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厘清了科学价值中性的涵义，指出科学在内部和对外部都是中性的。同时归纳出科学中性概念的诸多特点：历史性、与境性、相对性、集成性、两面性。最后论述了科学中性的现实意义和所引起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 科学中性 价值 科学
abstrac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mplications in value-neutrality of science, and points out that science is neutral inside and outside one. it induces out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s of neutrality of science: historicity, contextuality, relativity, integrativity and duplicity.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realistic meaning and bad result of value-neutrality of science.
key words：neutrality of science，value，science
科学是价值中性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科学价值中性或简而言之科学中性的涵义。科学中性（scientific neutrality，neutrality of science）也可以称为科学不受价值约束或无价值约束，科学与价值无关或与价值无涉（value free，value freedom）。wwW.11665.COM也有人称其为科学价值二分法（science-value dichotomy），或者事实价值二分法（fact-value dichotomy）。科学中性思想源远流长。中性理想的最古老的版本是，科学可以用于善和恶。这个观点的问题是，它忘记了科学具有社会起源和社会后果的事实。中性科学的见解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在1980年春，哈佛大学校长博克（d. bok）在呼唤学术自由原则时表明，政治或伦理的考虑不应该影响学术任命——他所谓的“建制中性原则”。 那么，科学中性的内涵何在呢？
罗斯认为，科学中性可以解释为，科学活动在道德方面和社会方面不受价值约束。科学是寻求自然规律，科学的定律和事实不管它的发现者的国籍、种族、政治、宗教或阶级地位，都是可靠的，具有不可改变的质。 史蒂文森表示，科学价值中性意指，科学不能使所有人类价值无效，也不支持特殊的价值，不管是好是坏。科学只能处理事实，而不处理价值；只能处理技巧，而不处理目标；只能处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处理目的本身。对后者的处理，是由社会决定的。 利普斯科姆比指出，科学中性表达的意义是不清楚的，它的启发性容易被误解。不过，他还是对科学中性做了界定：
基本的科学中性论题可以有用地分解为两个子观点。如果科学实际上不能就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言说，那么就可以称其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如果它不能就什么是善或恶、对或错言说，那么可以称其为在评价上是中性的。
不论在规范的还是评价的版本中，中性论题都依赖于对某些令人烦恼的逻辑问题的回答。
史蒂文森进而列举了科学中性图像的三个主张。（1）科学向我们提供世界如何起作用，从而提供其中各种干预的后果的客观知识，但是不能提供我们是否应该做任何特定干预的知识。正如韦伯评论的，科学像一张地图，能够告诉我们如何到达许多地方，但未告诉我们去何处。该主张直接来自休谟原理。（2）科学家公认的唯一价值、实际卷入做科学的唯一价值，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他可能欢迎他的研究具有有益的应用，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纯粹且仅仅献身于知识的扩展，并陶醉于新知识的创造，即使它们没有实际的应用前景。（3）科学知识的应用是由社会决定的，应用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是其他人的仆人，这些人使用他们的专长服务于个别人和机构选择的目的。
