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调：传统文化  伦理性   宗法制‘索教   非理性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有三个特点?一是伦理与政治一体化——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石l二是伦理与宗教的互补——中国传统伦理的委身与选择?三是非理性——中国传统伦理的缺憾。由干传文化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具有一致性?在通向现代的今天?要真正从辩证法的意义上来扬弃。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厚重博大，到了近代却不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的机器文明，从此便开始了中华民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历程。而今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强大，人们又不时地回忆起那曾经令我们无比自豪和骄傲的、辉煌的文明史。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又将我们推人了深深的思考中，“西方:是唯一的，而不是普遍的”(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ol}}我们将如何应对?
    当今，面对现代化的未来，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似乎不再被某些人着成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我们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间题?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全球一体化趋势对民族传统的特性造成巨大冲击，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在融人国际大循环的同时又保有民族性?因此，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在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和文明相互激荡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传统文化重新回顾、审视、反思和定位。WWw.11665.CoM
　　　一、伦理与政治一体化:以“忠”“孝”为核心的宗法血缘制
    —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石
    在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业社会中，由“忠”“孝”所链结起来的宗法血缘伦理，始终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历史的变迁使中国社会由氏族制到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杜会结构的基本组织还是由血缘所链结起来的群体，而“忠”“孝”则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并最终形成了伦理与政治的一体化。
    “孝”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相对于家庭伦理而言的，它要求子对父奉养、尊敬和服从，表示的是封建社会里父子之间的人格隶属关系，也是父子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反映。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先改于父之道，谓之孝央0
    “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父老也。}f31
    “善事父母日孝。^iej
    儿女孝顽父母，赌养父母是人伦之常情，同时也是维系家庭伦理的根本所在。《孝经·三才》中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把孝抬高到“天经地义”的高度，因而“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儿子不孝是大逆不道，是最大的罪恶，《孝经·五刑》中也说:“五刑之数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对父母应做到“生，事之以}l ;死，葬之以札，祭之以礼。”闭《论语·学而》亦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因此，孝是一个人的根本，一个人如果是一个孝子，那他就能做好其他一切事悄。在《水浒传》中宋江之所以被称为“孝义黑三郎”，就是与他的孝有关。例如，当宋江杀了阎婆惜逃难时，接到其弟送来的其父亡故的假信时，“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为“不孝逆子”，这就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最深厚的人伦情感。从此，我们不难看出，“孝”这一伦理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伦理中.另一个重耍观念就是“忠”。其本愈是指对人对事的正当的心理状态或态度。许慎《说文解字》:“忠，敬也。”整个古代杜会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式国家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和氏族集团。在宗法性伦理的主导下的杜会结构中，家族、国家都是在家庭的基础上扩大而来，都带有一定的家族血缘关系。因此既然国是家的延长和放大，那么，作为家庭伦理核心的“孝”便可推衍为维系家族和国家关系的、根本的道德品质。一国之君即为全国大宗族的“宗主”或全国老百姓的“大家长”。君臣关系也是亲情关系延展。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孝”便扩展为“忠”。可见，宗法关系，既是血缘亲亲，又是等级尊严;既肃穆威严，又含情脉脉。[6]
    w孝者，所以事君也。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梯，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当“孝”进化为“忠”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伦理，首先就由敬父爱母延伸到爱社被国家，同时也把“尊尊”“亲亲”的价值观念和诉求扩大到整个社会群体中。这当然是人类社会集体梢神的伟大张扬，反映在民族意识上，则积淀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团结的祟高品德，表现为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这也是培养了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沃土。
    再进一步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出，由“忠”“孝”演变而成了两种关系:一种是父子兄弟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即社会伦理;一种是君臣上下之间的政治关系，即政治伦理。前者的主干是“父权”，后者的主千是“君权”。即用父权来维持血缘关系、社会伦理，而用君权来调整政治关系、政泊伦理。由此，以“君权”为轴心所形成的国家组织系统和以“父权”为轴心的社会组织系统—伦理和政治的一体化，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
　　　二、伦理与宗教的互补:伦理宗教化，教伦理化
    —中国传统伦理的委身和选择
    几千年来，以儒家伦理主体和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对于培养、形成和强化人们的伦理观念起了重要而深刻的作用，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宗教伦理化的过程。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主要包括夏商周以来的正统宗法性宗教，东汉产生的道教及外来的佛教。}"[10〕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必然要反映并维护它的社会基础，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即在儒学取得独尊地位的情况下)。
    传统伦理的任务，是为了确定、调整并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并使之适应以“父权”和“君权”为中心的封建人伦关系。而宗教则是将这种人伦关系神圣化(不是神化。对于这种情况，王沪宁认为，神化是指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神圣化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font)    在殷商时代，其时人事无巨细几乎都要通过占卜，求“老天”唱示。大至国家之间发动战争的大事，小至日常起居生活琐事，皆凭占卜而后行。稍加分析便可以发现，不论“老天”昭示什么、巫人怎么解释，最后还是由股代统治者发号施令。“老天”只不过是个幌子，为统治者的行动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而已。
