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知识论的考察，可以发现传统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并不能提供必然的知识，因此，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是有合法性的，它是对传统科学观的修正与调整。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知识论，辩护。

  　abstract: it can be found, being a belief, the traditional science view can’t give us the certain knowledge, though the investigation in epistemology. so the emergence of post-modernism science view is legitimate, because it can revise and regulate the traditional science view.

      keywords：science view of post-modernism, epistemology, defense.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学界关于科学观的争论一直处于学界关注的热点，期间以各种形式进行过长短不一的激烈辩论，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以及近期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争论等，遗憾地是两大阵营分野日渐明显，暂时很难有融合的趋势。[1]笔者认为经过这段时间的观点展现，各方的理论旨趣与诉求都已经明朗化，为了达到双方的沟通的目的，紧迫的任务是梳理传统科学观存在的问题，否则双方的争论就演变成一种没有理论根基的游戏。wwW.11665.cOM鉴于这种考量，笔者试图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传统科学观为我们提供确定的知识吗？2廓清后现代科学观的理论旨趣与诉求；3为后现代科学观进行辩护。


一 基于知识论的视角对传统科学观的考察

　　如何看待这两种科学观的利弊得失就成为我们进行选择的一个基本前提。为了给出合理的论证，需要对科学观进行一些简单的界定，只有这样，论证才不至于流于空泛。然而要准确给科学观下一个定义似乎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科学时刻在发展变化，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随之发生变化，因而做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科学观概念是不可能的。因而在这里只能给出一个最低限度的界定，即科学观是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认知主体对科学的一种模糊的认识，并以此做为应对生活世界内遭遇的各种经验的一种信念。就我们个人的经验而言，我们通常把拥有一种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那么既然是信念就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抛开这点不谈，信念又是构成我们的知识的重要元素。那么传统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是真的吗？进一步而言，它是否正确地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对此，我们需要加以仔细地梳理。如所周知，科学观的构成是多方面的，如方法论的层面、价值论的层面、功能的层面、审美的层面等等，沿着这条线索，可以继续追问。比如坚信科学方法万能的科学观，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很显然，这是归纳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从有限的个案中应用科学方法都获得了成功，然后通过归纳得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即科学方法万能。但是这个论证是存在问题的，换言之，从单称判断到全称判断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因而归纳得出的结果就不能必然为真，这就是早为人们熟知的“休谟问题”，其他层面的科学观仔细推敲起来与此类似。由此可知现代的科学观并不一定为真，最多只能称为高概率的为真，这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最后得出的结果。既然不能完全证实，但是可以一次性的证伪，这就是哲学家波普尔给我们提供的一条有创见的道路，在下面的论证中，笔者将采纳这种合理的观点。那么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现代的科学观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吗？按照葛梯尔（a.gettier）的观点：“传统的知识定义有三种。”[2]分别为1．s知道p：如果（1）p是真的；（2）s相信p；（3）s相信p得到证实。2．s知道p，如果：（1）s接受p；（2）s有充分的证据接受p；（3）p是真的。3．s知道p，如果：（1）p是真的；（2）s确信p是真的；（3）s有权利相信p是真的。关于知识的第一种表述是柏拉图的，出现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的201以及《迈农篇》的98中；第二种定义取自齐硕姆(r.m.chisholm)的《察见：哲学研究》（1957）中；第三种定义是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j.ayer)在《知识问题》（1956）中提出的。从知识的这三种定义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后两种方案都是在柏拉图的基础上的改进方案，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回到柏拉图的方案对照我们的传统科学观就可以知道，在前提条件处，即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p是真的，这一点，通过上面的分析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在即便在传统的知识定义中，现代的科学观作为一种信念，也不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知识。然而，现代知识论的研究已经揭示，传统的知识定义是不完善的，这就是葛梯尔在1963年提出的著名反例的意义所在（陈嘉明，２００３）。他的主要结论是即便是确证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识。按照这个观点，现代科学观更无法保证它的信念能够成为必然的知识。如果我们对传统科学观做一个考古学分析，不难发现，这种科学观滥觞于近代科学兴起之初的十六世纪，成型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经过十九世纪的科学世纪的辉煌成就，这种科学观已经成为我们深信不疑的信念，问题是这种科学观并没有经历过严肃的反思与怀疑的检验，以至于它已经成为我们看问题的一种前见。由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勾连，众多由科技引发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由此，传统科学观被遮蔽的层面开始得到反思与怀疑，这也引发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后现代科学观的出现。鉴于此，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正是人类看到了传统科学观存在的问题，而采取的一种积极的修正策略。