综观以上各家的分析，考虑到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的言论，我们可以把纷繁的科学中性的内容主要概括为：科学在内部和对外部都是中性的。
科学在内部是中性的。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科学研究活动和科学知识本身不受社会与境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不做价值判断；科学知识不包含价值要素，从中也无法推出价值规范。关于前者，伽利略很早就提出，价值判断、文化偏好、政治立场不以任何方式影响或决定科学知识。他说：
如果我们争论的这个观点是某个法律的观点，或者所谓的人文科学的研究的其他部分——在那里既没有真理也没有错误——那么我们可以充分信任才智的敏锐、答案的敏捷和作家的较大成功，并希望在这些方面最精通的他将使他的理由更可几和更可能。但是，自然科学的结论是真的和必然的，人的判断与它们无关。
关于后者，莫诺的言论具有代表性。他说，科学的确不能创造、推导或推荐价值：“科学依据严格客观的进路分析和诠释宇宙，包括人本身和人的社会。科学无视且必须无视价值判断。不过，知识也揭示和不可避免地提出新的行动的可能性。但是，决定行动路线是从客观性的领域步入价值领域，而价值就其本质而言是非客观的，因而不能从客观知识中推导出来。” 利普斯科姆比也坚持这样的观点：科学本身纯粹涉及按原状描述世界，它不能产生应该或不应是什么（规范的），也不能就什么是好坏或善恶（评价的）做出判断。正统的哲学论据在于，演绎中项的可靠推论只是包含在前提中的材料，因此科学的前提（事实的）不能导致规范的或评价的陈述。例如，科学可以提供关于投核弹的后果的陈述，但是它不能判断这样做是对还是错，该判断依赖于政治利益相对重要性的价值判断。
科学在对外部是中性的。也就是说，科学成果在价值上是中性的，其技术应用才有好坏善恶之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在早期，科学往往被看作在政治上是中性的或至少是超越于国家主义的。1779年，富兰克林指挥美国初期战争时没有妨碍库克船长的探险，因为他相信地理学知识能够促进遥远国家的交流，增加有用产品和制成品的交换，扩大技艺的传播，总的来说科学的成长有益于人类。在英法战争期间，拿破仑给英国化学家戴维颁发了战时通行证，以便访问法兰西学院。1802年，法国人缴获了英国船只运往印度的三角测量经纬仪，但是不仅返还了仪器，而且还附有一封善良祝愿的信件。
许多理论家对此做过详细的阐述。哈布尔强调，科学王国是实证知识的公共领域，价值世界是个人确信的私人领域。这两个王国合在一起形成我们过日子的宇宙，它们不重叠。实证的、客观的知识是公共的财富，能够被传递、分享和积累。构成我们智慧的仓库的价值（意指判断生活意义的标准、善和恶、欢乐和悲痛、美、公正、成功的意义等）则截然不同。它对个人是独特的，不存在能够获得普遍一致的方法。它不容易从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人，随时代进展不会大量积累。每一个人都从零开始，从他自己的经验获得他自己的智慧。他的结论是：
纯粹价值的世界是科学不能进入的世界，它不涉及无论什么可能的知识。在那里，结局——永恒的、终极的真理——被热烈地追求。有时，通过奇怪地强加的神秘洞察的体验，一个人超越怀疑的阴影知道，他与处在纯粹现象背后的实在接触。他本人完全确信，但是他无法传达该确定。它是私人的启示。他可能是正确的，但是除非我们共享他的出神入迷，否则我们无法知道。
成中英进而揭示，科学真理是对事实的认识，而非对价值的决定。我们在此不仅区分事实与价值，而且区分认识与决定，只有事实可以被认识，只有价值可以被决定。被认识的价值已是价值的事实，被决定的事实已是事实的价值了。认识与决定乃是不同的活动，以及不同的态度。认识是理解和解释，决定是选择和“赞许或拒斥”。前者不能意会实际的行动，后者则可意会可能的实际行动；前者无指导与规范性，后者则有之；前者不改变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主体，后者则改变决定的主体，创造决定的对象。这二者的分别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中性除了用来在科学王国和价值世界、事实与价值之间划界外，也被用来否认真的东西必然是合理性的或善的东西。韦伯和彭加勒证明，如果伦理理想的世界超越了在经验上为真的东西，那么经验科学就不能为道德主张提供根据。中性表达了对我们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过分乐观主义的批评，也表达了反对那些企图维持现状或过程的论据，不管该论据基于上帝意志、我们的基因结构或不变的历史规律。中性也表达了对下述人的批评：这些人力图在科学的伪装下提升某些价值，宣布某些社会秩序或道德秩序是自然秩序，而这种秩序是最适合的或起作用的，要不就是理性的或被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必须是中性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的世界不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学者和非学者同样应该谨防把经验上实在的东西与本体论上可能的东西混淆起来的尝试。科学必须是无价值约束的，以便保证价值依然是无科学约束的。