    在周代，统治者不仅把一套宗法性的伦理宗教化、神圣化为天命所定的行为规则，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原则，即“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他宜称，既然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是天命之所定，那么上天对人间之事如何处理，便以人的言行动作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为转移。“上夭”因此便具有了伦理的属性，夭命里渗透着伦理的内容。“幻这样，宗教便伦理化了。

   在汉代，大儒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说，完成了伦理宗教化的工作，将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规范的集中表现:“三纲五常”，演绎为“道之大原出于夭”的神圣准则，使之具有了无比神圣的地位。同时，其他一切宗教如果要在中华大地上扎下根来，也必须把儒家神圣化了的这一套封建伦理规范作为该教的伦理观的基础，以此为准则去塑造该教中各个神灵的道德形象。[13)
    东汉以来的道教所宜扬的关于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基本理论，成了封建社会中人们遵守和实践封建宗法伦理的巨大推动力，是伦理宗教化和宗教伦理化得以实现的重要契机。而外来的佛教在经过长期的进化和融合后，不仅完全接受了“三纲五常”的封建宗法伦理，而且佛教本身所具有的“灭欲净心，忍辱无争”等道德规范也来维护封建制度。再加上其所特有的那一套“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信仰，起到了传统儒家伦理学说所不能起到的社会作用。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役有宗教调动“各路神仙”来宜传儒家伦理，而仅仅靠孔子、孟子那样完全通过世俗教育的手段，儒家伦理观念是不可能那样深人人心、根深蒂固的。“在这方面，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故事，胜过许多卷‘子曰’‘诗云’的孺家经典教条”，“没有宗教化的伦理道德，枯澡无味，僵死无力，既不神秘也不神圣”，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运行的动力。宗教所神圣化的伦理是以儒为主的封建宗法伦理道德，这样，便把封建宗法伦理道德及其下面的种种人际关系和封建宗法制度，用神圣化了的伦理‘混凝土’预制起来，变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便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超稳定的结构体系中，被驯化为儒释道的信奉者。^[14]
　　三、非理性:伦理的绝对化和人的个性的泯灭
　　—中国传统伦理的缺憾
　　所谓非理性，不仅仅是指传统伦理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自身所包含的价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错误和功能上的悖谬，更主耍的是指由其价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错误和功能上的悖谬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的失落。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就其所涵益的某些价值和精神来说，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仍然有粉闪光及合理的成份，即使在我们迈向现代化的今夭，也仍需保持和发扬。中国传统上以家族和宗族为墓础、以杜会群体为本位的价值趋向和诉求，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凝琅和整合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所具有的巨大历史局限性，特别当这些伦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进化中被片面化和绝对化后，它的许多真价值、真精神被“阉俐了”，[ is〕变成了值死的教条，缺乏理性，导致了人个性的泯灭。
    在孔孟时代，孺家文化的伦理观念还是充满理性精神的。但是到了汉代孺家手里，就变成了片面的关系和义务。例如，早期儒家虽讲“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但他们仍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充分肯定了人的欲望和人的价值。可到了汉孺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则便成了绝对的东西。父为子纲，儿子就要听父亲的，儿子做错了事，父亲可以动用家法，打死也不犯法;夫为妻纲，妻子就要听丈夫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君为臣纲，做臣子的就要服从国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由此，这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伦理规范湮没和抹煞了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当它作为一个社会的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被绝对化和片面化时，自我存在和自我实现便无处可寻。
    宋代程朱理学家们所提倡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泯灭个人欲望，维护封建伦理，不允许“我”惫识的存在和出现。只承认伦理道德和群体价值，不承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这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主体的失落，人的失落和人的价值的失落”。[160〕说到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现在人们常常叨念诺贝尔奖，其实我国至少有一次机会可以评上，那就是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科研成果。可那时国人好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号称“要上一齐上，要下一起下”，提交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名单上的发明人竟有14人之多，而诺贝尔奖只奖励有突出贡献的1-2人，最多不超过3人，结果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这一事件在今天看来犹如一场闹剧，靠这样的方式来满足自豪感，张扬集体主义原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自我嘲讽!
    因此，由于儒家伦理的绝对化，使它丧失了原来生气勃勃的精神，走向没落和僵化，陷人了非理性的泥淖。尤其是当这些伦理规范转化为一整套超稳定的、维护传统社会的文化制度和价值体系时，它就不仅限制了个体的天性和理性的发挥，更成了社会、国家、民族进步的绊脚石。因而，必须打碎这些非理性的伦理规范—束缚和禁锢人们头脑的沉重的、精神枷锁，必须从这种愚昧的非理性的伦理中走出来，走向科学和理性。
　　四、结论
　　我们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文化当中?都能看到一个悖论——文化的悖论?但却是一个合理的悖论?这是文化内部的碰撞?是文化发展的催化剂?正是有了这个悖论?才使得文化像长江和黄河一样奔流不息——现在也是这样。历史往往以其惯性力影响后世?传统伦理道德在当代实际生活中?依然对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起着相当的制衡作用?但由于其“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一致性”?117 j它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相适应?传统伦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渗透到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构成民族心理素质和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因素?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现在这种伦理已渐渐失去了它的维系力?而迫切需要一个它赖以建立起信仰的基础?“儒家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是早期对人这种自然存在的规律的认识。现在社会的发展预示着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否定之否定?历史的和社会的。”i t s]但同时?要真正从辩证法的意义上来扬弃?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的回响。