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角色行为中的文化传统初探

角色是指一个人占有的职位，以及围绕这个职位发生的一套权利义务、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行为指个人按角色分工的各种行为。每个个体在论文联盟http://组织内分担着两种角色，一是职务上的角色，二是正式团体中的角色[1]。中国医生角色行为蕴涵着独特的文化传统。
　　1 中国医生角色行为的文化传统
　　1.1 上医医国，利则生民——社会本位高于个人本位
　　春秋时期，秦国名医医和奉国君之命前往晋国为晋侯治病，在回答赵文子“医及国家乎”的疑问时，提出了“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的名言[2]。所谓医国，即指出时政之弊，提出为治之方。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医生就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范仲淹作为一代贤相，在论述良医时也认为医生 “能及小大生民” 、“利则生民”，具有与丞相治国一样的社会价值[3]。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年也是一位“良医”。时至今日，许多医学家成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正是“上医医国”这一文化传统的现代体现。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公立医院，医生以非营利性的方式向社会提供卫生服务，是当代中国医生社会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中国与西方国家对人与社会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认为个人与社会为对立本位，而在中国则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重心，消纳了这两方对立的形势[4]。WwW.11665.cOm中国医生在己群关系中有一种强烈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倡天下之大利，对国家民族有较强的社会从属感。“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救死扶伤”几乎成了全部医生的基本工作信条。他们对社会未来的负责胜过对自身付出的思考，始终将社会本位置于个人本位之上。
　　1.2 以德医己，以技医人——自我修养先于他人服务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医生必须自觉地磨练，修养高尚情操和品质。《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云：“凡为之医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5]明代名医陈实功[6]提出医生要一戒重富嫌贫、二戒行为不俭、三戒图财贪利、四戒玩忽职守、五戒轻浮虚伪，清代文学家在评名医徐灵胎时也道出了“德医并重，以德为先”的真谛，说：“纪称德成先，艺成而后，似乎德重而艺轻，不知艺也者德之精华也。德之不存，艺于何有？人但见先生之艺精技绝，而不知之事亲孝与人忠。”[7]这些都强调了医生不仅要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和过硬的临床技能，更要有优秀的道德品质，才能为他人诊疗疾病。
　　以德医己和以技医人，与医德的发展密切相关，即医务人员先是严格遵守医德规范，经过长期的实践，把外在的道德准则，升华为自身的道德修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凡为医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等几乎成了古今中国医德的凝固剂，塑造了历代医生的光辉形象。自我修养先于他人服务这一文化传统在中国医生这一职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1.3 仁爱济世，传道授业——道德追求大于社会索取
　　历代医家皆把“仁”作为自己行医的指导思想，把“济世救人”作为自己崇高的社会职责。“仁者，爱人。”[8]“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9]三国时期董奉“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造就了“杏林春暖”这一千古佳话[10]。晋·杨泉云：“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11]孙思邈把“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作为他的行医理念，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12]如今，许多医生“视人之病犹己病”，“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一切、为了一切病人”，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济世”的表现。
　　中国古代医术的传承主要依靠师承制度而言传身教，因此许多医生同时还兼有教师这一角色。中国自古以来非常推崇教育，欲大有为者，无不以得到名师的指教为幸事；而为师者，亦无不以得到高徒传授为乐事。儒家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宏愿，医家则有“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的传统，并有“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之宝训。金代著名医家李杲，为了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可靠的接班人，明察暗访多年，寻找品学兼优者，终于找到了罗天益，将平生所学，悉数传授与之。李杲还从经济上资助罗天益，使其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业中，临终前更将耗毕生心血写成的书稿交与天益，嘱其广为传播[13]。当今医学院校的老师大多为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医生，依然秉承着传道授业、教书育人这一优秀文化传统。
　　1.4 以信为本，以和为贵——中庸之道主导和谐交往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中庸”思想，倡导“信为本、和为贵”。“和”是说“中”要达到的效果，东汉大儒郑玄对“中庸”解释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14]《淮南子》云“天地之气，莫大于和”[15]，因此中医在实践过程中也以“中和”平衡思想为思维方法的主线。以和为贵，不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强调身与心的和谐，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和谐，并且还延伸到人内在的精神和谐。中国医生在交往过程中也具有这一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明代医家陈实功认为：“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轻侮傲慢，与人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如此自无谤怨，信和为贵也。”[6]不仅论述了医德，而且也昭示了中国医生在团体交往过程中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