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题要] 红色经典作为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模式，内含了青春性和成年性的统一。本本认为，当下人的三种意向，对历史总体的重塑，对理想的重温，对人性丰富本质的识认，以及这三种意向本身的复杂性，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结果，及其被讨论，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红色经典，历史重塑，理论重温，人性丰富，
abstract: red-classic as an art pattern in china during 1949 ～ 1976 is a complex unit of youth and adultness of that time. three intentions in the present people’s minds, rebuilding-history, recalling-idealism and complex-nature of human, have influenced the action of recomposing red-classic and more or less determined the effect of the tv series of red-classic and the discussions on them.
一
2004年，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等，轮番出场而一再“失利”，引发了观众、业者、管理者、学术界等方方面面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WwW.11665.coM据广电总局统计，2002年至今，已拍、正拍、规划要拍的属于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有40部共850集。一再的市场失败，热烈的理论讨论，正欲不断涌向屏幕的作品，这一文化现象，向我们呈现了一些什么呢？
二
红色经典，从学理上看，盖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第一，是在一个五色的当代环境中对一个红色时代的重现。第二，这种重现是通过对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的改编而进行的。三，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主要是指共和国前期（1949～1976）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
为什么需要甚至热衷于红色的重现？这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它体现在重现者对市场评估上，对品牌的利用上，对观众趣味的把握上，诸如此类的因素还可以罗列更多，但都可以集中到一个更基本的点上：体现了当代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人们希望进行一种新的回望，重看和体会一种经历者被深深感动过，未经历者又能够为之感动，而无论是经历和未经历者又都还没有被真正把握住的东西。从回望这一视角放眼开去，红色经典与一大批改革开放后其它作品联系到一起来了，如描写红色领袖的作品，描写解放战争大战役的作品，描写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在回看上与红色经典是一样的，但又与红色经典不一样，这就是红色经典内蕴了一种时代心态的原汁，这种原汁是与之有了时代距离的改革后的创作所无法呈现的。非得要通过经典改编，借重于经典的，正是这种原汁。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回望，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历史的民族，中国的历史又是一个最有规律的历史，古代史很有规律，现代史同样很有规律。在中国，虽然北京猿人可以追溯到50万年，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仪式证明了文化的开始，但8000年前的岩画、陶器、玉器的出现，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正式开始，不妨以伏羲女祸来代表。从8000算起，正好每2000年一个大节奏。6000年前与仰韶文化相当，是从黄帝开始的三皇五帝时代；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开始了夏、商、周三代；2000年前，秦王朝建立，从秦到清，是中央集权的王朝时代。四个2000年，正好划分四个大时代。2000年这一数字，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大节奏。从夏朝开始，节奏加快，这时记住500年，就记住了从夏到秦的历史：夏，约500年（公元前2070-1600）；商，约500年（公元前1600-1046）；西周，约300年（公元前1046-771），[1]春秋战国，500年（公元前771-221）。这里只有西周是300年，由它进入春秋战国的转折时代。进入秦以后，只要记住300年这一数字就行了。秦朝约20年（公元前221-207）可以忽略不记，西汉约200年（公元前206-公元24），东汉约200年（公元25-220），共约400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处于与转折相连时期，略多100年；魏晋南北朝，约300年（公元220-581年），隋朝30多年，与秦同，可以忽略不记，唐朝约300年（公元618-907）；五代60年可以忽略，宋朝约300年（公元960-1279）；元朝约100年（公元1271-1368），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有所变异；明朝约300年（公元1368-1644）；清朝约300年（1644-1911）。整个古代史的历史周期节奏可列表如下：
2000年周期 8000年前——伏羲、女娲
6000年前——三皇五帝
4000年前——夏
夏， 500年 500年周期
商， 500年
西周， 300年
春秋战国，500年
2000年前
汉， 400年 300年周期
魏晋南北朝 300年
唐 300年
宋 300年
元 100年
明 300年
清 300年
