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中的专制主义把逻辑放在独裁的地位，使逻辑成为科学和非科学的惟一裁决者，使逻辑成为科学创新的惟一合法方法。这遭到科学史的大量反驳，实际的科学极端复杂，非逻辑因素在实际的科学创新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发现催生了科学思想中的另一极端倾向，即科学是一种自由的无规范的创造活动，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解构了科学中的正当的理性。实际的科学活动应当并确实在走着一条协调发展的道路，遵循协调发展的规律，科学思想的主旨是坚持科学中的规范而避免专制主义，承认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而消除自由主义。
关键词：科学；创新；专制与自由
1 科学中的专制主义：按逻辑办
科学中的专制主义可以概括为一句口号：“按逻辑办”。古典经验论的经验主义传统本质上是专制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与其一脉相承。逻辑实证主义规定，科学的命题不仅必须是有意义的，而且必须是可以被证明为真的。有意义的命题只有两种，第一种是分析命题， 即重言式命题。例如。“男人不是女人。”第二种是综合命题，即陈述经验事实的命题。例如，“太阳从东方升起。”除此之外的所有命题都没有意义。
石里克指出，逻辑上可能证实和逻辑上不可能证实之间泾渭分明；意义和无意义之间也无任何过渡。你要么为证实给出语法规则，要么没有。不存在第三种情况。经验可能性由自然规律决定，但是意义和可证实性完全不依靠自然规律。例如，“水往高处流”这个命题虽然是错误的，但在物理上是可能的，所以仍然有意义。www.11665.COm
卡尔纳普强调，全部形而上学都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陈述并不描述事态，它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态，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态。形而上学只表达一个人对人生的总态度。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表达手段，无可非议。但是，它如果冒充它本来不是的东西，就大有问题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作为这种错误的例证。
这样，逻辑实证主义就确立了它的“按逻辑办”的专制主义标准，它告诉你怎样区分科学和非科学。
为了进一步说明“按逻辑办”的理由，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科学理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公理化系统，一部分的理论，它是用理论语言表述的基本定律，另一部分是对应规则，它把理论语言的语词和观察语言的名词联系起来，通过可解释的语义规则系统把理论语言还原为观察语言，以此说明科学理论的经验基础。
但是，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严格区分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普特南等人指出，可直接观察的标准并不能区分观察语词和理论语词。例如，所谓的“理论语词”，如“熵”、“质量”、“电荷”等往往不用仪器也可以观察到它们的变化，那么，是否应当归入“观察语词”呢？而所谓的“观察语词”，如“水”、“质量”、“重量”等不用仪器就不能测量它们的性质，那么，是否应当纳入“理论语词”呢？
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存在“中性观察语言”的断言，也曾受到汉森的有力批判。汉森最早提出“观察渗透理论”，认为持不同理论的人在同一对象中看到不同的东西。第谷和开普勒两人看到的太阳是不同的。第谷看到的太阳是绕地球转动的，地球是固定不动的；开普勒看到的太阳是静止不动的，太阳运动是地球绕日转动形成的错觉。虽然他们凭视觉看到同一样东西，但是凭经验的概念组织，他们又看到不同的东西。
科学理论以经验为基础，但它的确定性程度如何得到说明呢?逻辑实证主义用观察陈述对理论陈述的支持来说明这一点。他们认为，归纳确证法是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现代归纳主义，区分了发现的方法和证明的方法，认为发现的方法是心理学和历史关心的问题，只有证明的方法才是哲学关心的问题。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自动退出对理论创新的事前指导，而只能对已经创新的理论作归纳法的事后辩护。
即使是事后的辩护也有问题。休谟的“归纳疑难”对古典归纳主义的完全证实提出严峻挑战。为了挽救归纳推理，逻辑实证主义抛弃了完全证实的幻想，用确证代替了证实，用概率的真代替了完全的真。这种在归纳问题上的退却导致逻辑实证主义发展了概率逻辑。但是，概率逻辑把任何个别证据对假说的支持程度看作是等价的，无法说明不同的证据对假说支持的程度不同这种实际情况。概率逻辑还会使任何一个普遍理论的确证度等于零。理论陈述的数目是无限的，而观察陈述的数目是有限的，按照概率论，普遍理论的概率等于有限除无限，结果为零。因此，不仅完全证实是一个幻想，归纳确证同样也是幻想。“按逻辑办”陷入困境。
波普看到归纳证实的困难，干脆摈弃归纳法，提出演绎证伪原则。他认为证实和证伪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不对称性。归纳用于证实，前提的真不一定传递到结论上；演绎用于证伪，结论的假必然要传递到前提上。根据古典逻辑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如果从一个理论假设中导出的结论被证明为假，则该理论就被证伪了。不论看到多少只白天鹅都不能证实“凡天鹅皆白”的理论；但是，只要看见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证伪该理论。波普认为，一个理论只要在逻辑上或事实上有可能被证伪，就是科学，否则就是非科学。