二 后现代科学观的主要理论旨趣与指涉

　　既然现代科学观存在着上述的问题，那么后现代科学观又提出了怎样的解决策略呢？在笔者看来，后现代科学观的理论知趣主要建基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解构传统科学观的主要理论基础，如客观性、价值中立、进步等，提倡一种建构的、价值负载、小目标的后现代科学观；其次，推进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观，倡导文化的多元性。上面提到的后现代科学观的理论旨趣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科学观发展的两个阶段，换言之，后现代科学观采取了先消解后建设的步骤。这个阶段的时间序列大致是，消解阶段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60-90年代初，建设阶段主要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发展过程符合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演化轨迹。
　　关于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科学观的理论基础的批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后现代哲学家主要批判了作为现代科学观基础的理性观念，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工作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是很好的代表；其二，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科学观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科学的客观性的批判上，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学者们完成的，他们通过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到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以及实验室，进而提出了“制造知识”的社会建构主张，关于上述两方面的主张，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比较详细和全面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笔者关心的第三点，即后现代科学观对传统科学观的进步理念的消解，而这一点恰恰是后现代科学观进行建设性重建的逻辑起点。按照传统科学观的看法，科学的发展必定带来人类社会的无限进步，这种观念的由来可谓历史悠久，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就是一个杰出代表，他的《人类进步史纲要》就是这个理念的很好的表达，它指涉了科学在快速上升时期人们没有经过反思的乐观情绪。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两次世界大战，这种关于进步的观念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怀疑。也许更为深刻的是，此时，整个资本主义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转型，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按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科技的使命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已经从最初的解放使命蜕化为追求效率与权力的手段。科技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指标，也是主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种无声的标准，在这个转变中渗透了知识/权力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宰制，出现了福柯所谓的“人之死”的可怕景象，进步观念的异化导致人类社会出现大面积的失范现象。环顾当下的中国现实，不难发现在效率与公平之争的背后，隐藏的理论旨趣就是传统科学观的致命的自负。在这种进步观的导引下，我们只注重工具理性，而有意忽视了价值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利奥塔尔指出，现代科学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因为科学所承诺的宏大叙事已经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大凡进入到科学行列的学科，都在经历着由“显学”到“官学”，再由“官学”到“霸权”的演化谱系，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是传统科学观发展的必然。抛开传统的自然科学学科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如科学化程度还不是很高的经济学，极力标榜脱离人文学科的程度，在整个国家的改革发展中日益彰显出其科学化的霸权，现实已经揭示这种科学观的可怕后果（国内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名义对中国改革开出的诊断处方，完全置科学应有的客观公正与做人的良知于不顾，导致社会公正的缺失，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整个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造成今日中国社会时刻有出现失范的风险。这样一个以科学名义编织的城堡，仅郎咸平一人就几乎把这个神话城堡一夜之间推倒，可见人们对传统科学观的一种真实心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反动。那么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实践层面上又指涉了哪些诉求呢？换言之，以“科学大战”为标志的后现代科学观到底为何而战呢？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成两个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首先，“科学大战”争论的双方，是为一种信念而战，而非科学之间的战争，正如清华大学刘兵教授指出的那样，这只是一个隐喻的说法而已。从挑起这次论争的索卡尔到反对方的辩护，皆是为了捍卫一种关于科学的信念。没有人反对科学，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这场争论还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关键是第二个层面的争论指涉了诸多不同的理论旨趣与诉求，因而才使得这场争论迅速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遗憾的是并没有人对这些诉求进行分类，导致不同诉求之间的争论热闹非凡，而结果并没有达到双方的沟通与理解的目的。
　　在笔者看来，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无论支持科学的信念还是消解科学的信念（如ssk学派的工作）都是没有经过严格的确证，因而都无法成为一种可靠的知识。纵然支持科学的一方成功了很多次，但是无法保证永远成功，这是一个归纳逻辑问题。后现代科学观则采取了反证法，既然我们不能穷尽传统科学观的所有成功案例，那么，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传统科学观的信念。由此导致了双方无休止的争论，其实双方的论证都有合理的成分，这也是当前人们呼吁两种文化进行融合的理论基础所在。关于第二个层面的争论显得更是复杂，大致分析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理由：1学理层面的争论。即科学可不可以成为人文学者研究的对象问题，这方面国内当以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为代表，近来兴起的科学元勘以及人气很旺的ssk学派，就是基于这种学理层面的争论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借用巴恩斯的话说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恰恰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通过这种研究揭示出科学就是人类诸多理性活动中的一种，它并没有像我们习惯中认为的那么神秘，这样就为人文社会科学争得了与科学平等的地位；2合法性层面的争论。这是大多数人文学者赞同后现代科学观的深层理由，在科技为主导的社会，科技准则成为人们衡量一切行动的惟一准则。而按照这种标准，许多人文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一些人文学科被迫以向科学看齐来获得承认，结果导致人文学科的解释功能全面退化，更为严重的是人文学者处境日益艰难。鉴于这种现实，许多人文学者以坚持后现代科学观来为自己学科的存在争取合法性，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3这场科学大战也是双方之间利益与权力博弈的体现。从世俗化的角度说，在经济社会中“经济人”的假设是解释人类活动的最好模型，因而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能行为，但是，由于科技所潜藏的巨大工具价值，致使支持科学方的人士，在整个社会的科技资源分配中具有了绝对的垄断权，而后现代科学观的支持者，面对这种博弈结局十分不满，则极力要打破这种资源垄断的局面，为自己的生存争取资源，因而反对传统科学观的霸权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角度，也是自身处于被动环境下的一种必然的反应。这三种内涵的排列顺序，反映了论战双方的由表及里的控辩演进路径与策略，最终目的还是要体现在对人类自身的自由与解放的关注以及资源的分配上。