中国现代历史在演进节奏上也是很规律的，基本上显为20年一次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现代性，过20年，是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再过30年；是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过20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过约20年，1927是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过约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约2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过约10年，1978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路线，过20多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准备全面融入全球一体化。这种有规律的历史节奏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回望具有了一种很深的意味。
既然回望，为什么不回到经典本身，而要通过改编？历史的距离使改编比原著有了更多期望点。从思想上看。历史之间具有一种思想距离，一个时代要反映自己时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而在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回望中就可以看到；从媒介形式看，红色时代主要是处在印刷时代，印刷形式的小说是其主导形式，当下时代是电子时代，电子形式的电视是主导形式。本来，红色经典包含一切红色时代的各类艺术形式，文学、音乐、美术，但最能与电视形式对接，又最与思想的展示相合的，是叙述性作品，因此，红色经典涌向电视屏幕，就是面向最广大的观众，就在进入当代艺术的主流形式。电视剧形式，就有原来小说电视的文化厚度，又有时代的崭新关联。正在红色经典改编正电视剧的时候，它的成败引起最大社会关注，成为了一个热烈讨论的文化论题。
红色经典的核心是它体现了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一个时代的心灵和主调都艺术地凝在一种模式上。一种历史此在性的原汁，也正是附在文艺模式上。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模式。其主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一种中国现代性的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理想构成了作品的强光。第二，为了高扬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把矛盾冲突作为一种主旋律。矛盾冲突不但是中国现代性的主题，也是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也构成了红色经典戏剧性情节的主调，敌我的对立斗争和敌我分明的道德评价构成作品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既定方式。第三，这种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突出，对矛盾冲突的情节营造，对善恶分明的人物安排，使得作品中人的丰富性被进行了一种艺术性的必要压抑。同时使得历史的丰富性被压缩形成了一种简单的神话性结构。
红色经典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共和国前期对共和国之前的革命斗争的重写，初一看来，它们是写以前的历史，而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写作时代的历史。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过程中一个前所未来的成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后的一次空前胜利，是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分裂状态的第一次结束，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个醒目的标志。共和国的成立带来的新感受具有一种青春性。但共和国的成立又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和精心筹划的结果，它又具有一种成年性。可以说，青春性和成年性构成了共和国前期互相作用的因素，从这一角度看，在红色经典里，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是与共和国的青春期激情相关的，对人性丰富性的有意识压抑是与共和国的成年性的计算相关的。只理解青春性一面而不理解成年性一面，不能深识红色经典，同样，只样只理解成年性一面而不理解青春性一面，也难以深识红色经典。除了青春性和成人性之外，共和国前期的国际环境，先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对立，后与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对立，都在强化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斗争性。而且在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和文艺美学中，文艺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复杂性，也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可回望性，红色经典成了让当下时代的人们回望历史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路标。
三
然而，改革开放26年，当下时代的人们离红色经典所由存在的时代已经很远了。如果说，当年红色经典对革命斗争史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当年”而对当年以前的回望；那么，今天重编红色经典则是进行一次对回望的再回望。这一次回望，不仅是与时俱进的主流思想对以前的回望，还有学者们从历史真实角度对以前回望，还有经历者从今天的思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当下艺术趣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娱乐圈与市场需要对过去的重新利用……因此，初一看，红色经典,由于关联到方方面面而有巨大的艺术和市场潜力，仔细一想，正因为关联到方方面面而转成了一个最艰难的艺术求索。回望是在当下的回望，它满足的是当下的需要。完成这个艺术求索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满足，完不成这个艺术求索则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挫败。
