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9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特有的政党文化。追根溯源，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内在源泉；近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外来流源；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传承，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困境，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思想精神新支点和新境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从学社、社会团体演进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进而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60年的政党。90年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长期积累和形成的，反映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和特征的政党意识形态、政党制度规范、政治心理和政党行为作风的观念体系——产生了凝聚力、影响力和不竭的活力。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形成有其源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在思想源泉；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思想的冲击和洗礼给予先进的中国人批判封建的武器，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知识和认识世界的另样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和传承，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出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困境，选择了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或精神支点。①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继承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在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一个具有千百年民族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随着近代社会发展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增添了新的文化元素，而且传统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近代社会发展中也得以激活、延续，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对文化的民族性的追求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及其政党文化生成的内在思想源泉。wWW.11665.coM
（一）近代中国传统思想的内部演变，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变与集结，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形成了思想上的新高峰，同时也出现了末流空疏的弊病。明清之际兴起了以经世致用的启蒙思想，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和世界潮流的关注。与此同时，西方强势文化大规模的传入，使文化融合的趋势成为近代传统的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汇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巨变下传统文化内部的调整和适应，为接受新文化积蕴了心理基础。明末清初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想。王夫之继承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宋明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清算批判，提出“实有”的范畴，否定了王弼的“无”和程朱所主张的“理”所虚构的超越物质实体之外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在认识论上坚持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到近代，改良派一方面传承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朴素唯物论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启蒙哲学不仅成为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据，而且成为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哲学基础。自从《礼记.礼运》构筑了大同社会理想，“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体现大同、平等的思想，长期为中国人倾心。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主义发展到近代，已经开始越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似和相通因素，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①
新式知识分子成长及其社会活动的社会环境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演变中，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从受传统文化熏陶到接受新思想，兴办传统学社到共产主义小组，发生了集体嬗变。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顾炎武、颜习斋、黄宗羲、朱舜水、李贽等，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开启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风气，激发这一时代进步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精神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李大钊就对李贽反封建精神尤为敬佩，在《民彝与政治》、《真理之权威》等文章中深切同情李贽的遭遇，肯定其反传统权威主义的精神。毛泽东在早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特别称赞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从杨昌济的课堂上直接了解了船山学说。毛泽东在学校期间星期日经常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1937年在抗大讲哲学时，需要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不齐，因而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
传统思想的背景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同时传统文化还会深藏在思想深处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甚至还相当明显。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力求学术影响政治，甚至通过学术团体影响政治、参与政治斗争的想法和做法。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学社林立的景象。新民学会具有典型的传统学社的特点，学会简章就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但新民学会也不是传统学社的翻版，而具有非常突出的时代特色。1918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等的信中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1]13。1920年5月，毛泽东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凇园开会，讨论新会友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同时入会必须经过旧会友5人介绍、评议部审查认可、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三个手续。这些表明，新民学会已经从传统学社向现代政党转化。与新民学会同时期的其他众多社团组织，几乎在同一时期纷纷发生分化和演进，如天津觉悟社、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等都从传统学社中脱胎而出，演变为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强烈和深沉体认，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民族特色。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逻辑里，文化上的主要任务或基本方面，首先在于彻底地反封建，注重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忽视中国民族文化的成就和文化的民族性、继承性。“华北事变”日本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共产国际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思想。30年代中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中国共产党及其“左翼”文化人，鲁迅、艾思奇等人尝试着辨证地看待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引起了关注。而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宣传运动的活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文学和文化民族形式的要求，1935年8月1日，中共住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标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初步形成。此时，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以《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中文海外发表，国内出单行本。文中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提法，“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是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了”[2]463，无疑透露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调整，促成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民族内涵。
二、近代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生成的外来流源
近代以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的挑战同时，西方思想文化也对中国人巨大冲击。在政治思想领域，民主与专制、民权与君权、西学与中学、改革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这些思想日益发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尖锐的冲突和对抗。西方思想的冲击和洗礼给予先进的中国人批判封建的武器，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新的视野、拓展了新的知识和认识世界的另样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