由于逻辑起点不同，波普证伪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就不同。逻辑实证主义关心科学的静态结构，波普证伪主义关心科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因此，波普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一种累积式的渐进过程，而是一种不断被证伪的革命过程。波普把他的科学发展模式概括为四段图式：p1-tt-ee-p2……。他认为科学既不是始于观察，也不是始于理论，而是始于问题(p1)。为了解决问题，人们提出各种尝试性理论(tt)；对各种尝试性理论必须通过先验的或后验的评价，来尝试排除错误(ee)。这是证伪环节，是四段图式的中心环节。尝试性理论被证伪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p2)，由此开始科学发展的新的循环。
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一样，都是用证据与理论的关系来评价一个理论。波普的高明之处在于关注证据的质。在证伪环节，他提出“先验评价”和“后验评价”的概念。先验评价是说一个理论的可证伪性程度越高越好，也即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越多越好；后验评价是说，如果一个理论受到的检验越“严峻”(大胆、新颖、可预测的检验)越好，它表明经验证据对该理论提供的支持更强。
波普还反对严格区分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认为理论与观察没有天然的屏障，不仅理论可错，观察也是可错的。例如，早晚的太阳看起来比正午的太阳要大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保证经验证据对理论评价的基础作用，波普采取了一种约定主义的态度，约定观察陈述是真实的，可靠的。这就使得波普的证伪理论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之上。而且，波普关于证实和证伪的不对称观点只是一种假象。对于经验科学而言，证伪一个被检验的理论并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与逻辑实证主义一样，波普证伪主义仍然是片面的，理想化的，既不能为科学理论辩护，也不能说明科学创新的实际过程。因此，尽管波普在逻辑框架中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但无法挽救“按逻辑办”的专制梦想。
2 科学中的自由主义：怎么都行
“按逻辑办”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作为逻辑主义，把归纳辩护看作惟一科学的辩护方法，把科学发现与科学辩护割裂开，看不到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看不到科学创新中的自由因素。为克服这种片面性，库恩对科学提出一套全新的看法。
库恩认为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科学范式和特定的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创造性活动。显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创造的产物。但是，科学中的这种自由并非无根据的猜测和臆想。为此，库恩提出科学范式的理论。范式概念虽然较为含混，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库恩最初用“范式”一词表达“解题范例”，这类似于教科书中的例题，供学生解题时模仿。后来，库恩注意到范式的社会学含义，用“专业母质”表示范式的含义。专业母质的核心成分有三种：符号概括、模型、范例。符号概括是专业团体的表达方式，模型是专业团体的类比参照物和本体论出发点，范例则是专业团体承认的具体题解或典型事例。
范式在科学创造活动中的作用至少可以概括为四种：首先，研究定向作用。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的研究纲领和共同信念，是科学活动的指南。它告诉科学家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例如，在18世纪，对于是否寻找光粒子对固体产生压力的证据，遵循微粒说范式的物理学家持肯定态度，而遵循波动说范式的物理学家则持否定态度。第二，实用工具作用。范式作为范例，提供具体的解题方式，成为一种实用工具。例如，学生模拟例题的解法做习题，在此过程中掌握基本概念。第三，社会组织作用。接受同一范式的科学家很容易组织起来，成立专门的学会，编辑、发行专业出版物。这就便于交流和深入研究，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第四，认识框架作用。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理论框架，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同化观察和实验材料，并反过来充实和发展该理论框架。由此可见，库恩不仅关注科学的创新过程，而且也没有完全丧失创新过程中的规范性。
在库恩那里，科学与非科学的绝对界限被打破了。非科学成为前科学，其特征是学派林立，自由争鸣。当前科学转化为成熟的常规科学时，创造的自由被制约在同一范式下。在这一阶段，科学家集中注意范式所规定的较为深奥的问题，避开争论，从事深入、细致的研究，产生大量成果。在物理学发展中，由于牛顿范式的指导，流体力学、分析力学、分子运动论、统计力学以及库仑定律、欧姆定律等等才发展起来。
范式也不是绝对不变的。范式所指导下的释疑活动迟早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乃至一再失败而不得其解。例如，在化学史上，燃烧金属的增重问题到后来越来越难以理解，人们在燃素说范式下精心设计的许多方案，象舍勒的“火焰空气”说，普利斯特列的“脱燃素空气”说等等，都无济于事。这时，人们就会把失败归咎于范式本身，开始争论最根本性的问题，从哲学上或基本原理上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人们在采纳何种新范式上争论不休，但最终总有一种新范式脱颖而出，取代旧范式，如氧化说取代燃素说。这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范式的更替，是最大的创新。
