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而随后的德国启蒙运动把“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作为直接目的。
　　康德指出，两千年来的形而上学并未成为科学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没有预先批判它自己的能力。他认为。建立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要研究普遍和必然的知识的可能或不可能、来源、范围和界限，必须考察或批判人类理性，通过考察理性一般的能力来保障理性的正当要求。他所探求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对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因为他认为，“后天知识”作为根据个人经验、一时知觉得来的知识，并不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他为此把先验自我意识看作一切知识的条件的顶点，进而来规定和综合所有的经验材料。实际上，他依然要“找到一个不可怀疑的原点，然后从那里出发去解释一切”。
　　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论文联盟http://，黑格尔突出强调了哲学的职能是要“了解理性所据以活动的规律或必然形式”，并着重指出，一切存在物的真理只存在于理念中，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有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只有从概念上，通过概念、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我们才能认识事物中的理性，而世界、理念、理性、概念是活动、运动、演化的过程。为此，他主张在意识过程中，通过研究和理解其中的理性去如实地剖析认识自然和整个经验世界。其结果便是，活生生的现实的历史被他归结为高度思辨的逻辑，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在黑格尔看来也只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一个环节，自然界也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绝对精神回到直接性的结果。显然，“在黑格尔这里，世界的本原就是自我意识，万物产生于它又复归于它”。
　　
　　二、马克思哲学革命：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超越
　　
　　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形成与发展虽然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但从古希腊早期对第一原因或终级原因的孜孜探索开始，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发展历程表明，追求和把握知识的确定性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希腊一基督教传统)的永恒主题，而这是通过基于两个世界的划分并把理论和逻辑支点始终指向理性本身来实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说到底就是一种彻底而纯粹的理性主义：首先，它是一种理性的世界观，认为宇宙和人类历史是一种唯理的、有目的的秩序，这种秩序是理性的表现，完全能够为理性所理解。语言、法律、国家、道德和宗教等一切事物起源于人类理性，只要扫除迷信，用理性之光清除在历史过程中混入其中并使之败坏的反理性和偶然的因素，即可辨明万物并获得真理；其次，它是一种先验的理性方法论，旨在从一种先于并独立于所有经验的视角出发来规定知识的条件，通过这种先验哲学来完成知识确定性的探求，并突出强调把解决问题的路径寄托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性和逻辑的自我完善。
　　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价值诉求在其现实展开环节，呈现出了如下特点和理论局限：(1)它通过对世界终极目的和原因的本原追问和不懈探求来解释世界，但却诉诸理性决定论的思维范式。就此而言，连经验主义者培根也认为，“形而上学有两种职能：即发现物体永恒和不变的形式，探讨目标、目的和终极因”。但这种探求却是试图通过从现实世界的外部而非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尤其通过把具体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某一终极的理性或自我意识来完成的。(2)其表现为对感性世界和超感世界的截然划分和对立，以及在此前提下的理性崇拜和盲从。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自柏拉图以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与之相区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它从两个世界的划分中走向了对规律、定理和理性的崇拜和盲从，逻各斯、理性被认为是真实的世界本原和人的本质存在，这样便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陷入无法破解的哲学危机。(3)其在世界的主体建构方法上同样具有局限性。它把知识局限在观念、关系和精神存在物的范围以内，认为“我们所觉知的东西是主体的、我们的、我们所是者的以及作为经验主体的我们形成我们的经验内容之方式的一个功能”。这种观点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在观念哲学中强化，从而导致了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社会生活被看成是绝对精神自我展开的环节，使得哲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纯粹思辨的领域而失去了现实根基。(4)其局限性表现在以价值悬设和个体启蒙意义上的伦理拯救来实现人和社会的真正解放。由于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或抽象人性，人类解放的途径就只能诉诸理性逻辑的自我完善、个体的精神解放或者走向规范伦理意义上的个体性世俗化拯救，甚至寄希望于上帝的救赎，以此来达到拯救社会的目的。
　　显然，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在达到传统形而上学发展顶峰的同时，也导致了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而这也许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范式的自身局限和自我解构，催生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对传统的继承与批判中展开的，马克思哲学同样如此。马克思哲学建树的起点，面对的是19世纪初宗教氛围浓郁、西方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文化环境，尤其是持续两千余年并不断得到强化的希腊一基督教哲学传统。在马克思看来，诉诸单纯的逻辑理性只能停留在“解释世界”上，难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真正自由，形而上学史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其批评史的形成过程。在西方哲学史的演进过程中，一再自称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不乏其人，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乃至晚近海德格尔对回归“存在”的强调等等，都是在宣称已经终结旧哲学的基础上诞生其“新”哲学的。而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更突出表现为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遗产全盘否定态度的持续出现，尤其在以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为代表的思辨哲学达到登峰造极之时，终结理性主义哲学的呼声也最为强烈。但由于秉承并坚守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大多数西方哲学流派不可避免地重新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泥淖。
　　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所解构和颠覆的直接对象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左派哲学以及观念哲学的种种理论表现形态。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深层指归之所以表现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和超越，是因为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出于“真正使哲学成为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的执著信念，把无产者的解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探求作为其哲学研究的主旨，主张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特别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此，马克思哲学既不像抽象的经验论者那样致力于对“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像唯心主义者那样诉诸“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试图描绘出“处在现实的……在一定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