在这里有必要申明，科学中性并不等同于科学的客观性。分析传统中的哲学家反对任何使中性问题前后关联的尝试，认为这样做便使科学的客观性概念处于危险之中。然而，科学的中性和客观性不是一回事：中性涉及科学是否采取立场，客观性涉及科学是否值得信赖某种断定。二者不需要相互之间有任何关系。某些科学可能是完全客观的或可靠的，却被指派服务于某些政治利益。对这些科学的恰当批评并非它们不是客观的，而是它们是偏袒的、或狭隘的、或指向人们反对的目的。
科学中性概念具有诸多特点，把握住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完备而深刻地理解它是有帮助的。首先，科学中性具有历史性，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涵义、所指、要点有所不同。正如普罗克特所说，中性的理想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在关于科学应该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的漫长的历史斗争过程中出现的。近代的中性理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与科学和社会有关的四个根本问题。一是效用问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理论的理想隐含着与实践事务的某种分离。科学是闲暇的奢侈品，而不是奴仆为功利主义关注的产物。然而，培根科学理想的兴起，效用变成科学的中心规范。科学把来自实践技术的技艺与对自然的理想的和经验的进路结合起来了。即使培根在宣布科学的功利主义的理想时，也告诫不要忘记硬币的另一面。科学具有巨大的实际效用，可是科学也应该为科学而科学，恰恰不是追求它的应用。二是方法问题，即保证可靠的和客观的知识的问题。正确的方法是科学进步的关键，这一概念是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出现的。对方法的新兴趣被科学中的新主观性伴随，即认识到我们看见的东西依赖于我们所处的位置，人的理解力像培根所说的那样“不是干巴巴的眼光，而接受来自激情的注入”。科学方法的发明就是为了警惕把人的理解力染色或弄歪的许多“假象”。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区分就是为了把人的添加物与自然的原物分开。道德的质是第二性的质，它玷污了对自然知识的追求，必须从自然哲学中排除出去，以使事物的真实的和第一性的质被揭示出来。三是价值问题、利益起源和特点以及它与自然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对古人来说，价值处在宇宙的结构之中。在经院哲学中，存在所有事物运动的终极原因或“目的”。近代人不再认为价值在宇宙的结构或事物朝其运动的目的之中，而在于人的能动作用和计划。价值不再是上帝或自然创造的，而是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是针对人的需要和欲求衡量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科学是中性的，是因为自然本身是中性的。在这种意义上，自然是“祛魅的”（韦伯）或“祛价值的”（柯依列）。四是知识的安全问题，即为自由地、不妨碍地追求知识所必须的社会的和体制的条件。欧里庇德斯 早就证明，自然知识是“安全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踩在政治或伦理的敏感土地上。培根持有类似的观点，引起人堕落的不是自然知识，而宁可说是“关于善和恶的妄自尊大的知识”。道德知识是危险的知识。
