这两个领域是由同一源泉哺育的——对于未知事物的憧憬 。他这样论述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当这个世界不再能满足我们的愿望，当我们以自由人的身份对这个世界进行探索和观察的时候，我们就进入艺术和科学的领域。如果用逻辑的语言来描绘所见所闻的身心感受，那么我们所从事的就是科学。如果传达给我们的印象所假借的方式不能为理智所接受，而只能为直觉所领悟，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便的艺术。这两者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于超越个人利害关系和意志的事物的热爱和献身精神。”（[5]，pp. 39~40）
爱因斯坦看到，在科学领域里，“对美的感觉和热爱找到了比门外汉所能想像的更多的表现机会”（[3]，p. 373）。他揭示出，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体系的层次也越升越高，即就是“它具有可想像的最大的统一性和最少的逻辑基础概念”（[4]，p. 345），这种统一性和逻辑简单性是“科学的目的”和“一切理论的崇高目标”（[4]，p. 344，314）。他倡导科学家应该具有审美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本人经常以此批判和评价已有的科学理论。爱因斯坦颇有特色的科学方法之一就是准美学方法，他的评价科学理论的双标尺标准之一是“内在的完美”，即理论逻辑前提的“自然性”或者“逻辑的简单性”（[4]，pp. 10~11）。罗森这样描述他对爱因斯坦的强烈印象：“他采用的方法与艺术家的方法具有某种共同性；他的目的在于求得简单性和美（对他来说，美在本质上终究是简单性。”（[9]，p. 228）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
8．科学方法和科学本身不是万能的。
爱因斯坦不满意强科学主义者所宣扬的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他从来没有讲过科学方法可以无条件地适用于其他学科，反而认为，不管什么都一律用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反映是无意义的，这就好像用气压曲线来表示贝多芬的交响乐（[9]，p. 206）。他告诫人们，在涉及社会和人生的问题时，不要过高估科学方法。他说：“目前成为时髦的把物理科学的公理应用到人类的生活上去，那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科学方法“这个工具在人的手里产生什么，那完全取决于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性质。只要存在这些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4]，pp. 303，397）至于科学，科学本身不是解放者，不是幸福的最深刻的源泉。它创造手段，而不是创造目的。它适合于人利用这些手段达到合理的目的。当人进行战争和征服时，科学的工具变得像小孩手中的剃刀一样危险。人类的发展完全依人的道德发展而定。 因此，“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3]，p. 268）
9．科学知识并非改善世界之本，纯粹智力无法补偿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乏。
面对手段日益完善、目标每每混乱的现实社会，爱因斯坦发出了警世和醒世之言：“改善世界的根本并不在于科学知识，而在于人类的传统和理想。因此我认为，在发展合乎道德的生活方面，孔子、佛陀、耶稣、和甘地这样的人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是科学无法做到的。你也许明明知道抽烟有害于你的健康，但却仍是一个瘾君子。这同样适用于一切毒害生活的邪恶冲动。我无须强调我对任何追求真理和知识的努力都抱着敬意和赞赏之情，但我并不认为，道德和审美价值的缺失可以用纯粹智力的努力加以补偿。”（[6]，p. 255）他真诚劝导人们：“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力是身躯，但却没有人性。它不能领导，而只能服务……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3]，p. 190）
10．制止科学的异化，弥合两种文化的分裂。
爱因斯坦并未陶醉在科学的胜利进军中，他明睿地意识到科学的异化及其危险。其一是作为科学副产品的技术这把“双刃刀”的负面影响，其二是科学的专门化和技术化造成两种文化的分裂和精神的扭曲。他详细分析了科学异化在经济、政治、安全、伦理等方面造成的恶果。他特别指出，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是我们生活的机械化、原子化和非人性化（[5]，p. 72）；科学工作对人类往往具有悲剧的涵义，给人类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技术环境的奴隶，而最大的灾难是为自己创造了大规模毁灭的手段，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令人心碎的悲剧（[3]，pp. 259~260）。他也看到，科学和知识的专门化使得每一个学科和部门都变得非常深奥，研究者被迫局限在人类知识的越来越小的片段内。人的智力同化能力极其有限，要把握整体变得愈益困难，情况正如《圣经》中巴别塔象征的那样。研究者被放逐到相互隔绝的狭小知识圈子内，使之丧失广阔的视野，沦为一个匠人的水平。
爱因斯坦通过呼吁和切实行动，力图制止科学的异化，弥合两种文化的分裂。他既不像实证主义那样看待自然科学，也不像存在主义那样看待人文学科，而是以其独创性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设桥梁。同时，他又以艺术家的旨趣和普通公民的身份重塑科学和科学家的形像，从而把科学与哲学、政治、伦理、艺术等部门沟通起来。
11．没有良心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道德沦丧和人类的悲哀。
对于科学异化与技术的误用、滥用和恶用，爱因斯坦认为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是不负什么责任的”（[4]，p. 404），而且“把罪责归咎于科学是不合理的”，“只能归咎于道德沦丧，归咎于没有建立起世界性的政治组织”（[6]，p. 208）。因此，采用因噎废食的办法，“一本正经地要禁止技术革新，显然是荒唐的”。要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就要“创立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传统”。（[3]，pp. 91，135）
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强调，没有良心的科学是灵魂的毁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是道德沦丧和人类的悲哀。科学家作为公民在从事科学工作时，必须时时怀有科学良心，随时义不容辞地承担神圣而沉重的社会责任，从而使科学赐福于人类，而不致造成祸害。他强烈谴责那些不负责任和玩世不恭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呼吁大家以诺贝尔为榜样，要有良心和责任感。坚决拒绝一切不义要求，必要时甚至采用最后的武器:不合作和罢工（[3]，p. 213）。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讲演中谆谆告诫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你们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对人类有益，那么你们只了解应用科学本身还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必须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努力的目标，要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商品分配，从而以这样的方式保证我们科学思维的结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诅咒的祸害。当你们沉思你们的图表和方程式时，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10]，p. 171）