那么，在这一回望中，或者说在回望过程中，当下的人们最要想获得的是什么呢？大而言之，有三种需要：第一，是对历史作一总体重塑的需要；第二，是对理想主义重温的渴求；第三，是对人性丰富性本质的重认。
这一节主要讲第一种需要，当中国现代性已经走到今天的时候，从今天的高度到整个中国现代性历程进行一种新的总体认识，已经变成一种需要。这一总体认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多方面的，需要历史型文本（史料体系）、哲学性文本（观念体系）、也需要文艺型文本（形象体系），红色经典正是进入这种新总体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说过，通过红色经典进入历史与通过直接的现代重写（如领袖剧、战争役剧、革命剧）进入历史，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正如能否很好地重写历史对中国现代性继续前行是非常重要的一样，能否较好地重写红色经典已成为考验当代艺术家和当代人的趣味的一个标本。怎样让红色经典的重写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总体思考呢？中国式的重写历史的样板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不妨以紫禁城为例来看中国式的历史回望与重塑的统一。
明清的京城是按照《周礼》的理想建成的，《周礼》是中国京城模式的定型，这个定型是通过几千年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而定下来的，在定下来的这个型里面，包含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重写定位和对自己的现在的理想结构。中国历史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表现在建筑方面，可以说有四个大关节，一是村落空地的中杆（图腾柱），这时的文化是以图腾为中心的观念体系，二是村落中心的坛台，这时的文化是以主神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三是城市中心的祖庙，这时的文化是以祖宗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四是以宫殿为中心的建筑群。[2]这时文化是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当《周礼》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建构自己的京城模式的时候，它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的呢？以帝王的宫殿（太和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否定了以宗庙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吕氏春秋》说：“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就是描绘的以宗庙为中心的国-宫-庙三层的京城模式），但是对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仍对宗庙表示了最大的尊敬，祖庙被安排在天安门东面，仍然的依时祭祀。同样，从紫禁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宗庙中心否定坛台中心的时候，对坛台仍然表不了最大的尊敬，这一尊敬在宫殿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西的社稷坛和京城四面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同样，从紫京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坛台中心在否定空地的中杆中心的时候，仍然中杆保持了最大尊敬，这一尊敬在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华表上有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华表的身上有表示天的云彩。因此，中华民族从原始向理性的演化，一方面是观念上的大变，从图腾到天神到祖鬼到人王，另方面却不是一个否定一个，而是每一个对者前一个保持了最大的尊敬，并把它在自己的体系中放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样对使自己有了一个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承传，又把每一段历史放好了一个位置。把这个位置放好了，《周礼》的京城模式就出现了，民族的总体定位也形成了。以紫禁城的实例，可以知道，如果红色经典与中国现代性以来的历程的定位有关，那么，把红色经典改编好了，中国现代性历程其及总体性也就很好地呈现出来了，而一旦体现出来，就没有再进行改编的需要和冲动了。如果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性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定义，红色经典的改编结果也没有满足方方面面的渴望和期待，改编红色经典的冲动就还会出现，因为创作者总认为自己还能在上面加补上一些红色经典本来缺少的一些东西，而为当代观众增加一种新观念，以完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性总体认识的需要。从这一个角度看，红色经典的改编，无论成功与否，呈现的都是当代中国人重塑历史也是重新定义当下的一种活动。
四
现在讲红色经典后面的第二个动因即对理想的渴望和第三个动因即对人性丰富性的重识。这两个动因，虽然与第一个动因一样，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刻的观念和心理内容相连，但同时又与红色经典改编的具体艺术问题结合在了一起，是一个更为复杂更难讲清的问题。