其次，科学中性具有与境性，即在不同的环境或背景中其内容有所差异。需要明白的是，各种形式的科学中性的政治意义按照使用的环境变化。有时，批评家指向科学（或技术）的中性，以表明技术可以被错误地使用。十分相同的观点也被用来证明，科学（甚或技术）不应该受到道德的或政治的批判。从19世纪开始，流行的看法是，科学态度特别适合于解决社会冲突。按照这种观点，科学是伟大的和中立的仲裁人、公正的法官：可以给它提出社会问题，公允的答案随之而出。科学提供了中立的基地，具有各种信条和色彩的人可以在其上结合起来，所有政治矛盾可以在其上克服。科学提供了对立利益之间的平衡，分歧统一的源泉，混沌中的秩序。因此，科学无价值约束的理想不仅应该作为观念的抽象起源来理解，而且应该作为在科学的和经济的与境中的某种较广阔的变化的反应来理解：它的建制的和职业的所在地的变化，与工业的、军事的和国家支持的科学之兴起相联系的变化，与向科学自主性和那些把握着它的钱袋子的人的权势挑战的政治运动（例如女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兴起相联系的变化。科学价值中性的理想也必须在政治与境中观看。科学中性不是事实和价值之间的逻辑鸿沟的结果，也不是理论世俗化的自然派生物，甚至也不是社会科学采用物理科学的方法的结局。它是对较大的政治运动的反应，包括科学被政府和工业的利用，分离的学科的职业化，尝试把科学与时代敏感的问题隔离开来。
第三，科学中性具有相对性，即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而言意指不同的东西，必须借助随时间变化的特殊的恐惧和目标来理解。价值中性可以是对国家和宗教压制科学观念的反应，可以是防范阻碍科学进步的私人利益的方法。价值中性可以反映学者对职业化和世俗化的欲求，可以隐瞒科学具有社会来源和社会后果的事实。价值中性也可以提供人们沿着它退却的路线，或者提供人们发起进攻的平台。科学无价值约束的观念具有复杂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仅仅宣布所有事实都负荷理论，或知识是社会的产物，就掩盖了这种复杂性。
第四，科学中性具有集成性，即价值中性理想不是单一的概念，而宁可说是在不同时期、为服务于不同社会功能而浮现的松散结合的理想之集合，只有针对具体与境才能理解这个集合的意义。在19世纪之前，捍卫科学中性或中性的涵义有三种方式。其一是源于柏拉图（沉思的思想高于实践行动）的把理论和实践分开的方式，尽管沉思的理想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已经被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新视野代替了。其二是，近代哲学家用辩论证明，必须把伦理的关注从自然哲学中排除出去，因为它们使人在追求知识时抱有偏见。因此，中性的第二种涵义是，道德知识所起的作用是损害或“沾染”自然知识。其三是，在关于宇宙的数学力学概念中，精神世界是与物质世界彻底脱离的。在这里，充满了精神和意图的古代世界被作为处处相同且没有意图的、“被贬值的”宇宙概念代替。这三种涵义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作为为科学无价值约束的辩护理由而出现。但是，从19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新的理据：价值中性作为真的和善的东西之间的本体论的二元论的结果被捍卫。也存在所谓的主观主义捍卫，即必须把价值判断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因为价值是主观的，科学不能就价值的有效性做断定。
第五，科学中性具有两面性，即科学中性既有防护性又有进攻性，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后果。普罗克特说得不错，科学中性既是盾又是剑。他以19世纪的德国的状况为例加以说明。中性有助于科学的自主性免遭批评者的批判——来自上层（政府监察官）和下层（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批判。中性作为盾起作用，使年青的社会学家捍卫自己免受“社会学”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形式的指控，使社会哲学家的理论目标与社会运动的要求保持距离——可见不是抽象地倡导中性，而是作为对具体问题的反应倡导的。中性也是剑，用以作为攻击对方的观点的利器。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g. simmel）和特尼斯（f. tönnies）认为，妇女之所以很少参与科学，是因为她们没有能力保持中立的和超然的态度。韦伯拒绝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论和心理分析，因为它们不合法地把科学与世界观混淆起来，价值不合法地侵入科学。价值中性武装了社会学家，成为他们反对科学政治化或道德化的利剑。价值中性也被作为解决社会张力——在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之间的张力——的工具而提出。不过，无价值约束的科学的倡导者不否认价值在其他生活领域的重要性。 科学价值中性的两面性集中表现在，它既保证科学共同体的相对自主性和研究的自由，又成为科学家逃避社会现实和推卸社会责任的借口。因此，本-戴维认为，中性是一个不幸的术语，由于它隐含着，科学家对意识形态、宗教和政体（这些可能敌视科学）漠不关心。