12．针锋相对地批驳反科学的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
爱因斯坦坚决抵制反科学思潮，对于科学败德说和科学损美说，他持无情的批判态度。他指出，责备科学损害道德是不公正的（[4]，p. 205）。只有当道德力量退化时，科学和技术才会使它变得低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护它，即使我们业已建立起来的制度也无能为力。相反地，像物理学和数学科学除了有助于技术发展外，它作为一种有效武器，还可以防止人们屈从于消沉乏味的物欲主义，这种物欲主义反过来也能够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10]，pp. 205，436）至于对科学损美说的批判，爱因斯坦通过揭示科学的美学意蕴正面做了回答。

三、爱因斯坦的科学的人文主义
爱因斯坦的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异彩纷呈，而且他本人又身体力行，使之发出巨大的光和热，为人类的理想和进步事业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1．倡导和践行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
爱因斯坦一生坚定地站在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立场上，无情地反对其对立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时代流行病”和“民族狂热病”。莱曼称爱因斯坦“是伟大的世界公民，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巨人之一” 汤川秀树则把爱因斯坦比喻为一头理想主义的和世界主义的大象（[9]，p. 211）。爱因斯坦的这一美好理念和切实行动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气质——普遍性和公有性——之上的。

在爱因斯坦的眼中，科学是理性的、普适的和普世的。他说：“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科学现在是并将永远是国际主义的”（[10]，p. 92），“人的价值具有独立于政治和国界的有效性”，“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必须服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11]，pp. 75，79）。他强烈谴责德国纳粹分子用脊髓置换了脑髓，用兽性代替了理性，对人类犯下了深恶痛绝的罪恶。他自始至终呼吁科学家和世人从全人类的利益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时处处从人的长远利益、根本福祉和终极价值着想，坚定不移地拥护国际主义事业。他早就倡议欧洲联合，建立欧洲联邦，以及一个超国家的维护世界和平组织——世界政府和世界联邦，以便实现公正的和理性的世界秩序。他寄托于1919年成立的国联和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希望它们能够过渡或被改造为这样的世界政府。爱因斯坦的善良愿望和理智构想至今虽然未能完全实现，但是联合国以及其他世界性组织在维护和平、裁军、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反恐、人权、科教和文化合作、环境保护、流行病防治、救灾、消除贫困和饥饿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正在日渐深入人心。
2．为和平主义而战斗。
纵观爱因斯坦的一生，除了科学之外，最让他醉心和费心的就是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了。从1914年发表第一个反战声明，到1955年去世前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废止战争、维护和平宣言，爱因斯坦走出象牙塔，为和平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在一战爆发时，爱因斯坦就谴责战争是“堕落的物种”所干的“蠢事”，并为此感到“怜悯和作呕”。在他的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的善良意愿和地球上的和平”，是“一切事业中最伟大是事业”。（[10]，pp.176，78）保卫和平是一个“伦理公设”，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人的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它就像科学公设一样是无须证明的，必须遵从的，是科学家赖以行进的前提。
爱因斯坦起初是一位绝对的和平主义者，幻想通过拒绝服兵役和废除军队来根除战争。但是，纳粹德国的咄咄逼人的侵略野心和险恶的国际环境教育了他，他以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和科学家的勇于承认现实和改正错误——这是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的逻辑结果——的气概，毅然抛弃了旧有的立场，成为一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为此，他不惜被同路人指责为“人性脆弱”和“精神软弱”，是“可耻的变节者”和“罪恶的叛徒”。二战后，爱因斯坦又以科学理性主义分析和思考了战争的根源与实现永久和平的途径，就反对重新武装德国、时刻警惕冷战幽灵的存在、要和平而不要原子战争、制止美苏军备竞赛、实现和平共处等论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维和行动方案。
3．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民主主义。
科学和民主是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两大瑰宝，二者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事实上，“科学为与科学精神气质一体化的民主秩序提供了发展机会。” 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深谙此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他多次说过：“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3]，p.43），“我是一个信念十足的民主主义者”（[5]，p.75）。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不仅仅是理想的和观念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和实践的。他始终不渝地信守他的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对1918年的德国革命和新诞生的民主共和国欢欣鼓舞。他在1937年大力支持拯救西班牙民主共和国。他无情地揭露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制、极权和暴政。他抨击俄国的秘密警察统治和意识形态控制。