　　科学大战的讨论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所涉及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几次会议，几篇文章就可以解决的。遥想81年前，学者张君劢先生挑起的“科玄论战”，时至今日仍然不时听到那时声音的翻版，然而，每一次这样的论战都让我们加深和修正自己的观点，对科学的理解就是这样逐步深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大战所揭示的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首先，传统科学观为我们树立的科学形象是有缺陷的。其次，目前学科之间的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已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再者，在科技政策的制定以及科技资源分配中存在的严重不公平现象时刻都在无形中孕育新的科学大战。一个和谐社会的有序发展不仅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参与，还需要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力支撑，因而构筑一个合理的文化融合的场域，就成为消除科学大战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卫社会（福柯）。这是每个公民和学者的责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种文化融合的前景并不乐观，正如安德鲁．皮克林指出：“长久以来我们悲观地注意到，科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领域。其间存在着彼此的相互贬损与职责。实现一种综合的前景极不乐观。围绕它们周围以及介于它们中间的深渊和裂隙已经进入科学客体的最基本的概念层面。”[3]


三 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辩护

　　在为后现代科学观进行辩护之前，需要指出当前存在的两种错误认识：其一，科学大战彻底终结了后现代科学观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其二，科学是不容怀疑和反思的绝对真理的体现。坦率讲，这两种认识都不是对科学的正确认识。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那么这场科学大战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将在短视的争吵中大打折扣。
　　如果我们把思考的基点放在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就会发现传统的科学观在当前已经面临一种片面化发展的倾向。现代科学观的出现是奠基在启蒙运动以后所萌生的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那个时代的背景是整个社会要完成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传统的科学观对僵化的封建思想以及虚妄的神学观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对于推进整个社会的变革以及人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种后工业化社会，传统的科学观原本具有的解放功能基本上丧失殆尽。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后现代科学观的出现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法国学者利奥塔尔指出的那样，在后现代社会，科学面临着合法化的危机，换言之，传统科学观所承担的思辩的叙事与解放的叙事的功能都已经无法完全实现了，联想到当前科学的现状，一方面学科的高度分化与专业化，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存在高度的综合，导致现代的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只能是专业人员和工程师，而恰恰无法培养一种关注社会与人类命运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能完全拒绝后现代科学观的出现吗？
　　反观这场“科学大战”的实质，不难发现它指涉了两种文化在当前的矛盾和紧张的状态。换成菲利普.基彻的说法就是：代表传统科学方的实在论——理性主义群体与代表人文方的社会——历史主义群体之间的矛盾。显然，这里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科学。对此，只需考察一下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发展的演进轨迹，就可以粗略地反映出问题的本质所在。科学在近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完成了由解放功能向压抑功能的转变，人们开始对传统科学观产生怀疑与反思，这个过程类似于黑格尔的辨证的否定的过程。它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和提高，这恰恰是人类理性成熟的表现。为了准确地认识两种科学观，需要引入效果历史意识的分析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与凸现后现代科学观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作用。
　　如果我们把科学理解成一种历史流传物的话，那么对它的理解就包含一种前见，而这种前见内化于我们的意识中，成为一种不易被发觉的预设。对此伽达默尔认为：效果历史这一要素在对流传物的所有理解中都起作用，即使在现代历史科学方法论已被广泛采用的地方，以及这种方法论已使历史的生成物和历史的流传物沦为一种如实验的检验结果那样的“凝固起来”的对象时，效果历史这一要素也仍然在起作用。鉴于这种考虑，对于科学，我们的日常理解也应该遵循这条原则。科学哲学家汉森已经明确指出：观察渗透理论。因而传统科学观所认为的科学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是不会出错的等都是一种理论预设，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证。因此，索卡尔的诈文事件，暴露了科学方在整个事件中忽视科学的历史性存在的特点，进而没有意识到前见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而他们的结论就不能为正确理解科学提供一种可行的道路。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谁因为他依据于他的方法的客观性并否认他自己的历史条件性而认为自己摆脱了前见，他就把不自觉支配他的前见的力量经验为一种背后来的力。凡是不承认他被前见所统治的人将不能看见前见光芒所揭示的东西。”[4]因此，可以说，现代科学方自始至终没有反思他们自身存在的前见的可靠性，进而没有考察构成这种前见的诸要素的可靠性，尤其是在科学近几个世纪的巨大成功面前，这种科学原本具有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被遮蔽了。从生存论的角度来说，科学的概念也是处于发展中的。正如ssk学派的主将巴里．巴恩斯等人在总结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史时曾指出：“那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反对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观点，这些观点把科学视为人类活动的独有形式，认为除了把科学描述为理性的东西的暗示外，对于理解科学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经验。”