而且，对科学家（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价值。不管怎样，该术语恰当地描绘了在科学中占优势的信念和实践，即科学贡献的意义独立于个人和社会的特征以及它的作者的动机。在科学追求真理和科学价值中性的信念的基础上，科学家要求并得到了学术自由的权利，这给予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建制以深远的自主性。科学家自由地选择研究课题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资金往往由公共手段提供，但是他们只对科学共同体的非正式控制者有说明他们的结果的责任。与科学价值中性相关的学术自由使科学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
正是由于以上有关特点，科学中性有时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普罗克特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自然科学的原理和主观的价值学说一起，构成近代科学的根本政治思想体系。科学在使自己摆脱封建镣铐的斗争中宣布它自己是中性，为的是刚刚起飞的实验科学摆脱教会和国家的霸权，与之妥协和休战，在理智世界中开辟自己的小天地。当科学按照它自己的权利变成强大的力量时，中性把道德的和政治的东西从论说的领域排除出去，有助于掩盖利害关系。此时，中性已不意味着摆脱权威，而是逃避承担义务——或者更糟糕，它意味着成为阻挠社会运动或批判的工具。 利普斯科姆比一言以蔽之：当科学活动的直接后果是如此坦白和明显，科学中性的托词只能被恰当地概括为缺乏远见，或者径直地说是道德的无责任感。 陶伯则揭示了科学中性对自然的威胁和损害：科学中性基于自然不拥有价值的认识；价值根植于人的需要和欲求，而自然则被剥夺了质、目的和意义，听任被降低价值、世俗化和祛魅。
以维护科学自主性和研究自由为主旨的科学价值中性概念，因其不利于争取社会对科学的支持和和树立森严的壁垒，也有可能反过来伤害科学自身。从科学外部来看，如果中性在其逻辑意义上不得不被接受，如果科学实际上没有促进人的福利而非增加人的痛苦的固有倾向，那么对科学大规模地和不加区别地支持，似乎完全是成问题的。即使科学对人的有用性只是它对于福利和幸福的间接影响，中性论题的坚定信仰者也对科学的价值具有严重的疑虑。因此，在事实和规范之间的绝对划分的教条具有有害的后果。 从科学内部来看，科学中性这个功能性的神话使得科学的功能失调。由于探究对具有十分混合特征的假定的依赖被隐藏起来，价值中性阻拦了可供选择的框架的研究，不利于我们提出并容纳新观念。此外，它也严重地不准许外行的科学用户介入科学，这在科学和技术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的今天显然是成问题的。况且，除非我们理解与境利益能够塑造探究方式，否则我们就无法恰当地批评相关的科学研究。
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了解科学价值中性的不良后果，尤其是认清了大科学的特殊状况和科学在现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中轴地位这一与境。于是，现在的思想潮流转向有利于科学中性的批判者和揭露者。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对“科学中性的神话”的批评，中性也被视为“空想”、“幻觉”、“希奇古怪的梦呓”，科学研究无价值约束和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也被指责为“在逻辑上不融贯”、“受自由的意识形态伪装”乃至“恶意的胡诌”。譬如，隆季诺在从方法论的角度批评科学中性时说：
断言自然科学不受价值约束是胡说。科学实践受价值规范和价值支配，而价值是从理解科学探究的目标产生的。如果我们把科学活动的目标选定为关于自然界的说明，那么这些支配价值和强制从理解什么算作是好说明中产生出来。例如，满足像真理、准确性、简单性、可预见性和广度这样的标准。这些标准并非总是同等地可以满足，而是适合于什么算作是好说明的不同概念。不管怎样，它们构成藉以判断竞争说明的价值，在特定领域支配科学实践的规范和强制从这些价值中产生。