科学具有鲜明的自由品格 。爱因斯坦深知自由和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他把外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视为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精神发展和完善的前提（[3]，pp.179~180）他说：“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3]，p.203）作为一个自由人，爱因斯坦为自由上帝效劳，为争取和捍卫学术和思想自由奋不顾身，尤其是在希特勒横行和麦卡锡主义肆虐的阴霾岁月。因为他明白：“要是没有学术自由，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不可能”（[3]，p. 193）；“科学家为了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有义务在政治上积极起来。……他们应该通过组织和集体的行动，尽力保护他们自己和社会。”（[3]，p. 168）爱因斯坦的民主主义打上了明显的科学自由精神的烙印。
4．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自称是学术界的社会主义者。他热情地支持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翌年德国工人革命的产儿魏玛共和国，也对马克思和列宁表示敬意。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不应当错误地假定，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就足以医治人类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的痼疾。这样一种信仰所必然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鼓励‘忠实信徒’的狂热的偏狭性，从而把一种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变成了一种像教会那样的东西，把一切不归属于它的人都污蔑为叛逆或者是为非作歹的坏分子。”他提请人们注意：“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3]，p. 242，273~274）正是基于这些明锐的认识，他对苏联践踏人权和自由、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和教条化提出批评。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而是对活生生的现实认真地进行无拘无束思索的结果。
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他的社会-伦理目标就是包括人道和人权思想在内的人道主义，他把人道主义看作是欧洲的理想和欧洲精神的本性。因此，他的社会主义可以称之为人道的社会主义。爱因斯坦的人道主义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卡尔纳普意义上的） 和伦理人道主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应建立在逻辑、真理、成熟的伦理意识、同情和普遍的社会需要的基础上） 的综合、扬弃和创造。如果说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探索的高尚动机的话，那么他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和伦理的人道主义——前者更多地源于古希腊精神和他本人的科学实践，后者主要来自犹太教圣经所规定的人道方面的规范——则是他处理社会和个人问题的圣洁情怀，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之本。
5．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
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也浸透了以独立、自由为特色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他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因为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3]，p. 143，147）他多次倡言造就为社会服务的自由的和和谐的个人，而不是训练工具、机器、蜜蜂、蚂蚁乃至听话的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倡实行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坚决反对强制、恐吓、暴力、人为的权威摧残学生，反对死记硬背，反对用事实、名字、年代、公式塞满年青人的头脑。他认为，教师的首要艺术是唤醒学生的创造和认识的乐趣，诉诸直觉，采用从具体到抽象的进路教学。在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中，科学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自由品格，科学的直觉方法等等，都像春雨那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6．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探索的强大动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与宗教（感情）的珠联璧合，是他的科学的人文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爱因斯坦在12岁抛弃了宗教天堂、归依科学后，就与世俗宗教和人格化的上帝分道扬镳。但是，他在科学探究中却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即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在经验世界中显示出来的高超理性。（[4]，pp. 243~244）他每每用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宇宙的和谐、自然的秩序、事物的规律、现象的统一性、实在的理性本质等等，作为他的宇宙宗教的信条。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的表现形式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迷恋，奥秘的体验和神秘感，好奇和惊奇感，赞赏、尊敬、景仰乃至崇拜之情，谦恭、谦卑以至敬畏之心，以及喜悦和狂喜。宇宙宗教（感情）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最高尚的动机和最强有力的动力，也是他的一种独特的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它能摆脱逻辑和语言的束缚，透过现象直接与实在神交，从而导致灵感和顿悟。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给“宗教”一词赋予了科学的新涵义。
7．伦理与科学是独立的，但是科学也有助于伦理。
爱因斯坦一向认为，科学与伦理既有严格的区分，又有一定的联系。他同意休谟的观点：一个由关于事物存在的描述性的判断所组成的前提，不能有效地推出任何命令性的结论。也就是说，由形式“是”（is）的叙述句，无法导出形式“应当”（ought）的命令句。因此，在科学领域，用科学方法，不能做出道德发现，不能告诉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和追求的价值应该是什么。不过，他同时指出，尽管科学和理智思维在伦理判断中不起作用，但是当人们认识到，为达到某个目的某些手段是有用的，此时手段本身就变成目的。理智虽不能给我们以终极的和根本的目的，但却能使我们弄清手段和目的的相互关系，正确地评价它们并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中确立它们。（[13]，pp. 21~22）此外，“关于事实和关系的科学陈述固然不能产生伦理准则，但是逻辑思维和经验知识却能够使伦理准则合乎理性，并且连贯一致。如果我们能对某些基本的伦理命题取得一致，那么，只要最初的前提叙述得足够严谨，别的伦理命题就能够由它们推导出来。这样的伦理前提在伦理学中的作用，正像公理在数学中的作用一样。”（[3]，pp. 280~281）