红色经典包含了一种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革命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有一个真诚时期，而当从真诚的革命转到具体的建设，从一个浪漫时代转向一个现实功利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会或快或慢地消逝而去。虽然每一种浪漫主义里面都包含着乌托邦性质，甚至包含着各种杂质以及各种虚伪、仇恨、阴谋，但一种理想的真诚性和青春性还是很明显的。正是红色经典里包含着这种与真诚和青春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使一个身处世俗化时代、物质化时代、娱乐化时代人会在一些时刻猛然心里一动。那使人心里会怦然心动的东西使人走向红色经典。
然而，红色经典本身又包含着它拒斥时代的一面，这就是由于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强调，而略少了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由于对斗争性的强调而略少了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绞缠性，由于对敌我阵营的鲜明区别而略少了人物动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缺失在红色经典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可信的，在一个精神氛围相距甚远的当下会被感受为是一种缺失。于是改编的方向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坚持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二在人物上增加丰富性、故事上增加复杂性，斗争上增加多样性。一句话，把一种红色时代的趣味与当下的时尚趣味接轨，把一种红色时期的简单性与当下的复杂性接轨。把一种红色时代的定性认识与当下的动态认识接轨。
然而，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红色经典改编，在2004的推出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管理者、学界、观众以对“失败”的经验总结，基本集中在三点上：
第一， 英雄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让原有的英雄形象得到歪曲；
第二， 反面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变得光辉起来；
第三， 故事情结不能在“丰富化”的过程中，迎合时尚，进行“爱情”等趣味性注水。
这三点，都点到了红色经典改编中的问题所在，但这一问题又不仅是一个改编中的技术问题，而与时代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而且与红色经典的内在矛盾相联。自改革开往以来，中国人的性格，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都在由以前的单一向多样，由类型向丰富发展，也可以说，是由一心一意干革命走向人性的丰富上面发展，这里的人性丰富仅只是相对一革命时代的单一而言，而且这里的丰富，还包含着各种负面的因素，正如当年的单一也包含着相当的负面因素一样。因此，人性所就有的丰富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当下所处地现实中和艺术中的这种丰富，显然不完全是的，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所理解的人性丰富，只是真正的人性丰富中的一种表现，一类显现，这种现实显示还不是、至少不等同于人性丰富本身。人性丰富的应有本质和人性丰富的现象呈现这一矛盾性正好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表现出来。红色经典改编中遭到激烈批评的“戏说”、“注水”、“情色”等，无不与用当前趣味中本还应该予以思考的人性丰富现象相关。我们希望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也希望通过使红色经典人性化，不但保持这一理想，而且把这一理想变得更有人性，但我们用以去改变这一理想的人性，却是我们这一个有限时代的人性，甚至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的多样性中的一种，属于时尚的那一种。而且这种时尚的人性丰富确实对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有所歪曲的。这样，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人们既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理想，也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人性。
这样，红色经典的改编遇上了一个双重难题。让红色经典适合我们现在的趣味，而变成一种穿着红色外衣的现在时尚，这是不行的，既然是看时尚，观众为什么非得到红色经典上去看，而让自己看完之后有一种受骗感呢；我们放弃自己的时尚而把红色经典完全保持在原味上，也是不行的，在共和国前期还显得是真实的东西，在现代其缺点的一面会更加放大，时代的距离会使其观众望而生畏。
五
然而，如果前面说是红色经典包含三种因素（对历史总体的重塑，对理想的重温，对人性丰富本质的识认）还是存在的话，还是尚在中国现代性演进历史过程之中的今天的我们心中的一种内在思想和情感需要的话，那么，红色经典会是一个永远的诱惑，让人禁不住要想去改编。在这一意义上，红色经典改编2004的“蒙难”，不管有多少具体的原因，从深层上来说，它呈出了中国当代人心中的一种“痛”。这种“痛”的存在，显示着中国人对自己现代性以来的历史，还未得到一个总体的体认，显示中国人对失去了的理想的不甘，显示了中国人对什么是人性丰富的困惑。因此，似可说，红色经典从表面上看，是让人回到过去，从内在里讲，是引出了一种回不到过去里去的痛。这种痛的根源是与当下的处境相关联的，在这一意义上，不妨把红色经典改编，看成中国人正在对重寻历史、理想、人性的漫漫途中的彷徨。还没有找到这三者之前，这三者还未真正满足当代人内心的需求之前，红色经典的改编会不断的涌冒出来，像一首在路上极为想唱而又尚未唱成好调的歌。
注释：
[1]夏商西周的年代引自《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2]关于该题的详细论述，参看拙文《中国古代建筑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载《文史哲》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