他称从理解科学目标中产生的价值为构成价值（constitutive values），以指明它们是决定什么构成可接受的科学实践或科学方法之法则的源泉。私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即关于应该是什么的那些群体的或个人的偏爱，称为与境价值（contextual values），以指明它们属于在其中干科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科学与价值无关的传统诠释相当于主张，科学的构成价值和与境价值截然不同且彼此独立。这一诠释或主张能够被重新阐释为两个问题：一个涉及科学理论（与方法）和与境价值的关联：在什么程度上科学理论塑造或应该塑造道德的和社会的价值？另一个涉及与境价值对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在什么程度上社会的和道德的价值塑造科学理论？作者用辩论证明，以科学的实践和内容为一方，以社会的需要和价值为另一方，二者处于动力学的相互作用之中，而且科学的探究逻辑和认知的结构需要这样的相互作用。尤其是，科学公正论题（thesis of integrity of science）——科学的内部实践（观察和实验、理论构造、推理）不受与境价值影响——受到行为和认知生物学研究的严厉挑战，因为与境价值不仅影响值得询问的问题即科学发展的方向，而且影响给予这些问题的答案即科学理论的内容。因此，与价值无关的科学和绝对的科学自主性在方法论上是不可能的。
可是，正像普罗克特看到的，批评家几乎未注意中性的起源和它的各种形式，也未注意中性是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做出反应时出现的现象，它的政治意义随历史的时间和地点而变化。在英美分析传统的哲学家中间，问题多年来选定为决定“应当”和“是”、事实和价值的精确的语言学关系的问题，而独立于科学和社会变化的历史关系，独立于科学受到捍卫或攻击的方式的多样性。他接着说：
中性问题是哲学问题，但是对它不能抽象地借助词的意义来探讨。取而代之的是，必须借助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理解。探讨必须是历史的和比较的。它之所以必须是历史的，是因为词和观念的意义随时间而变化（无价值约束的科学的理想对于1911年的德国社会科学家、1937年的犹太哲学家和1975年的社会生物学家意指迥然不同的东西）。它之所以必须是比较的，是因为人们想知道，在柏拉图的希腊、培根的英国和韦伯的德国，关于科学的理想什么是相同的或不同的。
例如，科学“中性”的一个含义是，科学（或技术）“本身”既不好，也不坏；科学可以被使用，也可以被滥用。这几乎不是什么新观念。柏拉图早就相当细致地表明，那些最能够治愈的东西也是最能够伤害的东西，那些最有能力告诉真理的东西也是最能够告诉谎言的东西。可是，这种中性仅仅描述了最简单的技术、最抽象的科学。要知道，基于科学的技术日益是目的特定的（end-specific）：手段强制目的；不在如此容易地把工具的来源与它被打算的使用分开了。“滥用”巡航导弹和中子弹意味着什么呢？同时，也不容易把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分开了。
当然，也有一些严肃的、综合性的批评值得在此一提。史蒂文森针对他在前面概述的科学中性图像的三个主张，逐一做了批评。第一，关于科学只能处理客观事实而不能处理价值的主张割裂了事实和价值，这在20世纪的思想中是陈腐的——不仅在惹人注目的实证主义和存在主义哲学中是陈腐的，而且作为制约许多日常思维的背景假定也是陈腐的。这种尖锐区分引起一个极有争议的深刻的哲学问题，即所有道德的（和政治的）价值是主观的，这个广泛传播的假定肯定不能毫无疑义地被通过。而且，这样一个观点描述了意义理论、知识和形而上学的重大主张，即在支配科学命题的标准和道德的命题的标准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并非是不证自明的。第二，关于科学家珍视的唯一事情是为知识而知识的主张是不合实际的，真正的“纯粹”科学即便有，数量也极少。大科学时代的来临需要大队人马和庞大的开支，因此受到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和商业成分甚至进入最纯粹的研究决策。尽管科学家可能希望他们的职业承诺是增加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们的研究资金也许是由关注应用的部门支付的，这就难以摆脱价值约束。他们必须在做与不做之间两难抉择：不做没有研究经费；做则参与了现有的建制过程，也就隐含接受或默认了那些机构的价值。第三，关于科学的应用是社会决定，这使用了一个一再重复的、模糊不清的术语“社会”。不存在像社会这样的实体机构做决策，社会决定实际上是各种建制——政府、立法机关、公司、银行、大学、教会、政党、压力集团等等——的决定，当然还有个人的决定。由于明显的实际理由，现有的民主机制无法在科学应用的每一个细节上产生决定，当代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也无法（或永远不能够）完全处在公民的民主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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