8．科学有助于积极的人生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高山景行的人生观固然源于人类的优秀传统和文化遗产、他的自觉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实践，但是也与他的科学实践不无关系。在12岁那年，他由于阅读了通俗自然科学书籍，告别了舒坦和诱人的宗教天堂，而深深地迷恋科学。他看到，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独立于人类的巨大的世界，它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但至少部分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把握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和沉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他，成为他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不仅使他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而且也使他的兴趣逐渐远远地摆脱了短暂的和仅仅作为个人的方面，从而愈来愈明显地决定着他的精神面貌。（[4]，pp. 1~3）
正确的自然观无疑有助于积极的人生观的形成，对大自然的思考和对科学的追求也能使自我得到解放——爱因斯坦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后来这样写道：“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领域里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是可鄙的。”“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3]，pp. 43，35）
9．真善美是三位一体的，对真的追求包含着为善和臻美。
爱因斯坦是真善美的使徒。他明确表示：“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真和美。”（[3]，p. 43）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真理包含着终极的善，因此他把追求真理与追求善、追求道德的完美联系起来。他说：“为求得更深广的见识和理解而斗争，是这样一些独立目标之一。要是没有这些目标，一个有思想的人对待生活就不会有积极自觉的态度。”（[3]，pp. 289~290）英费尔德分析了爱因斯坦的善的源泉，指出其在于同情的共鸣和建立在独立清醒思考基础上的天职感。后者来自清醒的思维，而不是由清醒的理智支持的感情是十分有害的。的确，在爱因斯坦身上，科学的理性思维和善意的行动是相得益彰的，而且“只有按道德行事，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5]，p. 83）爱因斯坦也是一位科学的艺术家，他的创造工作有一种艺术的秩序，他的科学理论的本质在于其艺术性，他的科学方法的最鲜灵之处在于其臻美取向和审美判断——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在他看来，科学创造的动机和艺术创造的动机是相同的，人类智慧的这两个领域是由同一个源泉哺育的——这就是对未知事物的憧憬，对超越于个人利害关系和意志的事物的热爱和献身精神。（[5]，pp. 39~40）
爱因斯坦在科学中求真以至善为目的，以完美为标准；他在为善的同时，也激励了探索的热情，焕发出审美的情趣；他从臻美中洞见到实在的结构，彻悟出道德的目标。他终生为追求三位一体的真善美而奋斗，为的是自然、社会、人、人的思维更加有序与和谐。正如卡西勒所说：“科学在思想中给予我们以秩序；道德在行动中给予我们以秩序；艺术则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之把握中给予我们以秩序。”

四、最后的评论
爱因斯坦的案例，能够给我们诸多启示。
1．哲人科学家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双肩挑”和创造者，从而把两种文化有效地沟通起来。
哲人科学家 既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从小就具有深厚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这成为他们日后创造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然归宿。作为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又十分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关注人的精神自由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从而把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密切地联系起来，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既有鸿沟上架起了桥梁。作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交相辉映的代表，哲人科学家为两种文化的融合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了值得仿效的榜样。
2．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最佳途径是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
我在一篇文章 中已经说过：“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人类进步的双翼或双轮——哪一翼太弱了也无法顺利起飞，哪一轮太小了亦不能平稳行驶。要知道，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的科学文化是盲目的和莽撞的，没有科学精神融入的人文文化是蹩足的和虚浮的。必须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比翼齐飞，必须使科学精神共人文精神并驾齐驱。不用说，解决的办法既不是削高就低，也不是揠苗助长，而是使二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当前，科学人尤其要警惕对人文文化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恪守科学自律的节操，秉持科学平权的姿态。与此同时，人文人对科学文化相应地要戒除井蛙主义的愚昧无知和夜郎主义的妄自尊大，克服某些极端立场、狭隘观点、偏执态度和妒忌心理，放弃对科学的迪士尼式的乃至妖魔化的涂鸦，自觉节制一下封建贵族式的或流氓无产者化的新浪漫主义批判。只有这样，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才能在和谐的气氛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逐步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新科学主义），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汇流和整合。”爱因斯坦的案例，进一步强固和加深了我们对上述结论的认识。