常规科学经由科学革命发展为新的常规科学。科学共同体在新的范式指导下，从事新的释疑活动。直至出现新的危机，再次爆发革命。这一过程周而复始。这样，库恩提出量变和质变交替的科学进步模式：前科学(范式前)-常规科学(范式后)-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新的常规科学(新范式)……。这里，“范式”成了划分科学进步不同阶段的关键范畴。
库恩比逻辑主义者赋予科学创造活动以更大的自由。旧范式并非由于证伪而被淘汰。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必要条件是旧范式指导下的释疑活动出现危机，但是，仅仅出现危机是不够的，只有当新范式及其指导下的释疑活动越来越成功以后，旧范式才会被慢慢淘汰。新旧范式及其理论之间在逻辑上不相容。革命前后理论间不可通约。旧理论向新理论的转换没有逻辑的道路，没有客观的标准，这种转换是整体性的，是科学共同体的信仰的转换，它取决于团体的赞成或宗教般的狂热宣传。
库恩充分强调范式作为认识工具和行动指南的重要意义，充分强调心理的社会的因素对科学认识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史的实际。但是，由于库恩是在自由主义的意义上谈论科学进步和科学创造，就大大削弱了科学的客观真理性。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进步和科学创造并非象库恩总结的那样简单。在科学发展中，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他们同时并存于科学发展的始终。科学创造的动力也不是库恩的释疑活动，而是各种不同观点的相互作用。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进步图景是由两个原理描绘的：韧性原理和增生原理。韧性原理要求科学家坚持某种很有希望的理论，不能因为该理论与经验不符就轻易放弃它，要保护它，给它以喘息的机会，以便对其本身加以调整，使其在新的基础上与经验相符。韧性原理直接针对波普的“证伪主义”，如果一个理论一遇反例就被证伪，那么再好的理论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中而无法得到发展。
韧性原理保证科学家坚持和发展一个有前途的理论，但并不反对科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所以，费耶阿本德又提出增生原理作为补充。增生原理要求科学家在遇到理论与经验不一致时对理论进行调整，从而衍生出许多不同的理论，形成理论竞争的繁荣局面，推动科学无止境地发展。增生原理鼓励大胆创新，自由思维，改变认识方法，可以帮助认清和消除旧理论的偏差，推动科学不断进步。同时，增生原理也提醒科学家保护理论和学派的多样性，反对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鼓励学术竞争。
与库恩强调释疑活动不同，费耶阿本德的创造模式强调韧性和增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韧性和增生之间的相互作用既体现了科学创造的连续性，又能增加科学创造中的突破性倾向。理论增生不是后于革命，而是先于革命，它能扩大反常，推动革命。在科学创造中，释疑活动不能代替理论增生，它只是理论增生的补充。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创造模式可以看作对库恩模式的补充，也具有一定的辨证色彩，但费耶阿本德对这一模式的解释逐渐走向彻底的自由主义，其口号是“怎么都行”。韧性和增生本来是理性的方法，但费耶阿本德却特别看重其中的非理性因素，如“随心所欲的批评”、“吸收荒谬的知识”等。他把科学看作“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彻底消除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主张把理性主义从科学中排除出去，把非理性的宗教、社会、和心理的东西引进科学中。这样，费耶阿本德将库恩的慎重的自由主义发展到极端，变成放肆的自由主义。
3 实际科学：协调就好
科学中的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科学哲学思想的两个极端，其内在矛盾的充分展开导致许多科学哲学家重新考虑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以拉卡托斯和劳丹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哲学家力图消除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在专制和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拉卡托斯希望改造波普纲领，提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使之既避免证伪主义与科学史的脱节而导致专制主义，又避免极端的历史主义，而走向自由主义。但是，一方面拉卡托斯过于依赖逻辑和经验，并没有彻底摆脱专制主义，而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纲领可以在退化和进化之间来回变动，为自由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劳丹提出解题模式和网状模式，不仅两个模式之间有着内在的矛盾，两个模式各自都比较封闭和狭隘。但是，劳丹似乎在专制与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点，劳丹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反对科学中的自由主义，坚持了科学的规范性，批判了正统的理性主义者试图寻求绝对化逻辑标准的专制主义。另外，劳丹力求把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当作一门经验科学来研究，强调科学的合理性模式要接受历史记录和科学实践的检验，这表明了劳丹理论的一定的客观性。对劳丹模式的精致化改进，有可能使我们更加接近这样的目标：坚持科学中的规范而避免专制主义，承认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而消除自由主义。