[5]对此，我们认为索卡尔精心策划的诈文事件反映了科学方的两种心态：其一，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基本上是主观臆测，没有任何价值，只能造成相对主义的泛滥；其二，科学是非常专业化的学科，尤其是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经验，因而外人无权对它说三到四。对于第一点，索卡尔的论证并不充分，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形成不是一夜间出现的，自从科学作为一种建制出现以来，它像许多其他行业一样，日益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它的发展也日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出现恰恰是对当前科学的实际生存状态的一种真实描述。至于第二点是一种事实，也是表达科学方狂妄心态的最好理由，问题是现在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很少甚至无力从宏观上反思科学的本质，他们日益陷入一种狭隘的专业偏见中，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景就是这样的。而后现代主义者，虽然没有那么专业化的研究，但至少保持了视野的开放性。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如果严格性是从那种努力方式中——凭借这种努力，知识总是遵守着与存在者之本质要素的关联——获得其本质的，那么精确的思想就决不是最严格的思想。精确的思想仅仅系缚于对存在者的计算。并且唯一地为此而效力。”[6]可以说，正是由于现代科学对精确与专业化的追求，它日益失去对科学本质的理解。十九世纪末，尼采已经发现现代科学观的发展将造成一种虚无主义的流行，而虚无主义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危机，这也是胡塞尔所谓的欧洲科学出现危机的根源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科学观正在唤起被现代科学所丢失的东西。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后现代科学观已经不是某个国家内部的观念了，而是一种遍及全球的思潮，这恰恰表明在以“时空压缩”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全球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观念的全球化。但是，不容质疑的是，以索卡尔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科学观的确很尖锐地指出了当前后现代科学观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一些极端的后现代科学观直接导致了普遍的怀疑论倾向的抬头以及相对主义的蔓延等问题，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的。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菲利普.基彻指出的对四种教条主义的无限制夸大，即：“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书写。”[7]这也说明后现代主义科学观，一旦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也就完成了自身意义的否定。这的确是后现代科学观面临的重大原则问题。对此，菲利普.基彻指出：“如果我们走向极端的建构主义，否认理性、证据和真理的概念，那么将存在一个对科学的可怕的反讽…如果我们希望从各种阴险的知识赝品中寻找出有价值的科学，我们就需要理性、真理和进步的范畴。”[8]我们为后现代科学观辩护旨在使两种文化更好地认识与反省自身，并且避免任何话语的具有垄断地位，倡导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对于两种文化的融合来说，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科学观的争论，对于我们建设具有批判功能的开放的公共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抛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爆发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谈，近期关于科学观的讨论至少可以从2000年以后算起，这次论战是围绕科学主义展开的，相关的文献非常多，这里暂列几篇影响较大文献，也为有兴趣的读者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如江晓原教授的《科学本身不可以被研究？》科学时报2003/1/24、吴国盛教授的《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科学时报2003/4/4、田松博士的《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科学时报2003/8/8、肖显静博士的《在中国究竟要不要反对科学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9）、李侠、邢润川的《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的危机与局限》学术界2003（2）、何柞庥教授的《我为什么要批评反科学主义？》科学时报2004/2/13、龚育之教授的《科学与人文——从分割走向融合》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刘华杰博士的《也说说反对“科学主义”》科技中国2004（12）等，相关的资料非常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浏览下面的网站：/readnews.asp?newsid=398以及从等搜索网站打上关键词，可以搜索到很多这方面的文献，这里不再赘述。
[2]胡军．知识论引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32．
[3]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m]．邢冬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257．
[4]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m]（上册）.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463.
[5]巴里．巴恩斯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m]．邢冬梅、蔡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6]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60.
[7][8]诺里塔.克瑞杰.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化曝光[m].蔡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52-58、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