3．解决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本是要从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
在19世纪前半期，人文文化还处于强势地位。此后，伴随着西方的教育改革，科学科目逐渐被列入中学和大学的教育内容，由开始的与人文学科平分秋色，到20世纪中叶的反客为主。加之科学和人文知识的积累和暴涨以及专业化的发展，不仅两种文化，甚至各门科学或学科内部也急剧分化，从而像巴别塔（通天塔）故事象征的那样，形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我们的教育又未能及时地与时俱进，做出适当的调整，以致学理工的和学文史的互不了解对方，造成了大批的“科盲”和“文盲”。更严重的是，文理双方不仅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大缺憾，反而互相歧视乃至攻讦（学理工的认为学文史的江郎才尽，学文史的认为学理工的呆若木鸡），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不和播下了种子。消除这种隔阂的最根本和最有效手段是从教育入手，打通文理，使学生具有足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鉴于青少年时代是人的价值观念形成和各种知识积累的重要时期，因此最好从娃娃抓起。
4．倡导博览群书。
要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少年中间倡导博览群书，注重阅读经典名著（包括科学大师的原著），这是缔造连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纽带，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的有效手段。哲人科学家从小就喜欢博览群书，这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启迪了他们的心智，滋润了他们的心灵。他们之所以对人类文化能做出双重贡献，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道德心，与博览群书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五四时代之所以大家辈出，固然在于他们当时得益于中西教育优势之合璧，也与他们博览群书、兼通文理不无关系。像科学人任鸿隽、丁文江、秉志、赵元任、竺可桢，人文人胡适、鲁迅、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人。

参考文献和注释
详见李醒民：《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1版，第100~541页。
李醒民：走向科学的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两种文化汇流和整合的途径，北京：《光明日报》，2004年6月1日b4版。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181页。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298页。
h. 杜卡丝、d. 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论人生》，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24页。
o. 内森、h. 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页。
a. i. miller, imagery in scientific thought, birkhäuser boston inc., 1984, p. 4.
a. moszkowski, einstein: the searcher, his work explained from dialogues with einstein, translated by h. l. brose, methuen & co. ltd., london, 1921, p. 96.
《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赵中立、许良英编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87页。
o. 内森、h. 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上），李醒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13~414页。
a. einstein, the world i see it, translated by a. harri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9, p. 15.
w. cahn, einstein, a pictorial biography, new york: the citade press, 1955, p. 122.
a. einstein, out of my latter yea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 106.
r. k. 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李醒民译，北京：《科学与哲学》，1982年第4期，第119~131页。
李醒民：科学的自由品格，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6卷（2004），第3期，第5~7页。
卡尔纳普的“科学的人道主义”的要义是：第一，人类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保护者和仇敌，因此人类的任务就是去做一切可以改善人类生活的事情。第二，相信人类有能力来这样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即免除目前所受的许多痛苦，使个人的、团体的乃至人类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都得到改善。第三，人们一切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都以有关世界的知识为前提，而科学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最好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看作改善人们生活的最有价值的工具。参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版，第556页。
p. a. bucky, the private albert einstein, kansas city: a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company, 1993, p. 81.
e. 卡西勒：《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3页。
李醒民：论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哲人科学家），长沙：《求索》，1990年第5期（总第57期），第51~57页。上海：《世界科学》以此文为基础，发表记者访谈录“哲人科学家研究问答——李醒民教授访谈录”，1993年第10期，第42~44页。
本文是作者为《科学文化随笔丛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写的“总序”。原载《民主与科学》，2002年第3期，第37-38页。修改版发表在北京：《科学时报》，2004年2月12日b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