无论是逻辑主义者、历史主义者，还是解题主义者，都承认“渴望之物”（desiderata，亨普尔语；库恩称之为“好的理由”）在理论比较中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渴望之物显然具有超越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它能在规范与描述的最好结合中体现科学创新的机制。对渴望之物的深入研究可能导致我们对方法论和科学史看法的根本转变，从而对科学创新和科学评价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义渴望之物?是否因为渴望之物难以定义就要永远满足于一种通常意义的模糊的理解?能否在一种统一的意义上定义渴望之物?幸运的是，在劳丹关于科学进步的解题合理性模式中潜藏着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巨大契机。
作为一种探索，协调合理性的研究旨在 “拯救渴望之物”。在协调合理性模式中，渴望之物就是协调力的单一模型或创新与评估标准，我称之为“解题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经验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多样性、明晰性、统一性和精确性等，概念协调中的一致性、过硬性、简洁性、明晰性、统一性、贯通性和深刻性等，背景协调中的实验、技术、思维、心理、行为等。全面刻画这样的渴望之物十分困难。但是，给每一个渴望之物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是必要的，因为规范地描述科学史需要具体的，客观的，形式化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机制。
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经验协调力”。经验协调力不仅关注理论是否解决了经验问题，解决的经验问题的数量和权值，还关注理论解决经验问题的方式和力度。经验协调力反映了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关系。理论解决概念问题的效力，可称之为“概念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关注理论内部的概念、观点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关注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更广泛的科学信念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关系。这些关系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是以“概念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劳丹对经验和概念两方面的考察，是对理论的一种静态考察。在这里，理论被看成一个独立的既成结果，因此，即使我们谈理论创新，也只是局限在理论相互间的关系中。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我们看不到理论如何参与一种实际的运动，并在这种运动中体现其价值。长期以来，科学哲学停留在这个圈子里，自得其乐，以致于把科学实验仅仅看作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看作一种可操作的运动，看作实验仪器的一种相互作用，习惯于把技术看成技术理论，而不是客体的功能释放，如此等等。这种科学哲学不关心理论到底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因而既不知道理论的源头活水，也看不到理论的终极价值。劳丹科学哲学思想的一大缺点就是没有突破这种封闭性。要突破这种封闭性，理论所牵涉的看来不仅仅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还应该有一个“背景”问题，有一个背景冲突与背景协调的问题。理论的“背景协调力”，即理论解决背景问题的效力，在理论评估上具有理论的经验协调力和概念协调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忽视了这种作用，科学合理性问题是不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合理性探索是对科学的某个总体目标的追求，也是对科学的某些局部的不变目标的追求。科学的总体目标是消解冲突，追求协调。科学的整体目标是一些科学个体目标之和，例如经验协调力，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科学的个体目标是科学目标的最小单元，例如经验简洁性，概念统一性，背景实用性等等。科学的目标与科学的标准是合二而一的，科学的创新标准与评估标准也是一致的。
科学的任一个体目标都可能存在一种形式化的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形式化不是逻辑的“小形式”，而是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内在轨迹的“大形式”。它将表明，科学仍然是形式的，而不是非形式的。科学的这种大形式体现了规范和描述的最好的统一。此外，我们不能在科学的任何单一目标之间确定较为重要的目标，确定一种处于优越地位的目标，应当赋予所有单一目标平等的地位。这是因为，所有单一目标都构成科学进步链条的一个环节，只要缺少其中一个环节，就无法对科学进步作连贯的描述，也无法尽量全面预知科学的发展方向。
因此，科学在本质上是协调性的，它拒绝专制主义，但不放弃科学中的规范；它拒绝自由主义，却承认非理性因素在科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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